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儒学发展集中在晋武帝泰始至晋惠帝元康之间，这可以看作是西晋的中前期；此后随着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少数民族军事力量逐鹿中原而趋于消歇，这可看作为西晋后期。

三国易代之际的儒家学术对西晋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也孕育了许多西晋初期的著名儒者，如曾与何晏、孙邕、曹羲等人共同编纂《论语集解》的郑冲在晋代官至太傅；吴地儒者范平入晋前就以博学著称，入晋后屡召不起，而其三子范奭、范咸、范泉均以精通儒学获致显位；蜀地儒者文立曾入蜀太学，又师事谯周，精通三《礼》、《毛诗》，入晋后仕途通显，文名亦著。西晋儒学以曹魏儒学为根底，又吸纳吴、蜀两地的新增力量，迎来了儒学较为繁盛的时代。无论是精通儒学的文士，还是深受儒学浸淫的文士，甚或以反名教相标榜的玄学名士，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都能找到儒学的影子。

西晋文学发展基本上也因时代变局而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在经历太康文学的鼎盛阶段之后，又迎来了晋怀帝永嘉之际以刘琨悲慨文风为代表的新的文坛习尚。西晋儒学兴衰与文坛经由太康至永嘉风尚的转变基本保持了一致的步调，无论是纯正的儒学意识，还是玄儒共修的士人心态，在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都有显著的反映，对西晋文学复古与趋新的对立、绮艳到苍凉的递嬗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吴、蜀易代之际的儒风与文风

所谓魏、吴、蜀易代之际，是指这三个割据政权即将走向西晋的统一以及完成统一之初的一段时间。

一、重儒政策与晋初南北文士交流yipindushu.com

晋武帝司马炎自称：“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

东吴入晋儒士颇富名望的，范平可为代表。范平为吴郡钱塘人，博综百氏，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后辞病返乡以儒学为业，晋太康中屡召不应，卒于家。范平三子范奭、范咸、范泉，都以精通儒学至显宦，范泉之子范蔚藏书七千余卷，为远近来学者提供衣食，是晋初私学的典范。范平弟子姚信曾著《周易注》十二卷，另一弟子贺邵则为东吴名臣。贺邵先人本姓庆，汉代庆普就以传礼学闻名，世称“庆氏学”。汉安帝时避皇父讳，改贺氏。贺邵之子贺循亦为晋代儒宗，曾为范平刻碑记述德行。在朝廷的征召下，陆喜、陆机、陆云等相继入洛，从而兴起南士北上的潮流。

晋初蜀士入洛，离不开蜀郡郫人何攀的作用。史载其“居心平允，莅官整肃，爱乐人物，敦儒贵才。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遗滞。巴西陈寿、阎乂，犍为费立，皆西州名士，并被乡闾所谤，清议十余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滥”。

综上，晋初原本彼此分立的三国政治文化格局得到重新整合，促使出现了“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乐器同归”的局面。

二、兼综众经与晋初文风博学化

兼综众经已成为晋初儒者的普遍现象，如蜀郡江原人常勖治《毛诗》、《尚书》，博览群籍；广汉绵竹人司马胜之学通《毛诗》、三《礼》；蜀郡郫人何随治《韩诗》、《欧阳尚书》，精研谶纬，通天文历法，著《谭言》十篇；广汉郪人王化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王长文治五经，博览群籍，蜀平后，以《论语》例著《无名子》二十篇，又拟《周易》、《太玄》作《通经》四篇，著《春秋》三《传》十三篇，疏解经传异同，还撰《约礼记》十篇，以精要著称；广汉郪人李毅，通《诗》、《礼》训诂；蜀郡江原人常骞治《毛诗》、三《礼》；蜀郡成都人寿良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东海襄贲人陈邵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撰《周礼评》，泰始中为给事中；济南东平人刘兆博学洽闻，入晋之前从受业者达数千人，潜心著述，不出门户数十年，治学则以遍究群经、融通众家为主，《晋书•儒林传》载：“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

晋初士人中以儒者与文人身份合一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汉末大儒卢植之孙卢钦，“清澹有远识，笃志经史……动循礼典，妻亡，制庐杖，终丧居外。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