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文坛，与鲁迅一起并称为“兄弟作家”的周作人，也曾以很大的热情从事过儿童文学。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发表了《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等文章，后在《新青年》上不断刊登安徒生、托尔斯泰等的童话译作。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反传统意识十分明显，在儿童观上也是如此。从1918年1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1920年12月发表《儿童的文学》，到1923年发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等文章，周作人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新观点。他认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26，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恰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27。周作人还批评传统教育与旧文学漠视儿童的精神食粮，感叹“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现，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28。他认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新文学有“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从事儿童文学的人应当注重理解“儿童的世界”，“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征，对三至六岁、六至十岁、十至十五岁三个时期的孩子对儿童文学的不同需要作了分析29。周作人认为：“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30，儿童文学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31，“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32。

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初创阶段，“儿童本位论”几乎成了许多儿童文学文论的立论依据，直接间接地吸收过其中的合理内容。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1）中提出了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的看法：“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訫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1921.9）中明确宣布，要以美国麦克林冬在《小学校的文学》中提出的三条原则作为办刊方针，这就是：“一要适合儿童乡土的本能的兴趣和嗜好；二要培养并指导这种趣味和嗜好；三要引起儿童新的或已失去的嗜好和趣味。”以后，他又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1922.7）中给儿童文学下了如下定义：“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严既澄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1921.7）一文认为，儿童教育必须“顾全儿童的时期，用适当的教材，来谋他内部的发展”；“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它所包含的，是“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的东西”。冯国华在《儿歌底研究》（1923.11）33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我以为儿童文学，就是儿童的文学；详细地说：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的文学，由儿童底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之堂奥者；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富有兴趣，一方面投儿童的心理所好，一方面儿童能够自己欣赏的，就是儿童文学。”

以上诸家的意见正是五四前后最有影响的儿童文学观，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指出了同一问题：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迎合儿童心理”，服务于儿童。强调儿童文学应以儿童为本位，即以儿童为中心、儿童为主体，强调儿童文学应迎合儿童心理，即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及其认识水平、接受能力、精神需求为准绳，使之成为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这实在是中国儿童文学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一个重大的进步！五四儿童文学的观念更新已成定势，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

现代性中国儿童文学建设的必由之路：清理与引进

中国的儿童文学领域，自从出现了“儿童本位”的崭新观点以后，随着传统儿童观误区的纠正，由此产生了许多重大的革新。根据“儿童本位”的新型观点，中国现代最早的一批热心儿童文学的作家、理论家，展开了对旧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反思，并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作为文学大系统中的一个独立分支的新儿童文学的探索与建设。

首先，从反“载道”始，宣布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读物已不适应现代儿童的需求，并顺理成章将它们清理出了儿童读物园地。yipindushu.com

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在成人文学方面都一致地反对“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在儿童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文以载道”的观点同样遭到了大张旗鼓的抨击。郑振铎尖锐地批评说：“科举未废止以前的儿童读物……简直是一种罪孽深重的玩意儿，除了维护传统的权威和伦理观念以外，别无其他的目的和利用……在这样的不健全的训练之下，我们民族怎么会成为健全的民族呢？”34周作人批评过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警喻看待”的做法35。他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全是用古文来讲大道理”36；反对《各省童谣集》的编者将儿歌“处处用心穿凿”“加上教训”，使之“成为三百篇的续编”37。叶圣陶在《文艺谈》中也深刻地抨击过当时小学校里充眼所见的那些“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感叹“欲选没有缺憾，可供孩子们欣赏的作品，竟不可得”。他以作家和教师的双重责任感，呼吁作家赶紧创作新儿童文学，来取代这些旧的“载道”读物。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都一致指出，旧时代那些少得可怜的“儿童读物”，绝大部分都已不适合现代儿童阅读。“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38，忽视儿童的精神世界，局限于“尊君、卫道、孝亲”等儒家文化规范，这与五四时代需要未来一辈“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39的要求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儿童本位”的观点则对儿童文学提出了要以儿童精神特征与需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载道”为目的的要求，宣布只有像童话、神话、儿歌、故事之类被传统观念视为“小猫叫小狗跳”的“荒唐乖谬”的“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才是儿童的恩物。正是从五四开始，统治了中国儿童教育、儿童读物领域数千年的四书五经、《圣谕广训》、《三字经》、《千字文》等“载道”读物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小百花园地迎来了童话、儿歌、寓言、儿童诗、儿童剧、儿童小说、科学文艺等崭新的品种，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早春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