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骚体赋儒学意蕴的淡化及其转化

魏晋时期思想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性阐释地位岌岌可危，这一时期骚论中的儒学意蕴呈现出淡化的特点。然而，这种淡化是相对汉代较为单一的儒学价值体系而言的，随之而起的是趋于多元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审美原则，魏晋儒学也相应走向兼容并包的发展道路，在魏晋骚论中则呈现出更加通变与灵活的思想面貌。

三国及西晋士人多理性地看待屈原的遭遇，西晋后期及东晋士人则不乏推扬屈、贾之士，体现出儒道涵容的价值观。如魏桓范《世要•臣不易》说：“上官毁屈平，爰盎谮晁错，公孙排主父，张汤陷严助。夫数子者，虽示纯德，亦亲近之臣所以难为也。”

魏晋时期儒学文艺创作观念对当下拟骚作品的指导作用增强，如诗以言志、观物取像、托古讽谏、比物言情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魏晋拟骚作品及其新时代的变体更加生活化、抒情化、个性化。某种程度上说，魏晋拟骚作品中儒学意蕴的弱化也正是其转化的必然过程，这至少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魏晋文士已偏向对楚辞进行符合文学本位的审美解读。不容否认，魏晋士人习惯上仍将骚体作品与《诗经》或其他儒家经典对举，以此来抬高前者的地位。

其二，除了专门之士的经学研究和儒、释、道之间的哲学论辩之外魏晋儒学的政治伦理内涵较少被这一时期的文士推阐，儒家经典的文学性特征却得到广泛关注。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yipindushu.com

三、魏晋诗、骚并用与骚体赋新变

从思想角度考察先秦至魏晋时期的骚体赋创作，它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首先是屈原发愤抒情以表达个体对抗社会的崇高人格和悲剧性主题，转向汉代儒家政教观对骚体赋普遍而单一的控驭；其次则是汉代骚体赋的崇儒思想转而为魏晋时期更为多元而世俗的人格论和价值观。从文体角度来考察，它同样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楚辞在屈宋手中定型并臻于极致，转而在汉代与赋充分媾和，并向颂体等创作渗透。然而，汉代主要发展了《离骚》、《九章》以“兮”字为句尾的句式，修辞方面也多以《毛诗序》较单一的比兴阐释代替楚辞自成系统的比兴模式，发展路径愈趋狭窄以至僵化；第二，魏晋骚体赋渐与楚辞分开，独立性特征凸显，“兮”字渐为“而”、“以”、“乎”等虚词代替，楚辞的地域性特征大为减弱。它具有鲜明的生活化、个性化气息，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了汉代骚体赋日见僵化的困局。魏晋骚体赋在抒情方面直追屈宋的幽怨低回，却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意识，在描写方面则吸收《周易》观物取像象、以象尽意的原则，崇尚写实，笔法精工细腻，但意象本身的可指性内涵浅白。另外，魏晋骚体赋与骈文、诗歌之间的渗透交叉比汉代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发展，骈偶化和诗化痕迹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