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议字义相近，

赞原义为佐助，

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的学术性主要表现在史传和注经两方面，然而，它们除了学术性的一面，其文学性特征也较为突出，有些甚至颇具艺术水准。因此，这里拟对最能体现学术性与文学性结合的传、论、赞等三种文体进行论述，以期揭示其艺术特色与儒学内涵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来看魏晋传体的创作与儒学内涵。魏晋文学虽然日益从经学与史传编纂的卵翼下走出，但它与史学的关系还非常密切。

以家传为例，其不但有一般史传的条理清晰、详尽平实、论议准当等特点，浓郁的家庭伦理意识也充溢于字里行间。如锺会作《母夫人张氏传》，其母名张昌蒲，“修身正行，非礼不动，为上下所称述”。她不因锺繇妾孙氏意图加害而予以告发，完全以维系锺氏家族的和睦为念。另外，她注重锺会的启蒙教育，在其不同的年龄阶段教授他《孝经》、《论语》、《诗》、《尚书》、《易》、《春秋左氏传》、《国语》、《周礼》、《礼记》、成侯《易记》，在锺会十五岁时送其入太学，并教导他勤学不倦说：“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不仅如此，张昌蒲也博学有识，锺会说其“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每读《易》，孔子说‘鸣鹤在阴，劳谦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户庭’之义，每使会反覆读之，曰：‘《易》三百余爻，仲尼特说此者，以谦恭慎密，枢机之发，行已至要，荣身所由故也。顺斯术以往，足为君子矣。’”

在魏晋玄学盛行、仙道隐逸思想大盛的时代背景下，时人为上古隐逸之士及庄老立传的情况也非常多，如嵇康《圣贤高士传》就为广成子、巢父、许由、卞随务光、老子、原宪、庄周、司马季主、司马相如、班嗣、郑仲虞等先秦至两汉的五十余名贤士立传。尽管宣扬庄老高蹈尘外、与世无争是其主旨，但儒道融合的迹象也有所流露。如他称原宪说：“原宪味道，财寡义丰。栖迟荜门，安贱固穷。弦歌自乐，体逸心冲。进应子贡，邈有清风。”yipindushu.com

再来看魏晋论体的创作。论具有学术探讨和政治辩难的双重功能，因此有关经学疑难的辩论以及史论、政论都是汉晋论体创作的主要内容。魏晋论体文在两汉宏阔、精严、缜密、雄辩、儒雅等特色的基础上，文学手法更加多样，所论对象也更为丰富，儒道融合的迹象也更趋明显。从魏晋论体的文学特征及所蕴涵的儒学精神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晋论文多有从措辞用语到精神主旨，都受儒家经典影响。如曹植《萤火论》说：“《诗》云：‘熠耀宵行。’章句以为鬼火，或谓之磷，未为得也。天阴沉数雨，在于秋日，萤火夜飞之时也。故云宵行。”

另如魏明帝时李康《运命论》，也立足儒家经典，强调对治乱穷达的坦然随顺、见几而作的态度。他说：“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他又以孔子、子思、子夏等人在当世的遭遇论证穷达为命的观点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他宣扬乐天知命的精神原则，强调奉行仁义、慕道垂名的终极价值追求说：“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