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范、杨自惩父子的努力，虽然只取得了较小的回报，但到了孙子辈，教育成果充分展露出来了。景泰二年（1451），长孙杨守陈中进士，破镜川杨氏科举之天荒，此时距明朝开国84年。从此，镜川杨氏家运中兴、声名鹊起。张邦奇（1481—1544）说：“予惟镜川旧族，自……礼部尚书文懿公之兴，伯仲子姓，文行功业，蝉联辉映，为海内所歆慕。”(269)这样的观察是准确的。此后，杨氏“金榜题名，五世十科进士；玉阶听履，一门三部尚书”，“半壁宫花春燕罢，满床牙笏早朝归”(270)，可见杨氏在明中叶社会的影响。

1．礼部尚书杨守陈

（1）少师祖父

杨守陈（1425—1489），字维新，号晋庵，人称镜川先生。杨守陈生于洪熙元年七月十七日。其性格更类其父。启蒙教育是由其祖父杨范承担的。宣德四年（1429），五岁，就家塾，日记数百言。六岁，学对句。九岁，学诗歌。自称：“予自少时，大父日教以小学之道。于书，则先授之《小学》、《四书》，以次及五经，亲为之倍读讲解。而予力弱息微，不能高声久读，但展卷默视，一目下四五行，不数过而已熟。然逾旬越月，则已忘之。顾亦喜览他书，为五七字诗，余未之学也。”(271)所谓“日记数百言”，就是每天默读记忆。杨守陈重点学习了诗歌、古文创作，“余少时，读古书，求古道，攻古文辞，惟师先大考耳”(272)。

宣德十年（1435）十一岁时，一度随鄞县知县张铎学习。张铎称杨守陈“早慧，亦蒙召见，大获称赏。久益亲爱，视犹其子，命入署居”，与其儿子张时用“同砚席”，亲加教诲(273)。后来杨守陈忆及此事称：“舞勺之年，受知于河南布政使、清江张公，俾兼时学，以俟选举。”(274)由此可知，张铎开始教授时学。此后，随父亲之友吕澹庵学习，“时先考赠编修府君之执友曰澹庵吕先生，方以德行文学雄郡庠，名声蔼郁，赢粮负笈者麇至，余奉命从之。”(275)由此可知，吕澹庵是宁波府学教师。这个时期，杨守陈假馆于同县马阜（1396—1466）家。别人说杨守陈早慧，马阜初不信，等他看见杨守陈“读书目数行下，连倍（背）十余卷如流”，于是惊叹说：“名果不虚得也。”(276)

正统二年（1437），十三岁，学举子业。十五岁，学古文(277)。“所作词理兼优，迥出伦辈，四方学者往往传录，所作经义论策之文以为式。”(278)可见，杨守陈的举业文章写得相当好，受到老师们的肯定。有位先达看了他的举业文章，一笑而已。杨守陈初不知其意，一直用这种风格写作。正统七年（1512），到北京学习，朋友们指出他的不足，这才知道，“义、论必用四书五经之辞，方为本色”，而他本人所写文章，“多杂以他书”。于是，他下决心改变自己。可惜，少年时代所背诵的五经内容多已遗忘，写作时根本用不上。“定省之暇，因取五经并传注，分类而钞之，萃成六卷，庶可备临文之采用耳。……名之曰《割锦类编》。”(279)由此可知，到北京的学习，让他得以走上举业文章正轨。到北京以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改掉了自己的喝酒习惯。他少年时代，受家庭影响，喜欢喝酒。从北京回宁波时，“自京还里，亲旧招延，往往至醉”。他觉悟到饮酒误事，于是作《戒酒箴》。由此可见杨守陈与自己坏习惯作斗争的决心与毅力。

此外，堂兄杨守陶（？—1449）也是他的业师。村中学习，县城工作，到北京求学，杨守陶一直追随叔父杨自惩。“学贯诸经，善于诗赋，尤精书法，累试不偶。郡守郑珞尤之，起为掾，历试留守卫令史。公为文懿公业师。”(280)由此，他与杨自惩父子的关系特别好，杨自惩《次钱塘寄侄守陶》“更念守陈同宿食，晨昏无使废焚膏”，《与侄守陶》“好忆传经日，频烦顾守陈”(281)，可见杨守陶确实给了杨守陈不少帮助。

到了杨范、杨自惩时代，杨氏家中的藏书有所积累，“吾祖暨吾父，中兴厥家，百务倥偬，而尝以畜书启后为计，亦未能遽如先世畜之富也”(282)。由于图书数量不多，随便放在箱子里。杨守陈读书之余，做了两个书架，放在房中，按照唐人所定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将图书有序地排列在书架上，为方便检阅，做了一个书目。他编纂的家藏书目，有一些变化，如将子部的儒家类移到经部，小学类置到子部，反映出他重视道学的思想。

杨范恐杨守陈溺于泛读，常常教诲他说：“圣贤之学，以慎思力践为要，博文强记辅此而已。”杨守陈大有所悟，于是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铭，以见志(283)。《致知铭》称：“人欲求道，先致其知。博学审问，明辨慎思。自心而身，以至万物。表里精粗，无一敢忽。穷彼万理，会于一原。是谓知至，可希圣贤。”《力行铭》称：“人既知道，当力于行。始自孝弟，尊师信朋。至于百行，无一不勉。有过必改，务迁于善。日就月将，不偏不息。务底大成，圣贤之德。”《持敬铭》称：“惟知与行，固为学则，必有主之，乃致乃力。丹书之敬，尧典曰钦，伊洛有录，考亭有箴，口诵心持，始终不易，庶几知行，两造其极。”(284)《窗左铭》称：“尔祖缝掖，尔父纮，尔可弗学，以忝其先。学先于致知，尤莫难于克己。当秉烛以破幽，必选锋而攻锐。见卓尔于一原，养浩然以配义。立正位而居广居，追千古而待百世，庶有光于祖先而无愧于天地。”(285)这四篇铭，是杨守陈的人生座右铭。正是这种基本人格的训练，造就了杨守陈的优秀素质。“知行两造其极”，与后来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已十分接近。强调思考与理解，重视执行力的训练，以人格训练为先，而以文化知识学习为后，这至今仍是不二的人才培养之法。

正统七年（1442），18岁的杨守陈随三叔到北京学习，重点是义理之学与举业文章。有人说古人多强调易子而教。杨自惩认为举业可以自学，不必请老师。他的理由是：“古学难，时学直易耳。《五经四书大全》，此讲说之师也；《历科三试程文》，此笔削之师也。何必人师哉？”(286)于是，杨守陈不再请外人来教，在父亲指导下，以自学为主。父亲杨自惩亲自承担了杨守陈的《易》经教育。“仆与诸弟，少皆师先大父，而授《易》于先父。”(287)大体上说，早期启蒙教育由杨范承担，而举业的《易》学，则由其父担任。

北京之行以后，杨守陈名声大振，“学徒麋至，不能尽拒，因而抗颜，亦不得已耳，非好为也”(288)。由此可知，杨守陈也同时担任塾师之任。正统十一年（1446），22岁，“余自归京师，讲学于林庵”(289)。有一天，梦见一个老人，自称是邵康节，认为学道之要在于求放心，杨守陈大有感悟，于是作《求放心铭》，称：“人之一心，本居身内，一念妄兴，放而在外。……人则求焉，收使复入，至于厥心，乃任其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务求放心，以造于道，……嗟尔小子，务求圣贤，始是终是，无食尔言。”(290)由这篇铭序可知，他一直处于求道与做举业文章两难之中。“居今之世，求古之道，而不兼时学，则不能入仕而行道，故二者不可偏废也。”(291)由此可知，他是持举业与求道两不误理念的。由于杨守陈的努力，正统间，补为宁波府学增广生。

正统十四年（1449）(292)前后，杨守陈与丁氏结婚。丁氏也是鄞县人，其父丁瑄，正统间举乡荐，未仕。宣德五年（1430），丁瑄卒，时丁氏甫四岁。不久，其母楼氏改嫁宁波城南的王宗遂，她也随行。王宗遂也是一个读书人，尚义气，见丁氏“夙端悫，不苟赀笑，口授《孝经》、《小学》，慎为择对”。杨守陈以诸生赴省城参加乡试时，经过王宗遂家，王宗遂与他一交谈，惊讶地说：“此名世才也。”于是，将丁氏许配给了杨守陈。“宜人出富家，而杨氏世素儒，食指数百，藜菽苦弗继。宜人脱珥，躬织作，以佐养，且给公游学费。虽涉疲悴，了无怼色，人以为难。”(293)由此可见，丁氏嫁进杨家以后，给杨家不少帮助，杨守陈读书的费用，就是丁氏提供的。

（2）一举成名

景泰元年（1450）八月，中浙江举人。“天子欲广揽俊豪，以宏中兴之业，诏开解额，一时得士为盛。吾浙百有二十二人，多宿学重誉负材器者。”(294)可见，这科浙江举人名额增加到122人。十月，长子杨茂元出生。不久，乡试以后，杨守陈上北京，准备参加会试。母亲张氏相当仔细，在杨守陈上北京应考时，听说途中多强盗，就将银数并缝在他的短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