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不但通过吸纳“儿童本位论”的合理因素，从理性上认识到了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出发点、理解和服务儿童的重要性，而且通过五四时期大量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从感性上体验到了这种样式的新儿童文学的品格和风貌。虽然，五四以前我国已经开始译介外国儿童读物，晚清时期曾盛极一时，但是，当时的译介在主观上并不全是为了儿童，不是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与功利主义的需要，旨在“开发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而翻译者无论在选题还是翻译手法上，主要是按照成年人的意志与价值尺度，按照“国情”，任意增删、改写，致使绝大多数译作都成了改头换面、不中不西的改译或编译，有的甚至在译作中随意加添自己的创作，这种情况在五四以前相当严重40。以“载道”为主要目的的翻译，无疑削弱了外国儿童文学的真实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削弱了异国作品的民族情调与独特风格，削弱了作为儿童文学必须具备的“儿童化”特色，自然也因此削弱了这些译作的影响、借鉴作用。但是，到了五四时代，根据“儿童本位”的观点，翻译不再是为了“载道”而是为了儿童，于是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变化。不少译者重新回过头来，从儿童的需要和鉴赏水平出发，把人们原先任意改译过的作品又作了一次重译，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如周作人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1914年译）重译为《皇帝的新衣》，夏硏尊将包天笑改译的《馨儿就学记》重译为《爱的教育》，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等重译了许多被孙毓修、陈家麟等改译、编译过的安徒生、格林童话，林纾译的《海外轩渠录》也被人重译为《格列佛游记》与《大人国和小人国》等等。茅盾在考察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状况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真正的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起的”。41这是对晚清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历史作了周密研究之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除了重译以外，从儿童的需要与情趣出发，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西方大量讲述“仙女精灵，小猫小狗”之类的“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小说、故事都被直译进来，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贝洛尔、科洛迪、爱罗先珂、小川未明等世界著名童话家的作品都来到了中国的孩子们中间。其中尤以“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安徒生童话以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鹅妈妈的故事》、《木偶奇遇记》等最有影响。郑振铎与茅盾的以下两段话最能概括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儿童文学界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目的与态度：“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却是要尽量采用的。因为他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话。有许多许多儿童的读物，都是没有国界的。存了排斥‘外国货’的心理去拒绝格林、安徒生的童话，是很可笑的、很有害的举动。我们希望社会上能够去除这个见解。”42“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将西洋的东西一毫不变动的介绍过来。”43“翻译‘儿童文学’真不容易。译文既须简洁平易，又得生动活泼；还得‘美’，而这所谓‘美’……是要从‘简洁平易’中映射出来。”44这种“简平易”的“美”的外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几乎占领了整个儿童文学领域。茅盾作过这样的结论：“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所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45

建设民族自己的儿童文学：整理与原创

外国儿童文学的大量输入，一方面填补了五四时期清理旧“儿童读物”后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对建设新儿童文学起到了启发和借鉴的作用，促使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们产生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46。

这种“试一试”的实践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了外国儿童文学的榜样，开始整理、开发民间儿童文学；二是进行原创生产。这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崭新气象。

先来看第一种情况。yipindushu.com

叶圣陶在1921年就认为：“介绍外国的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学源流和文学批评等等所以重要，所以有价值，乃在唤起我们的感受性，养成我们的创作力，也就是促醒我们对文学的觉悟！”47外国儿童文学的大量译介引起了儿童文学拓荒者的深深思索：既然外国的《灰姑娘》、《丑小鸭》、《伊索寓言》之类讲猫讲狗讲精灵的“荒诞”读物如此受到小读者的欢迎，那我们民间流传的以及传统读物中类似的东西不也可以发掘整理出来，供给孩子们欣赏吗？在“尽量采用”外来东西的同时，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们迅即将目光投射于本国的遗产，开始了儿童文学新途径的探索。

研究童话，采集儿歌，这是五四时期起始的一项很有实绩的工作。由于受到西方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儿童学等的影响，五四时期的童话研究有三种不同的目的与途径。一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民间的童话”（FolkTales），主要是探讨民间童话所保存和反映的民俗风情、社会世态、文化遗产。这种研究以《妇女杂志》为主要阵地，该刊从7卷1期起开辟了“民间文学”专栏，在1920年至1921年间发表了《论民间文学》（胡愈之）、《论童话》（张梓生）、《童话与空想》（冯飞）等重要文章，还刊登了《蛇郎》、《老虎外婆》等民间童话及儿歌、谜语等作品。二是从教育学、儿童学的角度研究儿童适用的“教育的童话”（HomeTales）。赵景深在1924年写的《研究童话的途径》48一文中认为：“我国努力最大而成效显著的自然要算是教育童话”，“民间童话是注重研究学问，而教育童话的对象却是儿童，所以处处在儿童方面着想”。这类童话既有从民间采风所得，也有作家创作，但它们都是从儿童出发，“不带有成人的气息”，因而“采集的童话虽然和民间童话并无二致，字句却更浅显明白，……有一番相当的选择，大约以仙子和太子公主的故事最合宜”，讲鬼怪的恐怖故事则在“排斥之列”；“创作方面物话（即动植物故事——引者注）为多，还有一种是介于创作和采集之间的，那便是加过艺术修饰的传说”。安徒生童话、《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金河王》等就是五四以来最为人称道的“教育的童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在当时大量印行了此类作品，杂志方面以《儿童世界》、《小朋友》的努力较为突出。第三种研究途径是探讨“童话体的小说”，五四时期称其为“文学的童话”（LiteraryFairyTales）。这类童话的最大特点是：作家创作的“目的是在社会，并不是想把这东西给儿童看，或者更切当的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表现他们自己”，因此作品内容大都“带着成人的悲哀”，是一种用创作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小说，如王尔德、孟代、爱罗先珂的某些童话即是。五四时期开始的童话研究虽有这三种不同的路向，但它们“殊途同归”，其结果都直接间接地促进了现代童话的发展与繁荣，为小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精神食粮。“教育童话”自不待言：“民间童话”敞开了一座尚未发掘的儿童文学宝库——大量适合儿童阅读欣赏的民间口头创作亟待开发；对“文学童话”的研究则向作家提出了这样的警示——如果是为孩子写作，那就必须尽量地“不带有成人的气息”。1924年，赵景深收录了五四期间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的18位作者的30篇儿童文学文论，结集为《童话评论》一书出版，其中23篇都是探讨童话的。《童话评论》是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文论集，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以童话研究为中心的儿童文学理论成果。

对传统儿歌的开发研究，与五四时期兴起的歌谣学运动密切相关。1918年2月，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设立了一个歌谣征集处，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民间歌谣。1920年冬，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又创办了《歌谣》周刊。这一运动的结果，在全国收录到了13000多首民歌，其中有大量的传统儿歌童谣。周作人、褚东郊、冯国华等撰写了研究儿歌的文章49，分析了儿歌的起源、分类、特征及其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作用。这些文章批判了儿歌童谣是由天上的“荧惑星”（即火星）降凡“惑童儿歌谣嬉戏”预示人间灾异祸福的阴阳家谬论50，认为传统儿歌“音韵流利，趣味丰富”，“思想新奇”，“不仅对于练习发音非常注意，并且富有文学意味，迎合儿童心理，实在是儿童文学里不可多得的好材料”51。并对创作、采集儿童歌谣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顺应儿童心理”；“二、取材要在儿童生活里的”；“三、音节要自然”；“四、命意有趣而不鄙陋”52。1919年由“少年学会”创办的《少年》半月刊也很重视儿歌的采集工作，该刊除发表童谣、儿歌、故事外，还刊登了《〈中国的儿歌〉序》、《〈北京的歌谣〉序》、《帮助研究近世歌谣的朋友》等文章。传统儿歌的采集研究，使五四时期的小百花园地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彩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