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全权代表百姓做事的政治体制下，优秀的中国士大夫往往喜欢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思百姓所思，做百姓想做的事。这种代民行事的思想，可称为民本思想。杨守陈正是这么一位士大夫。

1．关心民间疾苦

可能是性格因素，也可能是受家庭影响，杨守陈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关注时政。“余家食时，颇有志于天下。”(134)他出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对底层社会的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感受。当他看到奢侈浪费现象，就会深恶而痛疾之。早在景泰二年（1451）刚入翰林院时，就已经体现出这一特色。深宫长大、时值青年期的景泰帝，暴得大位，一时忘乎所以，宫中颇事奢侈，曾经以银豆、金钱等物撒地，让近侍来争拾，以此为乐。来自乡村的新科进士杨守陈听说此事后，百感交集，作《银豆谣》以讽之。

四方金银入天府，堆积如山贱如土。尚方承诏役良工，冶银作豆凡几颗。颗颗匀圆两铢重，朱函进入蓬莱宫。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中官跽俯鱼鳞集，两手如耘竞前拾。拾多拾少曾盈袖，金珰半堕罗裳绉。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闻知昨日六宫中，翠娥拾得黄金豆。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每月中官拾几回，豆将盈斗叶成堆。日用奢华不曾惜，满函犹似雪皑皑。谁知此是民膏血，一黍半铢非易得。内中宝藏固如山，悬溜能穿太山石。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明主由来爱一嚬，安邦只在恤穷民。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135)

读此诗，会让人掉泪。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帝国体制的私有属性。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财富集中于“天府”。财富既是皇家的，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知此是民膏血”，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根本不会珍惜，哪会想到百姓的穷苦与死活。“安邦只在恤穷民”，此言至今掷地有声。

杨守陈颇关心时事，尤其是关心民间疾苦。“吾浙虽曰富淳易理，然比岁旱潦相仍，官冶方兴，而赋敛者暴行，民于是饥寒疾苦，而滨于死亡。草窃奸宄，以干夫典宪。甚者，乞于道，转于沟壑，杀人干货于郊门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寖以夥，世犹以为富淳如故而莫或虑之。”(136)浙江人虽然“富淳易理”，但这是丰年的事。一旦到了歉收之年，百姓仍会面临“饥寒疾苦”。走投无路之余，就会作上犯科。

《与陆太守书》是他在宁波时针对地方饥荒提出的对策。天顺年间，杨守陈在家守丧，身体不太好，知府陆珞主动下询，让杨守陈十分感动。针对连年的饥荒，他大胆给宁波知府写了信，称“盖吾郡连岁旱潦，荐饥仍馑，以至于今，民滋困而不能堪。近者，雨雪连日，殣殍处处有之，存者多掘根为粮，刮榆皮为食，道中丐夫乞妇，皆菜面柴骨，行步不前，而声气仅属，有垂死之状，手持空囊，遍历村落，莫或赈之。不知后此三四月间，将何如也。有鬻赀产子女者，价至贱，而患无人售。询之，则非独为饥饿所驱，又多为秋盐二税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所逼迫耳，亦有因是被棰楚至死者矣。”(137)针对这些情况，杨守陈提出三条建议，要求停止秋盐二税、买赃之粟、僧田之租，以解眼前之急。“窃惟海贾之赃，散之久矣。丰年不敛其粟，而于今敛之，欲藉是以赈饥，是剜肉而补疮也。民家之租，太半不收，皆不足供官税，而独僧田以官税为辞，是或一道耶？二者皆可暂已。秋盐二税，固宜征之，然征之于秋成之时则可，征之于今则民之贫者有死而已，不能供也。今粮储之运，惟沿海为急，而南京犹或可缓，移彼济此，虽于法有妨，亦无大害。”他建议陆太守用官库之积余以救济垂死之饥民，“矫制发仓”。他希望知府出面救五县百万生灵，思善政而力行之。杨守陈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请托地方官，但肯为了公共利益出面请求，这正是他民本思想的表现。

2．长民在于爱民

他一生为朝廷清要之官，不直接治理地方，所以，对政治少了怕烦应付的官僚想法，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别人要求他写送序之类应酬文章时，正是表达他治理理想之时。他提出地方管理的核心在于爱民。“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今夫农之于禾也，耰而粪之，耘其稂莠，去其螟虫，朝灌而暮溉，何其劳耶！圉之于马也，洁除其厩，中夜而秣之，亭午而饮之，敲冰而澡之，何其勤耶！牧之于牛羊也，时其水旱，安其寝讹，晨而往，夕而回，又何其不惮烦耶！盖农爱其禾，圉爱其马，而牧爱其牛羊。惟其爱之也，故为之所者，无乎不至焉耳。长民者惟不爱其民也，故役之不闵其劳，赋之不虞其匮，刑之罚之而不恤其苦，甚至横征暴敛，剥肤椎肌，用虎冠之吏，受屠伯之名者，皆生于不爱而已。苟有以爱之之心，则见其饥也必思所哺之，其寒也必思所暖之，其嫉痛也必思所疗之，其陷溺而死亡也必思所救之，其愚也必思所牖之，其邪也必思所绳之，其贤也必思所翼之，其材也必思所植之，其被震凌而侵虐也必思所卫之，将如父母之于子，为之深谋远虑而惫精疲力以为之矣。岂直若农之于禾、圉之于马、牧之于牛羊而已耶？夫农与圉、牧之于禾于马于牛羊，各能致其爱也，何长民者之于民独不爱之耶？人之情必有所爱，必有所不爱，此重则彼轻矣。长民而不爱民者，盖于他有所爱焉。爱其位之尊也，爱其财之富也。于凡可以致尊富者，早夜谋之而不暇于爱民，早夜为之而不免于害民。若然，则出乎尔者，必反乎尔，欲保其素且不可得，而何尊富之可觊乎？苟爱其民而俾之乐其生，不失其性，则民戴之，士颂之，大臣扬之，天子陟之，爵日以臻，禄日以厚，虽欲不尊富，不可辞已。然君子之爱民者，岂以是为尊富之媒耶？殆非也。夫民，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同胞者。天之赋我以才智，固欲我爱斯民而觉之；王之宠我以禄秩，亦欲我爱斯民而安之也。”(138)杨守陈善于推类思考。他发现一个怪异现象，优秀的农民、圉人、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护自己的服务对象。相反，治民的地方官却不爱护自己管理的“民”，任意驱使。接着，他进一步思考了长官不爱民的原因所在，关键他们爱位子与财富。杨守陈认为，地方官只有先爱民，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位子与财富。最后指出，百姓是天地之子，我们的同胞，上天与皇上，均要求我们爱民、安民。

《送熊君良佐守镇江序》指出：“即种树为喻。盖仕之郡邑，犹家之圃。郡邑之民，犹圃之果蔬也。民之待抚字，不犹果蔬之待种树乎？抚字者，必课农桑，申孝弟，薄赋而省刑，周贫而辅弱，匡枉直邪。凡贪暴、奸宄、寇贼之殃吾民者，悉捍而去之，俾民皆富以淑。……凡抚字种树之若是者，皆本于爱且忧耳，不爱且忧，其何能然？……吾观令之长人者，孰克爱之忧之，而何太恩太勤之有！有烦其令者，则刑狱赋敛期会之类耳，孰知民之耕缲而督之。夫督耕缲而烦其令，且卒以祸。况刑赋诸令之烦，祸尤甚也。孰念而忧之，此民之所以日困也。”(139)他希望地方官爱民忧民，使民富而淑。

《送嘉兴郡守杨君承芳序》：“知府，民牧也。民事，莫重于农。今天子率公卿而躬耕藉田，所以劝农也。余家本农，识农之详，请举农事以为赠，可乎？夫农，深耕其田，泽其种而播之。苗既达矣，养之若哺儿然，恤恤乎惧其弗长也。溉之粪之，薅其良莠，火其螟螣，为之忧早潦，为之祈雨晹，……其为事至劳，而其用心至勤也。……然则农者，天下之本，而万事所之所由系也，故凡圣帝哲王、硕辅良牧，无不以劝农为务焉。”(140)这样对农耕生活的深入观察，显然只有参与过农耕生活的人才能概括。

《恤民亭记》通过吴地百姓输廪米到翰林院事，阐述了自己的民本思想。

俄而吴民之输廪米者麇至，余为之虑之。盖恒岁输者，奴侩胥隶率附势而邀其贿。以米昼暴之衢途，为舆马所践，或雨潦漂之。夕敛之门庑，复为奴隶所窃无算，朝夕忧劳，累月不克入廪，其苦甚矣，而莫之恤也。于是，余揭榜，禁奴侩胥隶严甚，莫敢犯。暴米于亭前之小庭，与院后之大庭，夕覆以苇席而不敛，晨卷席而又暴之，栖民于庭后之斋庑闬，闬闳深严，舆马奴隶莫敢至，又幸无雨潦，不逾月而廪完，民苦乃小纾焉。

嗟乎！民之苦不可胜道也。余家本农，备谙民苦，姑举其田赋一事略言之。春而耕种，时犹冻寒，手足皴痛不可忍。夏而粪耘，野日如火，田水若汤，忍热与湿，伛偻爬梳，腰折而指损。或水蝗噬之，棘与砾刺之，流血不止。旱则率妇子灌溉，踏车胝足，竟夕不寐。秋而刈获，必庐于田以防盗，盗或刃之死。负担登场，流汗浃体，疲极而不能休。其服田之苦若是！

搀青刈禾，未及一饱，而催租之吏已至。叫嚣隳突，摧窗败扉。为之献酒肴，奉钱帛，获少宽假。后至者益悍，遂詈棰，执缚以见官。官又棰之，流血或见骨，必罄赀破产以输之。岁凶，则虽鬻子女，犹不能给，其纳税之苦若是！

若夫输税于京者，则买舟越江淮，逾河泗以抵潞。远数千里，帆风雨缆，月星晨夕，不得宁。闸阻滩胶，进寸退尺。势豪者又鞭挞驱逐而先之，或被盗劫，其赀或罹风恶水险而臭厥载计，虽破家莫能偿，徒号啼于川澨，甚或遂葬之鱼腹，其水漕之苦若是！

及川路既穷，又赁车自郊而奔城，丑兴亥息，驰数百里，枕土饭沙，冒尘坌风雨，面黧骨柴，虽故旧莫能识。或为盗所劫，或驴仆车翻，委米于泥涂不可拾，其陆挽之苦若是！

幸而入城，宜可庆矣，而输廪之苦，又有如前之所云者。甚哉，其可怜也。痛哉！其足恤也。吾力不能恤其诸苦，随所值而稍恤之，亦庶几古人所谓宽之一分而已。

呜呼！天树君而建官，惟以为民也。今官荷君恩，幸不与民偕苦，而坐享饱暖之乐，其所饱粒米，莫非民之膏脂也，胡不少怜其民而稍恤之？且纵奴侩胥隶椎剥之，何其忍耶！民易虐，天难欺，吾未知其终免否也。呜呼！民乎民乎，可无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娱乎？

余欲以前所虑而行者为常法也，故名亭曰恤民，而为记以自省，且以告后之人。(141)

这篇文章实在太精彩了，他把浙江农民一年四季的农耕生活及所受国家纳税、运输之苦写得淋漓尽致。作者出身农家，早年参加过田头生活，熟悉农耕生活过程。春夏秋冬，四季不息，是浙江平原地区农民的一个特点。这样的生活，即使到了20世纪仍是如此。所以，阅读这篇文章所述的种田生活经历，感同身受。至于纳租的生活，也有类似同感，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到了20世纪末，浙江农民仍有交公粮的习惯。以前的历史，将阶级分为地主与农民。其实，在中国，主要是政府与农民。政府直接向农民收租税，才是核心问题所在。古代交通落后，而明朝又实行让农民自助运输到首都的制度，由此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成本问题。在农耕社会，政府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通过租税向农民征收的粮食。朝廷只确定一个公粮恒数，不管收成好坏，一律要完成租税征收任务。于是，逼迫地方政府也得要完成征收任务，不管百姓死活。在征收租税过程中，吏员成为权力打手，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税粮收集以后，不像后世，只要运输到各地的仓库即可，而要直接运输到相应的地方，交给各级政府部门的仓库。这样的直接运输，成本相当高，政府并不管，而直接转嫁给粮长。在交通落后的时代，水陆运输的风险是相当高的，也相当辛苦。一旦粮食送到各级政府部门，吏员并不珍惜，随意践踏现象相当严重。政府轻易转嫁社会成本这样的体制，正是古代政府不断出问题的因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天树君而建官，惟以为民也”这样的民本思想命题。天树君，天建官，官为民，这就是明朝典型的民本思想。“民易虐，天难欺”，这是理学家的天理观所在。“民乎民乎，可无恤乎？官乎官乎，可自娱乎？”官员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乐，要体恤百姓之苦，这是一个到今天仍没有解决的体制问题。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权力在官，后者权力在民。只要无法解决权力在民体制，就永远无法解决官民关系冲突问题，不可能创造出和谐的社会来。

他尤其对士大夫的为民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农之志在稼，贾之志在贿，终其身皆无变焉者，惟士之志，则有在道在功、在名与利者。既殊矣，至为风化所鼓，流俗所诱，毁誉利害所驱，则又有变其志者。夫功与名利，或志焉而不可必得；惟道在吾身，得可必也，而志焉者殊鲜。苟志乎此而学之弗懈，则持身必端，理家必和，莅官必敬，事主必忠，治民必仁，且义无乎不尽矣。然志不笃而懈于学，或诱之，或驱之，于是变而志功名，则于道有不顾矣；志利，则于功名有不问矣。……世之否，由士志利而忘道也。诚得志道不变之士布诸庶位，求世无泰，得乎？”(142)在他看来，农民、商人的志向不变，但士大夫的志向可好可坏，完全取决于修养。如果“志利而忘道”，那这个社会就没有药可治了。只有志向正、修炼不懈的士大夫，才能于国于民有利。

3．德刑严宽平衡

他强调“中德”思想。“天下之道，惟中可以尽之，大之五常，小之万善，皆不可偏也，不可倚也，不可过也，不可不及也，惟中而已。尧舜三代之所传，孔氏祖孙之所述，皆是道也。天下之事，不可不中。刑其尤者，人命之死生，民德之臧否，天下之治乱，一于是乎系焉。……然情伪是非殽而不可别，上下轻重惑而莫能定，求刑之中也，不已难乎！……得中行以司刑，刑焉有不中者哉？……夫中固至德，然中德亦自有至有不至者，……以求中德之至而行之，则刑无不中，将见中州之民，亦且化而中矣。”(143)这就是杨守陈的“中德”思想。

他希望在德刑严宽中取得某种平衡。“一之以德而宽，则吏纵民慢，汉所以衰也；一之以严，则吏遁民残，秦所以乱也。德刑严宽并存而时出，庶三代之治乎！”(144)他尤其希望掌握生杀大权的刑官处事要谨慎，“凡刑官，必须仁厚明断，而又夙夜勤慎无懈，庶几寡过。否则，纵有罪虐无辜，灾及于身家，流毒于子姓，此所以忧也”(145)。他总担心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贼寇之兴，情非得已。杨守陈认为：“秦之胜、广，汉之赤眉，隋之王薄、张金称，唐之黄巢，元之红巾，……盖亦有不得已也。”(146)贼寇之流并非虎狼之心，亦是普通之人，之所以起而反抗是因为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民生有欲，不获则争，盗之争欲，尤不道而可恶甚者，罪不容于诛。……太朴之时，山无隧，泽无梁，民各甘食美服，乐业而安居，虽鸡犬之音相闻，犹老死不还往，其又奚争？大同之世，食货充盈，教化旁达，男有分，女有归，嬛独疾废有养，人皆不以货利为己私，故外户而不闭。自后大道隐，偷俗兴，故小大好草窃，至杀越人于货，寖起而滋盛。周末以降，井田废，学校礼义之教隳，民皆窘于衣食，暗于廉耻辞让，加有凶荒冻馁，阽于死亡。而为之上者，又严刑厚敛以逼之”(147)，必然沦为流寇。这里将历史区分为“太朴之时”、“大同之世”、“大道隐”、“周末以来”四个阶段，考察了盗贼出现的背景。实际上是说，私有制导致了盗贼的出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贼寇的问题，当应体恤庶民，廉明吏治。对于如何对待贼寇，杨守陈认为“夫临民之道惟恩与威”(148)，主张恩威并施。对于恩威，杨守陈有如下较为透彻的分析：恩与威二者，若相反而实相济也。威不振，则恩不施。非不施也，恩虽施而壅塞者众，与不施同。故欲施恩必先振威，威既正，则掊克者去，凌暴者去，民各自遂，虽不施恩，而民固已感其恩矣。从杨守陈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威”更加重视。他认为要法刑严明，这样“人自畏而无敢病”(149)。如果再深入下去，刑罚不明的深层原因当是吏治腐败，故防止民堕变为贼寇须从吏治抓起。只有官吏的威信重新建立，才能更好地杜绝贼寇。

此外，杨守陈对于边疆格外之关注，这是知识分子爱国之心的表现。他在文集中提到了宣府、大同、延绥、两广等边疆的治理状况。国家的长治久安，庶民的安居乐业，皆与边疆之治理密不可分。杨守陈认为边疆的治理，最主要从两点着手，一是治理边疆的政策，一是边疆之吏。对于边疆的政策，杨守陈认为“设险莫如修德”(150)。武力征伐，只能求一时之安，而修德治疆，才是久安之策。修德的同时也要重视武备，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仅靠修德是难以实现边疆安宁的。在这点上，杨守陈很是担忧，因为“今日文恬武熙，惟玩好是求，惟燕游是乐，置边务于度外也”(151)。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没有强大的武备，必然要遭受欺侮。对于吏治，杨守陈觉得问题亦是严重，边疆之吏中“庸懦贪鄙之徒，不惟国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涂炭，而徒务于功赏，或掩小丑以为大功，甚者戮齐民以效首虏”(152)。若边疆之吏不务于职，贪功好利，甚至是“戮齐民以効首虏”，那边疆自不会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