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机儒家文质观及对辞采的偏重

陆机秉持儒家文质得中的文艺观念，又结合王弼以来玄学家的主张，强调义理以一统多、以简驭繁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才肯定文辞繁缛华丽的审美价值，主观上并没有片面追求空洞的形式美。《文赋》说：“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李善注：“《论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安国注曰：彬彬，文质见半之貌。”徐复观《陆机文赋疏释》说：“‘丽藻’犹《自序》中之所谓‘盛藻’，指成功之作品。彬彬，指文章之内容与形式，取得均衡而言。”

陆机反对在违背义理、缺乏情感的前提下追求文辞的新异，《文赋》说：“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

二、陆机政教文艺观与激越、哀婉杂糅的文学主题

陆机崇奉“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的政教文艺观，在作品中注意贯穿功业、德教、讽喻劝化等儒家意识，像其《演连珠》有五十首，《汉高祖功臣颂》涉及三十一位，都以相近形式评述其懿范往行，在宣扬教化伦理方面，颇具组群效应；他宣扬《周易》“天道亏盈而益谦”、《毛诗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的顺变观，既而它们又与其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构成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关于“天道”与“人道”的感悟、进取与感伤的冲突频频见诸篇中，这又是他情感表现方面繁复凸现失落哀伤的重要原因。

陆机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教伦常观，《世说新语·赏誉》载：“有问秀才：“吴旧姓如何？”答曰：“……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yipindushu.com

集中表现陆机的讽喻劝化意识的还有《演连珠》五十首。陆机在大力创作《演连珠》的过程中，更是在相似的谋篇布局中蕴寓了不同的讽劝之旨。如强调举贤，“忠臣率志，不谋其报；贞士发愤，期在明贤”；强调重名，“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无怀春之情。是以名胜欲，故偶影之操矜；穷愈达，故凌霄之节厉”；强调时机，“贞女要名于没世，烈士赴节于当年”、“德教俟物而济，荣名缘时而显”；强调风化，“淫风大行，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盗跖挟曾史之情”；强调恕道，“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又“在乎我者，不诛之于己；存乎物者，不求备于人”；强调广德，“至道之行，万类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匮于心”，“万邦凯乐，非悦钟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又“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强调达道守信，“是以言苟适事，精粗可施；士苟适道，修短可命”，又“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

与上述汲汲于功名的心态相对应的，是他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天道顺变观。当他无法调和顺变与进取的矛盾时，其诗文作品便呈现出沉郁哀婉的情调。陆机《豪士赋序》中提出“盖世之业，名莫大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显然对功名表现出无限的渴求。但是他又以儒家的谦退、道家的逊避来调节这种急功近利、持盈难久的心理。他说“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认为“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乐无愆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逾逸而名逾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