刘柠

近五六年来，国内出版的日本史著作明显多了起来，仅笔者过眼

者，就有不下十五种，有美国人的著作，日本人的著作，也有中国学

者的著作。有些是大部头，甚至是多卷本，积年磨一剑——数载才出

一卷（如《剑桥日本史》）。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项中，笔者yipindushu.com

独钟那类作品：作者未必是研究日本史的专家，其书也不是写给历史

系学生的教科书，但视界高远，史识宏阔，论证缜密，看似信手拈来

的史料，实际上无不经过挑剔的拣选，像职人手里的手工似的，打磨

得玲珑剔透，精致可人。反映在文本上，就是有料有趣，叙事生动，

一气呵成，毫无阅读障碍。

在谈论日本历史时，国人常引以为傲的一点是，最早关于日本的

文字记录源于中国的史书《魏书·倭人传》，甚至比日本本土的“记

纪神话”（即记述日本国起源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还早了五

百年。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事实的另一面，是中国尽管对

日本“知”之甚早，却浅尝辄止，“知”之不深。岂止是不深，长期

以来，甚至陷入思考停滞，以一种面对“蕞尔小国”的高冷来拒斥了

解，乃至酿成国人之知日与日人之知中的极度不均衡状况，至今积重

难返。对此，陈舜臣先生尝言：

中华即世界。……我们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离文明的

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如果

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

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

门面前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造成国人对日本隔膜的原因不少，笔者也并没有专门研究，但

是，窃以为其中有一条，怕是很难否认，那就是：缺少关于日本历史

的有趣读本。提到东瀛，国人至今对所谓“日本四书”津津乐道（即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戴季陶

的《日本论》和蒋百里的《日本人》），这也未免太过陈旧了。不是

说“四书”不好，而是说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主要是时代的局限，

而有些知识，也早已过了学术“赏味期”。以“四书”中公认最具有

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日本论》来说，对军国主义的构造和成因，书

中虽不乏精辟的论述，但作为1928年初版的著作，铸成军国主义失败

的最大试炼——二战毕竟尚未爆发，“化学反应”尚未发生，戴季陶

的某些结论现在看来也是难以站住脚的。

并非没有好的日本史著作，但一向缺乏学术性与公共性兼具、史

识与史趣相融合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人的日本史》不失为

一次成功的尝试。作为“通史”，这本书实际上是从近世写到今天，

确切地说，是聚焦从1600年的关原之战至“3·11”巨震后逾四百年的

历史，在时间跨度上，基本与赫赫有名的史学著作、美国詹姆斯·L.

麦克莱恩的《日本史（1600—2000）》相当。如果说，对日本和世界

而言，明治维新以降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一部“激荡的近代史”

权且借用吉田茂回忆录《激荡的百年史》的表述）的话，包

括日本何以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并跻身列强俱乐部的历史在内，其答

案，或曰历史“规定性”，其实已经埋伏在更早的历史——即江户时

代的历史中。

作者本是历史学者，却像一位导游似的，引领读者穿越四百年的

路线图，发掘那些隐藏在大历史褶皱中的细节，左右逢源，举重若

轻。很多乍看去似稀松平常的物事，恰恰构成了后来深刻影响社会的

某种文化的雏形，如幕府为了抑制地方藩主势力的发展，要求各地大

名隔年到江户居住的所谓“参勤交代”制度，是今天上班族调往地方

或海外分支机构工作的“单身赴任”文化的前身。今天“三都”（即

东京、大阪、京都）之间的文化差异，诸如“京都人细腻，大阪人贪

婪，江户人浮夸”，或“京都之人多矜气，重土地；大阪之人多杀

气，重财富；江户之人多客气，重官职”（均为江户时代学者广赖旭

庄语）等说法，其实未尝不是德川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遗留。而在

这种历史“细见”（日本专门详解历史文化细节的一类出版物）的过

程中，还对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及学界通识，做了一番正本清

源：譬如关于德川时代是否“锁国”的问题，作者认为所谓“锁国”

说，是“由欧洲人发明出来，又逐渐传回日本国内的”，是“一场历

史的误会”：

它反映的只是一部分欧洲人——那些无法进入日本的欧洲人

的观点。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德川幕府尽管不像当代的日本

一般开放，但也并未完全锁上国家的大门。在赶走了西班牙人与

葡萄牙人后，他们仍然保持与外在世界的来往，仍旧注意着时代

的动向。……与其说是锁国，还不如说是采取了一种“由中央政

府严格掌控的交流政策”。

事实上，德川时代的日本不仅没有“锁国”，反而留下了四个窗

口（松前藩、萨摩藩、对马藩和长崎），在通商的同时，维系与世界

的交流：长崎设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社区“唐人屋敷”；知识人热

衷学习荷兰语，从欧洲舶来的知识被称为“兰学”。其实，就连郑芝

龙、郑成功父子的坐大，也与幕府这种对外的姿态不无关系。近松门

左卫门写的一出净琉璃《国姓爷合战》，讲的就是郑成功的故事，至

今仍是东京、大阪歌舞伎座的保留剧目。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镇子——九州岛南端的平户（郑成功的出生

地）切入，以郑氏父子的“霸业”为线索，展开了17世纪以降，日本

从近世的封建社会到近代国家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叙事，生动迷人。

唯其“导游”是台湾学人，特定的文化身份决定了其不同于大陆人的

日本观——确切地说，是源于历史的文化关怀与观察视角的差别。如

他谈到郑成功时代，“是一个连结的时代”，“台湾与日本的历史，

也从那时开始，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互动与共鸣”：

曾经停留在台湾的西班牙人、曾与郑成功交手的荷兰人，都

曾到过日本，或者传教，或者做生意。郑氏政权在台湾期间，日

本也一直是他们相互往来的贸易伙伴。而在郑成功身后两百多

年，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更紧密地交织在一

起——在甲午战争过后，台湾变成了日本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

不承想，东亚地缘政治的磁力场竟然以如此吊诡的方式，把台湾的历

史与日本史揉在了一起，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缠萦绕，固结

难解。幸耶非耶？这，就是现实。

正如相对于一衣带水的天朝大国，日人常喜欢低姿态地自称“边

境人”一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也形塑了台湾人在凝视日本时，迥然

有别于大陆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说白了，就是边缘切入：他们并

不会，也无需颠覆以德川幕府及其后的天皇—中央政府为主景深的构

图，可同时，绝不会无视那些虽处于主景深之外，但从外缘融入画

幅，渐次改变整个构图的要素，如北方的虾夷地（即后来的北海

道）、南方的琉球（即后来的冲绳）、西边的朝鲜半岛及“满蒙”，

当然也包括最南端的台湾。过往的四百年来，正是那些日本本土之外

的“边境”要素，一再发酵，轮番进入主流的战略视野，动辄升级为

改变东亚政治地图的砝码。如此关注的视角和心态，一向是大陆的弱

项，甚至是缺环。

当然，所有历史读本，本质上都是历史叙事，并不等于历史本

身。但唯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在不同的视角间切换，以期“脑补”一

部全方位的通史，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这也是读史的主要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人的日本史》不失为脑补的道具，或引子，而

且是有趣的道具，有料的引子，可资校正、丰富我们对日本的认识，

从而增殖汉语思想。

年3月12日

于东京成田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