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陈治经的口号是“不敢信世俗之讹本，必求圣贤之真旨”(65)，这也是他治经的出发点。当时的理学之士，多认为宗朱只需究理、践道即可。杨守陈却持不同看法，认为“所谓经者，使皆圣贤之手笔，家藏而世守，古今一本，无或少异，孰敢不尊信而更之”(66)？问题是，诸经的经文本身有错简现象。在他看来九籍早就是“陈编已蔽，断简已错”，后来又是“出于火焚泥烂之残余，成于口传手录之遗误，家异厥本，人异厥传。于是，圣贤之言多非其手笔之旧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世儒乃欲尽信而悉明之，至于有所难明，则亦不疑其传本之有错讹重阙，而必巧为之说，穿凿附会，委曲求合，甚或害理而伤教。行其说者，或至误国而残民。畏圣人之言者，固当如是乎？汉唐诸儒胶固经传之弊，已至于此！至宋而程朱欧苏之徒继出，乃始有正错简，补阙文，删衍说，而圣贤之旨于是乎大明矣。然尚有正之补之删之未尽者，宁无望于后之人乎？故不自量，效而为之。”(67)在这里，我们发现杨守陈的经典文献观不同于其他人。要求重视经典文献的准确性，是大家共同的想法。问题是，何谓文献的准确性，大家的理解不同。别人是原封不动地接受经典文本，而杨守陈则以为现存经典文本的经文本身存在错简现象。“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乱者，但由简之错耳。”(68)错简是校勘术语，是指古书文字、句子甚至段落错乱颠倒。古书多将文字写于竹简，以绳依序编联，绳断简脱，乃有错简。经典文本经历的两次大整理，为他的怀疑提供了可能。杨守陈的观念也影响了其弟杨守阯，所作《古诗》称：“焚书有禁令，博士书不焚。萧何收图籍，不知收典坟。项氏火秦宫，博士书始燔。残编出孔壁，天未丧斯文。修补汉儒手，亦各尊所闻。寥寥千载下，先后乱其真。全经久已失，其罪非一秦。”秦汉以后所传经文，一是来自汉代诸儒的口授，一是在鲁恭王故宅夹壁中所得。“壁藏者已经后人修润，故鲜错讹。口授者盖其所诵已非尽本文，而当时传言、后世誊写，亦多阙与错讹，且有重复，滋不可尽信矣。”(6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守陈实际上走到了欧阳修、朱子、王柏同一条疑经道路上了。这是一种托古形式的疑经行为，它的目的是否定汉学，建立宋学。“求至当归一之论”，其实所求得的至论不是圣人宗旨，而是宋明理学家自己心目中的构想。

（2）疑经意义

相比宋代，明人的疑经改经活动是比较少的。当然，明代也有疑经改经活动及其成果(70)。在明人的疑经改经活动中，杨守陈无疑是第一号人物，故当时及后世学者对他在经学上的成就与贡献有比较高的评价。

杨守陈的作品，虽然没有传下来，但他的几个知心友生如程敏政、王鏊是看到过的。程敏政称：“皆正其错简，更定其章句，诠择诸家之传注，而傅以己见。虽大儒之说不苟同。盖晚年屡加删定，未始轻出也。……其超然独见，多先儒所未及者。”(71)“先生所著别有《诸经私钞》，皆扩前贤所未发。使及朱子之门，必有起予之叹。后此，亦必将辅朱传行世。”(72)由此可见，推崇相当高。王鏊称杨氏“以高文博识名海内，夫人能知之。公尝著《诸经私钞》，多先儒所未发者，人或未及知也。予间得其一二，公曰：‘固不待后世而有扬子云矣。’”杨氏卒后，王鏊为哀词以明杨氏志向，其词曰：

圣亡经在，异说纷兮。阨秦造汉，离多门兮。商诗瞿易，授受亲兮。党同矜异，传说真兮。遗言奥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赵，宋孙石兮。抱经刬传，挺见特兮。逮乎伊洛，义转精兮。紫阳承之，集厥成兮。设科置学，为世程兮。父传子受，莫知其端兮。虽有异说，莫敢干兮。

于文懿公，生已后兮。周汉唐宋，得通究兮。圣经浩浩，如天渊兮。家钻人淬，庶或全兮。瑰词微义，日星陈兮。蹈常玩故，骇厥新兮。章甫资越，众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伤，益自珍兮。

嗟我何知，乃得师兮。谓公自信，当弗疑兮。太羮元酒，所贵希兮。岂不或过，志亦奇兮。后千万年，来者谁兮。(73)

这首哀词是理解杨守陈疑经活动的关键。前者述及圣亡经在，阨秦造汉，导致异说纷纷。唐末以后出现疑经活动，到宋代达到新的稳定，不再有人怀疑。后者讲了杨守陈通周汉唐宋经学，形成新说，时人难以接受。在此情况下，杨氏益加自珍。只有个别学生如王鏊理解杨氏的私钞，相信后千万年一定难找到知音。

不过，正德时期修成的《明孝宗实录》，其编纂者却持批评态度，称：“所著有《四书五经私抄》等集，藏于家。但《四书私抄》谓《大学》简多错，而朱子订定为可疑，以所易置者为怡然理顺。谓《中庸》有错简，而朱子不之疑，且不当分章句，而分知、仁、勇、费、隐、天道、人道，皆牵强。谓《论语》纪载无伦次，《孟子》中间多杂记，乃皆易置之，而于《语》、《孟》又分类焉。大意据王鲁斋以为二程尝更订汉儒之说，朱子尝更定二程之论，而因欲以己附焉。顾不思程朱道契往圣，汉儒曾不能窥其藩篱，况订定庸学，又皆据经文以为证，非专以己意更之也。（杨）守陈乃辄以己意，订正圣经，短长程朱，谓为善学。使后进敏慧者，凡见有不同，皆欲易之，则《四书》、《五经》，其不至分离破碎之甚邪？是不特乱道已甚，而其好名求胜之私，人亦不能无议云。”(74)由此可知，他们完全用是卫道心态说话的，认为人人如此改定经典，则经典会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受其影响，嘉靖时期学者黄佐也持批评态度。

清代前期学人对陈守陈的疑经活动及其成果有较高的评价，如黄宗羲称：“镜川长于经术，诸经皆有《私钞》，其于先儒之传，惟善是从，附以己见；有不合者，虽大儒之说，不苟徇也。”(75)朱彝尊认为：“文懿难经伉伉，不屑拾淳熙诸儒遗唾。”(76)全祖望认为杨守陈与吴澄有类似之处，其水平则高过吴澄，称：“至公而始大其学，颇类吴草庐（澄），兼收朱、张、吕、陆之长，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至其所著《诸经私钞》，吐弃先儒笺疏，则于草庐更过之。盖公但质诸心之所安，固非好奇以眩俗也。然当洪、宣以后，科举之锢人已深，闻公之说少可多怪。……文恪为公门下，其词如此，盖亦非能深知公者。若泰泉，则力诋之矣。呜呼！何其固也。……因叹公之绪言，世无知者。南雷黄聘君作《学案》，称极博，竟不为公立传。《明史·儒林》多取《学案》，故于公亦阙，良可惜也。”(77)由此可知，由于多种因素，杨守陈没有进入《明儒学案》、《明史·儒林传》。

在明清人的研究中，阎若璩的观点最值得注意。他曾慨叹说：“唐自义疏行，举天下惟主一说，无复汉人之宏博，有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之陋。逮宋庆历间，刘原父敞《七经小传》作，而经始一变。宋大儒传注，淳祐一诏已盛行，而元代遂以取士，明用以攻制义，祇蹈虚，不跖实，陋尤不可胜言。逮成、弘间，杨文懿公守陈自以所见立说，务求其是。故五经四书《私钞》成，而经又一变，是二公者诚皆有功于圣人之经者也。”(78)将刘敞与杨守陈并称，以为纠偏扶正，引导中国经学两次大的嬗变，这样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可惜，阎若璩这个观点，今天治经学者谈得甚少。阎若璩的观点能成立吗？我看可以。元明时期，理学稳定化。永乐时期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后，经典文本凝固化，士子们只有接受现成经典文本的份，疑经活动弱化，甚至完全是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一个会思考而显得不安分的士大夫杨守陈，弱弱地提出要说正经，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私钞”，企图建构一套更为合理的经典文本。这样的事，从政治来说，不是反了？经书历经“钦定”，向来只可尊信、讲习，不许轻议，更不准作实事求是的研究。杨氏背弃传统格言，“妄更圣经贤传”，实际是一种“叛儒先而紊圣经”的异端举动。他要恢复经典的原典文献研究，这在政治化的时代是有风险的。杨氏正经，主观上是为复原，实际上走向了反面。新版本的存在不会损害原版本，“若其谬说，只自谬耳，是书岂被其累”(79)。但会妨碍旧版本的权威性。明朝人不习惯经典有多个版本存在。幸好，杨守陈尚知趣，没有将之公布。否则，可能殃及池鱼，后裔不得安宁。从学术思想来说，杨守陈的疑经、正经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说《诸经私钞》的影响与刘敞《七经小传》可媲美，是一点不为过分的。杨氏“诸经私钞”之作，意义很大。杨守陈疑经背景与宋人不同，后者是在理学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而前者是在理学鼎盛、心学形成前夕出现的。继杨守陈之后，浙东出现了阳明心学，挑战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

杨氏疑经中体现出来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有值得肯定之处。杨守陈“不惟人只惟实”的博采求真的治学精神，正是浙东学人中最为可贵的学术精神。杨守陈在疑经方法上也有所突破。杨氏之前的人是如何疑经的？他的疑经在方法上与前人有何不同？据杨新勋研究，宋儒疑经的方法主要有文献佐证和义理审核两类(80)。而杨守陈则是主要通过错简理念，寻找新的疑经路径，这是他不同于前人疑经路径之处。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错简理念的人？“至宋而程朱欧苏之徒继出，乃始有正错简、补阙文、删润说，而圣贤之旨于是乎大明矣。”据此，错简理念早在程、朱、欧、苏时代已经提出了。到了南宋后期的王柏，则强化了错简理念。杨守陈是明朝比较早提出此理念的人。杨氏为什么会提出错简说？因为他发现了部分经典内容的混乱，缺乏内在逻辑性。他既用了义理审核法，也用了文献佐证法（如《五经考证》），发现仍无法解决自己的困惑，进一步往前思考的结果就是怀疑经典文本本身有错简问题。经典确实有错简吗？是的。竹简使用了近千年，经典多是竹简时代形成的，经历过几次大的风波，自然存在错简现象，这已经为今天的经典文献研究所证明。错简说的提出有什么意义？最大的一点是可以完善部分经典内容的理解。即便到今天，仍有学者提出进行全国性大规模的错简整理。由此说明，杨守陈因疑经而进行的错简整理之功是相当伟大的，杨氏疑经成果为后人提供了进一步提升的学术台阶。需要指出的是，错简说的提出，不是为了推翻经典，而是为了完善经典。不过，比较起经典保守派来说，自然是一大进步。

当然，杨守陈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他采取的大多是所谓“味经”与义理之判断，缺乏文献学的考证。杨氏用的是理证法，这和明末以训诂、考证辨阙疑的方法不同，这多少有一些危险。“古籍出现错简固然在所多有，但由于求证困难，多半仅能由推论取得可能的结论，要获得确切证据难上加难，因此，在处理此一问题时，态度必须非常严谨、慎重。”(81)“世无上古之典，家无四库之藏”(82)，没有直接与间接文献支撑的怀疑，只有思想史研究意义，没有知识论意义。就这点来说，他属经典研究的义理派，是一个典型的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