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以来，儒士坚持“不可以脱简疑经”。但杨守陈却不管这些，坚持了错简理念。杨守陈《中庸私钞序》：“古书皆刻以竹简而编之，编断则简错，在当时盖已有然矣。况乎秦人焚禁之余，汉儒掇拾传写之后，岂复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学》、《中庸》二篇，皆杂之《戴记》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学》简编杂乱，而为之更定。《中庸》则仍旧编，无所更也。朱子继之，乃重定《大学》之简，而分为经传十一章。《中庸》亦仍其旧，而分为三十三章，各为《章句》、《或问》，并传于世。”

以为经典已经不再“完正如古”，如《戴记》“错简者过半”，从而导致“《大学》之错简未尽正，而《中庸》之简亦多错”。“《大学》言三纲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错简易见。其错有未尽正者，蒙复更定，而私钞为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无统、乱而无伦，故虽有错简，而卒未易见。”(22)由此，章的划分也不同，“《大学》之章可分，而《中庸》难以章分也”。他称：“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为《章句》，亦不疑其简之错，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乱也，故为说以连贯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则连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则连之以费、隐。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则连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牵强，后儒或疑或信，辨说纷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于一焉。”总之，分知、仁、勇、费、隐、天道、人道，皆属牵强附会。他要在朱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走。

其方法：“蒙自少诵经及《章句》、《或问》，长而味之，不能无疑。及味诵弥久，犹未能一一信也。侪辈有自谓无疑者，但据《章句》、《或问》，而执以为信，亦非卓然有见，而灼然无疑者。愚疑久而不释，乃姑置《章句》、《或问》，独取经文，复诵深味，继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乱者，但由简之错耳。既移正其简，又欲更定其章，则文义皆已连属，更无少断。有难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复诵深味，则前疑尽释，但见文辞精详而不紊，义理奥博而无穷，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复以经文，依今所正之简而钞之，乃取《章句》，分钞其下。而蒙之妄说，亦窃附其后焉。”可见《私钞》分三个部分，先是经文的更易，其次抄录朱子《章句》，最后是加上杨守陈的观点。这个版本，达到了杨守陈的理想境界，“但见文辞精详而不紊，义理奥博而无穷”。

为什么要更易？“先儒尝戒人，不可以脱简疑经。诚如其说，则虽如《大学》之错简者，皆必强信，固执曲解迂说，宁失圣贤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学小生，乃于先儒之所未尝疑者亦过疑，以为错简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见，可谓僭妄之极矣。然千虑或有一得，今迷尚待后悟，姑钞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23)由此可知，不更正而固执曲解迂说，会失圣贤之本旨。从认识论来说，千虑或有一得，人人有可能获得独到的理解。

（2）《论语》与《孟子》

朱子于《论语》和《孟子》各有集注，“明且精矣”。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于经文之错简未正”，“中间亦皆杂记”，二是“其言议或有隐奥遗漏，而后儒能发之者”。针对这些问题，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移正错简，择抄后儒之说，二是将两书作了分类抄录，各附己意于后(24)。杨守陈移正错简，对朱子《章句》增损不少，并且广搜程朱以后学者的观点和论述，加上自得的独特见解，成《四书私钞》。

杨守陈《论语私钞序》：“经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复有注焉。经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盖烛笼添骨，则障其明。朱子尝言之矣。《论语》，自汉魏以来，传注日众，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训诂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陈文义，犹有未详说奥论也。厥后，说浸详，论浸奥，经从而浸明。然或流于芜蔓，或堕于幽玄。至有假儒先以文异端，如张无垢（九成）者，经其不晦乎？”杨守陈提出了经典的名言，“经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这属诠释学问题。经典通过诠释获得新生，适应不同的时代需求。后人的诠释越多，离经典原貌越远。

推崇朱子而否定后人。“朱子以《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初取程、张以下九家之说，为《论孟精义》，寻改名《集义》，复因之而作《集注》，辞简而尽，义精而周，经于是乎大明矣。后儒乃复杂取其《集义》、《或问》、《语录》及诸儒之说，皆附注其下，若《纂疏》、《辑释》、《发明》、《大全》之类，皆博而寡要。初学读之，茫乎若泛巨涨，棼乎若治乱丝，徒足以弊精神，惑心志。虽《集注》，亦反为之晦，而况经乎！”(25)杨守陈坚持要保持经典的原味，至多保留朱子《论语集注》，而否定此后出现的赵顺孙《四书纂疏》、倪士毅《四书辑释》、陈栎《四书发明》、《四书大全》等注疏之作，将之斥为“竹笼之剩骨”，明确要将他们开除出去，这是要点胆量的。尤其是《四书大全》，可是明朝永乐时期钦定的四书定本。

通过思考获得理解。“夫经之言，不过人心之理耳。使微传注，人但熟读详味之，久将见吾心之理亦与经遇，而自无不明。其有难明者，《集注》既明之矣，何用杂说以反晦之哉？彼竹笼之剩骨，良可除也。故蒙独钞经与《集注》，以诵味之，《集注》间有义尤深、辞甚简者，择钞他说以明之，然亦罕矣。若蒙见未逮朱子，而不能无疑者，以附之各篇之末，俟异日学进而无疑，直削耳。”(26)杨守陈坚持通过思考来理解经典文本的内涵。经典文本内容不过是前代学人思想的文字表达而已，古今人心相通，后人可以理解前人，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不过，信朱子而不信其他人，仍是权威理念在作祟。

《孟子私钞》体例同于《论语私钞》，“蒙钞《孟子》，一如《论语》之例”。据台湾学人的研究(27)，这是明代第二部有关《孟子》研究之作。完稿以后，杨守陈想得很多。

首先肯定了孟子宣传孔子之功，《孟子私钞序》：“孔子在当时，或讥或毁，鲜知其圣，惟其门人若回、赐数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诵法之，然皆识其小而遗其大，得其粗而忘其精。虽《檀弓》所记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况乎他！逮夫世远言湮，异端杂出，惟孟子传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义利王霸之类，皆发明其大与精者。且辟杨、墨，拒仪、衍，而独尊之，谓其贤于尧舜，迈于夷、尹、惠，自生民以来，所未有者。其论明辨博伟，足诏万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由此可知，“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

接着，又肯定了朱熹宣传孟子的功绩。“孟子在当时，亦多讥毁之者，后世若荀卿、王充、苏轼、李觏、郑樵、冯休之论，尚諵諵不已。尊信之者，惟赵邠卿（歧）、韩文公（愈）、二程子（程颢、程颐）、张南轩（栻）、陆嘉材（筠）、余隐之（允文），才几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谓其道性善，大有功于圣门也。言思诚，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论经界丧礼，见命世亚圣之大才也；历叙群圣，见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为发明其蕴奥。至于冯（休）、李（觏）、郑（樵）三人之说，又皆别白其瑕疵。故至今，论书则必称《论》、《孟》，论人则称孔、孟，而翕然无异词者，朱子之功多矣。”(28)也就是说，“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弥著”。

最后，杨守陈坚持“三子之道一也，而浅深异焉”，所以主张以朱子而近孟子，以孟子而近孔子。“三子之道一也，而浅深异焉。志学从心，孔子之所以圣也；知言养气，孟子之所以亚圣也；穷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贤也。学朱子而渐造乎孟子，造孟子而浸近乎孔子，此士之所当务也。”(29)这基本符合朱熹尊孟的主张，与陆九渊的疑孟相差甚远。这里，志学从心、知言养气、穷理反躬，对孔子、孟子、朱子成功因素的归纳也相当到位。

（3）《周易》

关于《周易》，杨氏没有单独的序传承下来，略见于《私钞序》。《易私钞》失传，但其主旨尚可见。杨守陈称：“四圣之《易》，自汉以来，传注无虑数百家，惟宋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并行于世。国朝选士之制，治《易》必兼《传》、《义》，士遵之久矣。至于近时，乃往往废《传》而专《本义》，岂谓《传》、《义》有得失而取舍之哉？惟以《传》详《义》简，竞务简以利捷耳。夫士不能博通五经而各治其一，已愧于古，况治《易》而不兼《传》、《义》，惟简是务，益趋于陋矣。暨其幸得一官，则并其简者亦视之如弁髦，弃不复顾，其能仕而学者，几何人哉？是皆可慨已夫。……余少尝读《易》，间作举子文字，亦主《义》宾《传》，与李君（鸣盛）同者。暨擢第而归，益味经旨，著《易私钞》，所见有异于前时，盖以《易》为卜筮而非为卜筮作者。伏羲则《河图》而作《易》，所以顺性命之理也；大禹则《洛书》而作《洪范》，所以叙彝伦之道也。《图》、《书》非为卜筮而出，《易》、《范》岂为卜筮而作？尚占惟《易》之一道，稽疑特《范》之一畴耳，《易》岂《火珠林》(30)之比哉？程子作《传》，实采伏羲之精以发性命之理，盖不但衍周经而已。朱子尝谓《程传》至备，象数犹欠，故作《本义》，推象数而明占筮，其辞尚简，不过补《传》之不足耳，学者岂可废《传》而专《本义》哉？且《易》道广大，无所不备，非博学详说，不足以究之。诸家之说，百氏之书，皆有可取而不可废也。博而详焉，精择而反诸约，于是恒存诸心，实践诸己，推而普济于人，则庶乎得《易》之道也，岂当但以决科而已。”(31)可见，杨守陈是从儒学角度理解《易》学的，而不同于时人从儒术角度来理解《易》。他以为要研究透《周易》，必须博采精择。而且，要成为自己的思想，加以社会实践。关于《周易》本身，他以为这是一部卜筮之书，但不是为了卜筮而写的，尚有其他目标。这是一部讲性理的书，程颐《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也是从发明性理之道角度来诠释的。宋代《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学和义理学，杨守陈主张义理而非卜筮。“程子之《传》主义理，朱子《本义》主卜筮，各极其精矣。然《易》道广大，卜筮特其一端，而学者非所当务。《易》理无穷，程朱间有微漏，而诸儒亦或可补。”(32)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应关注性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