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西晋士人玄儒兼宗的为学祈向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典雅质朴、清逸高远、沉郁幽深等面貌。牟宗三曾说：“此（按，指西晋玄风）是一种泛滥浪漫之精神，借直接冲破礼法以显其率真与美趣。此大抵是浪漫文人之生命。”又“儒家在发现那矛盾后，正是向克服此矛盾之路走，正是要通过主观自由之奋斗，在重生中，建立真正的自由主体性，而获得那真正的道德性，以重新达到自由意志与礼法之统一”。

（三）西晋后期的儒学反思与乱世文风

从晋惠帝永康元年（300）至太安二年（302），张华、潘安、夏侯湛、裴頠、陆机、陆云等人相继殒殁，这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巨大振荡，同时也成为西晋向乱世文风转变的标志。

西晋建国至覆亡的过程，表明士人忠君意识异常缺乏。宋人张耒《魏晋论》评价说：“魏之亡也，司马师杀其君如屠犬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郑冲举国而与之。夫是数人者，亦知是为不义也，而不敢不听者，彼惟素无以动其国人，而又取诸其胸中而无有也。”

西晋后期，反思祸乱、广求忠义也成为一时主调。如山简永嘉初《上怀帝疏》说：“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世祖武皇帝应天顺人，受禅于魏，泰始之初，躬亲万机，佐命之臣，咸皆率职。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始于太极东堂听政，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命公卿大臣先议选举，各言所见后进俊才、乡邑尤异、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随缺先叙。是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也。”

与之相反，作为玄言之士身处乱世之中，他们更加置身事外，故弄玄虚，以图全身免祸。如晋末张韩《不用舌论》说：“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谓至精，愈不可闻。枢机之发，主乎荣辱。祸言相寻，召福甚希。丧元灭族，没有余哀。三缄告慎，铭在金人。”yipindushu.com

在时势艰难的处境下，一些士人也幡然改节、判若两人，玄谈领袖王衍最终也认识到谈玄废公的恶果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刘琨也是鲜明的例子。他一生经历了由文学侍从到幕府僚属再到佐命元勋的转变，精神气质也渐次从富贵浮华到偃仰随俗再到沥胆输诚的变迁，这些对他后期苍劲悲慨的文学风貌和抒发忠孝的思想内涵都具有重要影响。刘琨后期具有鲜明的自我反思精神，其中更多是对儒学价值的肯定和对玄风颓敝的批判。他在《答卢谌书》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总之，西晋后期兴起的反思风气以崇儒批玄为内容，同时渗透了黍离之悲、丧亲之痛等多重悲慨，文风趋于苍劲悲壮。此间文士在危乱时局中，往往以全身远祸为旨归，或发言玄远，寄托幽思，或依违退避，以著述为业，文风则呈现出含蓄内敛、淡泊清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