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陈谈不上是一个史学家，但他参加过多次官方组织的修史活动，有一些史学实践活动，也有自己的一些史学主张，关注国史的编纂。在方志与家谱上，也有些想法。

1．国史编纂

杨守陈长期在翰林院工作，天顺年间，参与《大明一统志》的编纂。成化初年，预修《英宗实录》。成化三年（1467），《英宗实录》成，杨守陈因功升为司经局洗马。成化八年（1472），校正《通鉴纲目》。成化九年，预修《宋元通鉴纲目》。成化十八年（1482），杨守陈参与了《文华大训》编修。弘治元年（1488），担任《宪宗实录》副总裁。也就是说，杨守陈参与了六部官修作品的编纂活动。

杨守陈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称：“史或无焉，则国统君治、臣才民俗，与夫礼乐刑政之详、理乱兴亡之故，皆暗寂无传，虽当时嗣主，亦何征以数其典、绳其先，而况于易代旷世之远哉？周列国数百，惟鲁秉礼，而其史为圣经，揭十二公如日月，虽他国亦赖之有闻。五季十国，独南唐尚文，士为之纂述者众，虽其方术、诙谐亦至今若存。其余有史不能如彼二国，则皆暗而不章。又其余无史或史不传，则同归于暗寂。甚矣，史之不可忽也！”(118)历史涉及人类实践活动的记录，没有历史记录，何以见证人类历史足迹？先秦的鲁国与五代的南唐，正是因为重视修史，有《春秋》、《南唐书》，所以影响更大。

力求秉笔直书，善恶并载。编撰《文华大训》时，有一条原则，“独事涉中人者，悉不以书”。杨守陈认为这种做法有违历史宗旨，他为之争曰：“是何以为训？撮其贤否得失之故。”(119)太监虽有干政祸国之流，也有安分守己之辈，其中亦有功于社稷之人，书之可以起到史鉴之功。

在史馆期间，他写了著名的《史馆感怀三首》、《书事》(120)。他先是批评了明朝政府废除起居注制度，“在古左右史，言动悉分书。由汉至国初，有官注起居。不知自何岁，史职旷成虚”。接着，讲到了明朝官修实录的遗憾，“有故始辟馆，编纂亦纷如。新人叙陈事，何啻阔且疏！善慝有难审，执笔空踌躇”。国史是明是非的工具，没有一定的三长才能，如何修好史？“国史明是非，将以垂万世。匪果具三长，曷由通五志”。“古人守一职，往往思捐躯。可怜今世士，利害论锱铢”。古人为史作牺牲，今人只顾现实利益。《书事》：“惜哉操觚士，半为谀墓谋。徇俗苦难免，拒物恒招尤。毫端有造化，万物自春秋。纯冕与猎较，孔圣亦何求！”这里提出了一个现实政治利益与历史客观评价标准之间的矛盾现象。生活于现实政治利益场中的人，想做出科学性的历史评价，是比较困难的。

杨守陈比较关注国史纂修，称“国史有三大阙事未举”。这三件事，有必要展开分析。

第一是“靖难后不记建文君朝政及方、黄死事诸臣。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来辑，尚可补国史之缺。”(121)靖难之役后，成祖下令革去建文年号，不为建文修实录，企图掩盖这段历史的真像。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们不敢公开谈论建文君臣之事。当时成的《奉天靖难记》，完全是史臣们为粉饰朱棣篡位的合法性而写的，故于建文君臣极尽诋诬之能事，殊不可信。至天顺初，英宗下令除去建文“庶人”称号，“国禁渐弛”(122)。然而，人们仍不大敢讲。到了弘治二年（1489），杨守陈大胆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论，主张及时采辑资料，修《建文实录》，以补国史之缺。至此，已经87年历史了。在这么长时间内，无人敢提及，可见政治控制之严。杨守陈敢提出这个建议，显然与他受孝宗信任有关。不过，最终没有上奏朝廷，“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弘治间，南京人陈谦之可能是较早补辑建文朝史者。他任职兵部，“得诸臣事于故牍中，铨次为集”。惜“家世寝远，书以不存”(123)。浙江嘉兴人郁兖《革朝遗忠录》是现存较早记建文史者。清人周中孚称明人自中叶后“好谈逊国时事”，这确是个事实。明人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撰作建文朝史，一是为了补建文朝无实录之缺。二是为了表彰忠义。靖难之役中，殉难大臣，一时累百，这被认为是“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来”最为感人的壮举。“旷代相感，百世犹兴，尚德之衷，古今一也”(124)。为了“砺生民而窒不轨”，后人觉得有必要表彰这些忠臣。三是出于猎奇心理。本来建文朝史才短短4年，也没有大的影响，但最高统治者却害怕人们知道篡夺真象。结果，越禁越引发人们的好奇。于是，写建文朝史、读建文朝史一时成风。

第二，“景帝已复位号，而《英宗实录》标目犹言‘郕戾王附’，是宜改正。”(125)英宗复辟以后，代宗朱祁钰死后被称“郕戾王”。成化元年（1465）开始修纂《英宗实录》，将代宗的事迹附录其中，注为《废帝郕戾王附录》。至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始复景泰帝位号。因为这个背景，杨守陈进一步提出，将《英宗实录》正统与天顺年间一段《废帝郕戾王附录》的标目更改过来。当时，《英宗实录》只有正副两个版本，要改正是可以做到的。不过，最终没有修订。

第三，注意到了留中章疏的保存与搜集，“章疏留中者，不获登实录，宜宣付史馆。旧例，群臣章疏留中者，虽有可传，皆不得书。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馆，择而书之。”这可能涉及皇帝认可与否。在政治家看来，没有经过皇帝认可的“留中”奏疏是无效的，所以实录不刊登。而在杨守陈看来，这也是历史资料，是历史思想资料，要求刊入实录。应该说，杨守陈的观点是对的。

总的看来，杨守陈的建议，更具历史色彩。

2．关注方志

天顺年间，修《大明一统志》。“今国家稽古右文，方命文学从臣，会粹四方之志，以为百代不刊之典。守陈忝与载笔之列，窃观夫古今图志之在群玉府者，浩若烟海，而探索校雠，求其无若九河、彭蠡之误者盖鲜。必再四订正而后敢书。又思穷乡下邑，非无胜美之区，幽贞之彦，而不幸无志之者，皆湮没无闻而不得书。”(126)这是当时面临的方志编纂难题。朝廷修志，也鼓励了部分士大夫私修村志。江西乐平县北的砚山村（今必塔前镇），是一个以徐姓为主的古村落。时任宣平（今属浙江丽水市武义县）教谕的徐光润作《砚山志》。他曾是杨守陈乡试时的老师，所以要杨守陈作序。杨守陈读后非常肯定，为作《砚山志序》，称“地有志，尚矣。……后世志益繁，自一乡一郡，以达天下，莫不有之”。相对说来，志天下与志郡国者较多，而志一乡者数量较少。“夫乡之于郡，郡之于天下，其大小不待较而明矣。观考之士，述作之家，孰不难于大而易于小。然而，志一郡与志天下者恒多，志一乡者恒少，岂以一乡之内，陋隘空间而无可书哉？抑以其卑鄙琐屑而不足书哉？夫天下者，一乡之积也。举众乡而书之，则为郡志，举众郡而书之，则为天下志，故天下志本于郡，郡志本于乡也，则乡志胡可少哉？……地志之于世大矣，案之而体国经野，据之而幽寻胜选，阅之而博物洽闻，皆于是乎在。……地苟无志，则虽生于其乡者，亦或懵于见闻，而况四方之远、百世之下哉？然志地者，必足蹈而目暏之，斯能志其详。非若理道术数然，可以臆而论也。……然则志地岂易哉？……是志岂徒作哉？一以备史氏之阙遗，一以扬先叶之休烈。”乡土志的意义相当重要，编纂也不易，它是郡志、天下志的基础。要求编纂村志一类乡土志，这样的理念确实先进。因为，即便今天，数量仍不大。这是未来地方志编纂有成长性的部分。中国是一个行政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大国，往往重视上面（县以上）记录，而忽视下面（乡以下）记录。在未来的乡村分治理念下，底层的村乡志记录有可能得到重视。这部分记录完善了，中国才会成为一个行政管理、历史记录完善的国度。

3．重视家谱

谱牒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发明。“国必有史，家必有谱也”。自魏晋以下，上至君主，下到庶人，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纂与续修，家之不可以无谱犹国之不可以无史。家谱的编纂到明代趋于完善，杨守陈“尝阅天下之谱多矣”(127)，故对家谱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反对某些宗谱“一以务博而杂伪，一以慕高而矫诬”。主张从可以考见的祖先写起。观家谱可以生敬心、爱心、劝戒之心，“敬心生则思尊其祖，爱心生则思收其族，劝戒之心生则思淑其身，以延其后”(128)。杨守陈认为家谱的重要性不限于家族内部，对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有着重要之影响。“族谱盖与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则有帝系，诸侯则有世本，庶人则有家谍（通‘牒’），其已尚矣。”(129)族谱可以维系宗法秩序，使下层庶民皆有一个归属，尊同祖，敬同宗。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而家谱则是这个纽带的外在体现。正如杨守陈所言：“夫谱所以明本源、辨昭穆、叙尊卑、别疏戚，启尊祖睦族之心，兴象先贻后之道，信不可无者。”(130)家谱犹如国家民族的历史，它是家族发展的记忆，人们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的归依。尊祖敬宗，也是维系宗法秩序与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内容。反过来说，“无之，则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叙与别也。于是，上祖疏族，皆莫知其为谁，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后何以贻？愈远愈失矣”(131)。如果不知家族的本原，宗法的秩序难以维系，在社会关系较为单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不论对国家统治，亦或于社会个体，皆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族关系，而家谱是维系家族内部关系乃至对外联系的一个重要媒介，故家谱亦是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杨守陈曾言：“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属子姓未必蕃也，尤不可以无谱，亦或能谱之。而所谓贵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积善而累仁，其族属子姓率葛帛而螽揖者。苟无以谱之，是使积善累仁者泯没而无闻，葛帛螽揖者涣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可乎？”(132)言下之意，庶人贫寒之家，族辈或旁支可能很不一般，祖上的荣耀可以激励后世之子孙，旁系宗亲的昌盛亦可以当做家族的奋斗目标，甚至说可以得到其可能的帮助。至于富贵显宦之家，是经过祖上的不断积累，族辈肯定经过他们的艰辛努力才造就如今之繁荣，忘恩弃祖实乃不孝，得知先辈创业之不易，亦是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兴盛的重要因素。这是从正面之论述，换个角度来说，“夫谱牒不作，则系世不明，亲属莫辨，上之祖祢以前莫知其谁何，下之昆弟子姓之外皆为途人，人道不几于禽兽矣乎？”(133)中国古代社会，人伦关系最为重要的，如果不知宗祖，昆弟子姓同于路人，那实乃与禽兽无异。故杨守陈说：“故谱牒正而后人伦明，而后风俗美，风俗美而后四方万国一归于理。此古之圣君贤相、仁人君子所以重此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