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可以举出卢梭，可以举出《爱弥儿》，但《爱弥儿》毕竟是一部关于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它本身并不适合少年儿童直接阅读。纵观整个18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的状况，我们发现真正屹立在儿童文学历史上的首先仍然是一些由于儿童自发选择并喜爱因而进入儿童阅读史和儿童文学史的成人文学作品——在英国是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的《格列佛游记》（1726），在德国则是由戈特弗里·奥斯都·别尔格（1747—1794）修订、增补而成的《敏豪生的旅行和冒险》（1786）。而在法国，我们却例举不出同样著名、在历代儿童读者中拥有同样影响并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品来。

看来，拥有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巨大的思想力量，并不等于同时拥有了提供相应儿童文学作品的巨大的艺术创造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18世纪法国儿童文学的美学创造成果很难说是特别重要的。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18世纪法国儿童文学创作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都比17世纪有了新的拓展。概括地说，当时的儿童文学主要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儿童文学的主流线索仍然是17世纪贝洛、费纳隆开创的传统的延续，即整理、改写、出版民间童话系列或创作类似风格的作品；第二条线索主要是在《鲁滨孙漂流记》的写实手法及《爱弥儿》的影响下出现的，即以儿童现实世界为表现对象的儿童教育小说创作。

在童话创作方面，最有成就，也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家是勒普兰斯·德·博蒙夫人（Leprincedebeaumont，171l—1780）。她生于里昂，1745年为躲避不愉快的婚姻而逃到了英国，靠当家庭教师的收入维持生计。她一生颠沛流离，时而在英国生活，时而又回到法国，但她创作甚勤，先后发表的作品达56卷之多。如果说17世纪的费纳隆仅仅是为一个孩子（王孙）写作的话，那么这位6个孩子的母亲却是一位为全体儿童而写作的作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她才称得上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说，她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教育孩子、培养儿童美好情操上面。

作为18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博蒙夫人的创作体裁以教育性小说和童话为主，但她的传世之作基本上都是童话作品。她的代表作是《儿童杂志》（1757），著名童话《美妞与怪兽》等作品均收入其中。博蒙夫人的其他作品还有《真理的胜利》（1748）、《法兰西新杂志》（1750）、《青少年杂志》（1760）、《当代良师益友》（1770）、《少年手册》（1773）、《道德童话》（1774）等。

在博蒙夫人的所有童话作品中，《美妞与怪兽》是最精彩美丽，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篇。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商人突遭厄运，破产后在乡下过着贫困的生活。两个大女儿为自己的处境怨声载道，但美丽善良、人称“美妞”的小女儿辛勤劳动，帮助父亲。有一天，父亲在旅行途中在一片森林里迷了路，无意中走进了一座宫殿，他看见里头有通红的炉火和一桌丰盛的宴席，就饱餐一顿后倒在舒适的卧室里睡着了。次日醒来，他想起“美妞”的吩咐，；请他在旅途中带回一枝玫瑰花，便在玫瑰花廊折了一枝。突然，宫殿的主人——怪兽出现了。他无法容忍心爱的玫瑰花被折，便让商人的一个女儿自愿到宫殿来代替父亲去死。美妞知道这一切后，便坚持陪父亲去怪兽宫殿并留了下来。怪兽让她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美妞与怪兽朝夕相处，发现他的外貌虽然丑陋可怕，却朴实纯真，心地善良，远胜过那些有着人的模样而藏着一颗虚伪腐败和忘恩负义的心的人。但她又始终不同意做怪兽的妻子。美妞想见父亲，怪兽便与她约定，一周后返回。美妞回到家里，两个姐姐看到她穿着公主般的衣服，更加嫉妒。她们极力挽留美妞，企图使她贻误归期。美妞却想念着怪兽，感到自己真心实意地喜欢他，而且她从姐姐们不幸的婚姻中领悟到，妻子并不能从丈夫的漂亮聪明中得到幸福，幸福只能来自丈夫的性格、道德和善良。她赶回宫殿，在花园里的小河边找到了由于担心而失去了知觉的怪兽。美妞非常感动，答应把怪兽作为自己的丈夫。话音刚落，“宫殿里就升起了耀眼的焰火，响起了美妙的音乐，呈现一派节日景象”，而美妞也突然发现，怪兽已经变成了一位比阳光还要美丽的王子。原来，真诚的爱情已经把凶恶的仙女加在王子身上的魔法破除了！yipindushu.com

《美妞与怪兽》作为博蒙夫人的名作，作为18世纪法国童话的代表作流传至今，并不是偶然的。这篇作品不仅最典型地反映了博蒙夫人童话创作的艺术特征，而且也集中地显示了博蒙夫人给法兰西童话创作带来的新的童话美学神韵——当然，传统法国童话的理性气质和说教热情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与17世纪贝洛童话的质朴和多尔诺瓦夫人童话的繁复风格相比，博蒙夫人的童话则在幻想的奇谲、场面的瑰丽、气氛的浪漫等方面独树一帜，并以此为18世纪的法国童话带来了一缕难得的富有幻想意味的艺术清风。这或许与她长期生活在英国有关系。她的童话作品被认为具有一种北欧式幻想丰富的风格。美妞与怪兽之间的强烈对比与反差，他们之间由隔膜到真挚相爱的传奇故事，为整个作品带来了一种紧张、奇妙而又迷人的叙事魅力和幻想意味。还有，当商人在大森林中迷路时，他突然看到丛林中一条狭长小路的尽头闪耀着亮光，他终于走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当美妞最后向怪兽表达自己的情感时，突然整座宫殿光芒四射、焰火升腾、音乐回荡，怪兽随之恢复了人形——一位比阳光还要美丽的王子。读博蒙夫人的童话，读者确实可以发现更多的神奇，更多的亮丽。

而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女作家，博蒙夫人童话在表现出难得的幻想魅力的同时，也将法国传统童话的理性精神和说教热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美妞与怪兽》和其他一些童话中，说教和劝谕性的话语不是到了关键之处才偶尔出现的点睛之笔，而是在整个叙事过程中经常会突入故事流程的一些思想和道德的“硬块”。在《美妞与怪兽》中，美妞对怪兽的理解是通过这样一段心理自白表露的：

他确实很丑陋，也不太聪明，但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他是那样的善良，这比什么都强。我为什么不愿意嫁给他呢？我跟他在一起将会比姐姐们跟她们的丈夫在一起更幸福。妻子并不能从丈夫的漂亮和聪明中得到幸福，她的幸福只能来自他的美好的性格、道德和善良。怪兽具备这一切品质。我对他没有爱，但是我尊敬他，感激他，对他怀着友情。好了，不能再让他痛苦了，否则我将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将会一辈子感到内疚的。

而当美妞最后与王子一起跟家人团聚时，那位美妞梦见过的仙女又这样出来指点、教诲：

“美妞，”这位有名的仙女说，“比起漂亮和聪明来，你宁愿要高尚的品德，现在你得到了这一正确选择的报偿：你有了一位品德完美的丈夫，而且即将成为一个出众的王后。我希望你当了王后以后不要丢掉你的美德。”

在博蒙夫人的另一篇童话《谢里王子》中，说教和惩戒的神威也无处不在。例如当国王请示仙女帮助他的儿子——谢里王子——“成为一个好人”时，仙女是这样说的：

……“然而，要是王子自己不想学好，那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变成好人。他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能为你效劳的，只是向他作些诚恳的规劝，教他改邪归正。万一他不愿听从，我就惩罚他，并且让他自己处分自己。”

说教主义的艺术倾向在儿童文学史上有着十分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儿童文学的历史源头与民间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民间文学历来总是以劝善惩恶、传递民间的生活智慧为主旨，这种文学特性自然会渗透并影响儿童文学的历史；第二，儿童文学的读者主要是少年儿童，而任何一个社会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经验、知识、愿望等等施加给儿童，而儿童文学作家也常常会自愿充当社会教育的代言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第三，从儿童文学的文化特性和功能看，教化乃是其影响读者的基本功能之一，只是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显隐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法国儿童文学从17世纪到18世纪便显示出了强烈的说教主义倾向，其历史成因大抵也是如此。当然，法国文学独特的理性气质作为具体文学背景无疑更加强了这一倾向和传统。相对于俄罗斯文学中沉郁的热情、富于韧性的力量和辽阔舒缓的韵致，相对于德国文学中丰富的想象力和永恒执着的追求，相对于美国文学中新大陆的开拓者那种明快大胆、一往无前的创业精神，法国文学的独特魅力首先就是文艺复兴以来贯串其文学主流中的理性批判精神。352这种理性批判精神在儿童文学中延伸，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理性说教倾向的形成。

从纯艺术的立场看，博蒙夫人的童话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强烈浓郁的教训性质，应该被看成是对其艺术品质的一种伤害。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同样的教育意义完全可以被更含蓄、更艺术地加以表达。但对于已经形成的历史积累，我们除了认清这一点之外，便只有把它们搁回传统之中。

但博蒙夫人仍然是令人尊敬的。她的童话中所表露的抑制不住的教育热情，使她在评论界赢得了“第一流的女教师”的称号。也许这一称号不无揶揄之意，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对作家的善良和责任感的一种褒奖。

《美妞与怪兽》在当时被译成英语后很快便成为英国民间传说，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后来，它还经常被改编成童话剧上演。1946年，琼·科克托还把它拍成了电影。

当时知名的童话作家还有托马斯-西蒙·盖耶特（Thomas-SimonGueuill-tte，1683—1766）。他著有《布列塔尼晚会——新仙女童话》（1712）、《一千零一刻钟——鞑靼人童话》（1723）、《达官贵人方浩奇遇记——中国童话》（1723）、《一千零一小时——秘鲁童话》（1735）等童话集。

18世纪法国童话界的一件盛事是1785年至1789年间出版了集17、18世纪童话之大成的《仙女宝库》，共计4l卷。其中包括法国作家们的童话，也纳入了传入法国的东方故事如《一千零一夜》和印度故事等。这部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童话文库中还附有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品目录，像拉封丹、伏尔泰、卢梭这样的作家，不但有生平介绍和目录，有童话题旨提示，还标明了是从何处汲取的材料。

在由童话所构成的艺术发展线索之外，18世纪法国儿童文学更具有时代特征，更能反映时代潮流的艺术线索是由教育小说构成的。我们知道，这一创作潮流是在《鲁滨孙漂流记》和《爱弥儿》融合起来的影响力的推动下出现并形成气候的。其中《爱弥儿》的影响显然要更直接，更明显一些。按照马克·索利亚诺在其《儿童文学史话》一文中的说法，《爱弥儿》这部以儿童教育为主题的作品出版之后，“采用这种主题的读物突然侵入儿童文学的领域，并且一下子就发展得不可思议”。

这些在卢梭影响下从事教育小说写作的作家中，我们首先可以举出伯尔坎。阿尔诺·伯尔坎（ArnaudBerquin，1749—1791）被认为是18世纪法国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很熟悉外国儿童文学的情况，并由此开始为儿童写作故事作品。他的创作也受到了卢梭的影响。1777年，他发表了《儿童读物或小故事选》，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科兰·马亚尔》《少年小提琴手》《蒙眼睛的鬼》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出生在农村绅士或外省小官吏家庭的孩子。作者用简洁朴实的文笔刻画了富有教养、克勤克俭的资产阶级新一代的形象。此外，伯尔坎受德国人魏杰创办面向儿童的杂志一事的影响，也于1782年创办了《儿童之友》，杂志发行颇广，他在商业上也十分成功。他的《少年小提琴手》《蒙眼睛的鬼》等以儿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均发表于该杂志。他发表的许多作品中列出了许多道德细目对儿童进行说教。比如，要顺从知礼，要富于慈悲同情之心，要谨慎而不轻薄等。不过，也许是由于他对儿童的深厚同情加上热情的人品，作品中的人物写得也比较生动活泼，所以其作品在法国和英国十分流行。

另一位重要的教育小说作家是斯特凡尼·德·冉丽斯夫人（StéphaniedeGenlis，1746—1830）。她是当时法国知名的教育著作和儿童读物作家，信奉卢梭主义，推崇卢梭的思想，远远胜过神学信条。她的理想就是要把儿童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为作品要用现实的方法传授知识，努力使儿童获得科学的启蒙。冉丽斯夫人接受了卢梭把想象力视为危险的思想，因此强调作品的知识性，否定神怪和幻想，并声称自己从不给自己的孩子读民间童话和《一千零一夜》，抨击“幻想故事”中只包含荒诞的思想而缺乏道德意蕴。她所写的几卷关于教育的书信，在很大程度上与卢梭的思想是一致的。

冉丽斯夫人的教育小说创作便贯串了她的上述主张。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先后发表了《儿童戏剧》（1779）、《教育戏剧》（1780》、《阿德尔与泰奥多尔或教育信札》（1782）、《城堡之夜的故事》（1784）、《小流亡者》（1789）、《新道德童话与历史故事》（1802）、《私生子阿尔封斯》（1809）、《茅屋之夜》（1813）等。其中，《城堡之夜的故事》所描述的故事背景是圣奥班与卢瓦尔城堡，作者的童年就是在这座城堡里度过的。书中的叙述者德·克莱尔夫人为了使孩子们感到高兴，便在夜晚读书给孩子们听。但她所读的并不是神奇的神话或童话故事，而是一些非想象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写实故事，并以此为方式进行知识传达和道德教育。《阿德尔与泰奥多尔或教育信札》是冉丽斯夫人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作了细致的描述：阿德尔给她的布娃娃上课，给布娃娃讲历史故事，教它识别花园里的树木花草，并让布娃娃重复她讲过的东西。在这类著作中，卢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以伯尔坎、冉丽斯夫人为代表的教育小说的创作及其作者，历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和评价。法国的《教育学辞典》称伯尔坎为“法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开拓者”，因为他展示了“儿童的童年”，他让小读者从童话和仙女的天地里走了出来，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法国儿童文学评论家波尔·阿扎尔在其《书·儿童·成人》一书中也认为伯尔坎“是一位真正的儿童文学家。他跳出了神怪妖精的世界，进入到现实的世界中。他使孩子们了解到自己的面目”。

相反，对伯尔坎的非议一直以来也极为尖锐。当伯尔坎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时，知识界却认为他的作品美化了社会弊端，是庸俗之作，对之嗤之以鼻。“伯尔坎风格”竟一时成为“枯燥乏味的作品”的代名词。进入20世纪，以《法国儿童文学史》的作者弗朗索瓦·卡拉德克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伯尔坎的作品“是蹩脚到令人难受的平庸之作”。他们对《教育学辞典》所持伯尔坎展示了“儿童的童年”之论大加非议，斥之为大错特错，声称伯尔坎的作品是最脱离现实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伯尔坎在法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位20世纪的评论家索利亚诺对在卢梭影响下出现的教育小说也表示了极度的反感。他在论及18世纪法国儿童文学史上出现的这类作品时说：“请读者原谅我不多谈这一种儿童读物，虽然在数量上讲起来，这种读物是非常可观的。在我看来，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儿童读物，而是一种杂配的产物，这是成年人矫揉造作的产品，把卢梭的贡献幼稚化了，并且虚伪化了。”索利亚诺口说“不多谈”，但还是忍不住用极度挖苦的口吻谈论了这些读物的基本特征和它们的作者：“这种读物的基本特征是：故事非常简单，严格地限于儿童的世界，而且只以‘上流’家庭的儿童为对象。当然，这些书里并不是没有出身较差的儿童，但是绝对不会把既成的社会制度当作问题提出来。穷人就是穷人，富人就是富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富人应该慷慨，穷人则应该知足感德。当然，最要紧的还有：吃饭以前必须洗手，肯帮忙，克制好奇心和贪馋……这些都是用眼泪汪汪的、心肠发软的声调，笨拙地提出来的……儿童读物的典型作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种‘典型’作家是一位中年的‘夫人’，最好是一位贵族出身的或是自己想当贵族的老姑娘。她的家庭曾经给了她很好的教育，但是后来遭了不幸。她也许有些弯腰驼背，也许有些跛脚，也许生过一场什么病需要长期休养，因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当然她的思想必须是‘纯正’的。”353在索利亚诺所列举出的代表性作品中，就包括了冉丽斯夫人的《城堡之夜的故事》《阿德尔与泰奥多尔或教育信札》等。

我认为，对伯尔坎、冉丽斯夫人等作品的评价，不仅仅是对当时风行的儿童教育小说本身的认识和判断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如何把握、认识18世纪法国儿童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整个艺术趋向的问题。从这样的大背景上来看待教育小说，我想提出这样几点认识：

一、17世纪以贝洛童话为代表的法国早期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主要依托童话体裁，吸收民间故事艺术养分，以仙女、王子、公主等为主要人物形象，以传奇故事为主要叙事构架（模式）的文学样态。一般说来，这种文学样态既是早期儿童文学发展所必经的一个艺术阶段，同时它本身也的确具备了吸引儿童读者的一些艺术要素。但是，这些作品虽然贴近儿童的艺术心理，却普遍远离儿童的生活实际。因此，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情境，贴近儿童的现实情感体验，是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迟早要面临的一个艺术课题。从这个角度上看，18世纪的教育小说为了从延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近代民间童话模式一统天下的儿童文学艺术格局中挣脱出来，提出了面对儿童生活现实的创作主张并进行了不懈的艺术实践和努力，其历史意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二、但是，也许是由于矫枉过正的历史冲击惯性使然，也许是由于艺术经验累积的贫乏和不足（他们几乎没有现成的艺术传统可以依靠或借鉴），教育小说的作家们在文学观念上陷入了一种偏执的美学误区，在创作实践上表现出了一种难以遮掩的艺术粗糙感和幼稚感。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们因为强调反映儿童的生活实际而全盘否定幻想的艺术地位，甚至否定童话和传奇故事的艺术生存权利，这种简单化的美学判定不仅可笑，而且也给反对者留下了艺术把柄。从艺术实践上看，教育小说作家由于受卢梭《爱弥儿》的影响，以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为主要的美学立场从事创作，他们对教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艺术特性的认识是肤浅的，理解是片面的。当然，在那个特定时代，他们也不可能形成真正完善的小说美学观念。因此，实事求是地看，18世纪的教育小说并没有给后世留下真正有魅力的艺术品，它们常遭时人和后人诟病，也就并不奇怪了。

三、教育小说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特殊品种，仍然在延续、发展并影响着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一方面，它仍然在发展着——索利亚诺在其《儿童文学史话》一文的批评中也表明了这一点：这种“读物到现在还存在着。它安然渡过了三次革命，因为专门出版学校奖品书的书店拥戴它，因为它依靠以往的本钱，因为大部分成年人对这些问题不关心，尤其是因为它的伦理观点非常可靠”。另一方面，18世纪的教育小说所提出的跳出神怪、仙女世界进入儿童的现实世界的创作主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世纪的法国儿童文学就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写实倾向，例如，出现了像“苦难儿童小说”这样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儿童小说类型。应该说，其中是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的。

除了童话和教育小说所构成的两条基本艺术发展线索之外，18世纪法国科学幻想小说的进展也是应该被文学史提及的。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神学的同时，也极力推崇科学，而18世纪的科学进展也是令人鼓舞的。牛顿提出了力学三大定律，使古典力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布封（Bouffon）提出的地球形成假说及生物“种变”思想，对后人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地球和生物的进化，很有启发意义。此外，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也都还有一些重大的发现。在这样一个科学发展的时代，人们渴望了解科学、运用科学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公众欢迎科幻小说，出版商也愿意出版这类想象与发明占优势的小说，这就吸引了一些作家投身于科幻小说的创作行列。可以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18世纪的科幻小说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作家应首推启蒙思想家之一的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他的《米克鲁梅加》（Micromegas）具有重要意义。米克鲁梅加是第一个从外空到地球来的观光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伏尔泰的所有思想。这位米克鲁梅加同那些来自水星或月球的天才们一样，嘲笑了人类的渺小与自命不凡。

到了18世纪末，出版商推出了第一套科学幻想小说丛书，共36本，其中包括《想象旅行》（Voyagesimaginaires）、《浪漫集》（Romanesques）、《神奇之物》（Merveilleux）等等。这套丛书包括了古今内外的科幻小说，这说明科幻小说创作在当时的法国已初具规模。

18世纪法国科幻文艺作品的数量虽然大大超过上个世纪，但总的说来，17、18世纪的科幻作品，题材单一，唯一的主题便是嘲笑流行的习俗。极少有作品跳出这样的圈子：相同的旅行，同样的恶习，人类的笑柄，众多的有翅精灵。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长期受教会的统治。所以，17、18世纪科学虽然发展，但人们仍不可能很快就打破头脑中的桎梏，科学技术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神学的束缚。这显然会有碍于科幻小说创作独立的、大规模的发展。

但18世纪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在法国的进展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因为我们也许可以从中隐隐感觉到，19世纪世界性的科学幻想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出现在法国，这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