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代的宗谱编纂

清初，杨氏有续修之举。“明季，宗绪中圮”(47)，由此可知，由于杨氏的衰落，宗谱编纂也有上百年没有续修。“弘光元年乙酉（1645），历百有三十七年，德周、秉鼐、文瓒三公同志共修。适遇国运迁移，未及告成，所有辑稿十有五六。其《世录》一本，因式清公取去，失于火。数百年之家宝，弃于一旦。”(48)康熙十五年（1676），杨来泰拜告永庆堂祖宗时，急忙补辑桂芳桥一支世录，以存不忘。(49)杨式傅曾抄录家谱世系。

到清乾隆年间，《镜川杨氏宗谱》刊本已不存，仅有杨秉鼐所作之稿本，杨伟英所藏其曾祖杨式傅手录的几卷谱序、世系(50)。“百余年来，文献复有凌夷之慨，若皆袖手睨其旁而不之顾，将使教化衰，风俗偷，纲常弛，名教坠，奚以正宗绪而序人伦乎？”(51)宗谱重修之任，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1）乾隆《镜川杨氏宗谱》

乾隆末年，完成杨氏宗谱重修任务的是杨永赞。

杨永赞（1732—1795年以后），字与参，号飞涛，又号寄园，也作淇园。《镜川杨氏宗谱》中收录其诗文几篇，名曰《永赞诗草》(52)。杨永赞能传家学，但屡试不中，年未三十，为师乡里，“弟子著籍者至数十人”(53)。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出一房”。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出房，几获售矣，而皆不遇。人莫不以此为先生屈，而先生处之阳阳也”(54)。“家本贫约，而清心洁己，刻苦自励。修哺之外，苞苴一无所入。读书谈艺，终身有以自得，殆所谓经师兼人师者欤！”(55)作为家族中的文化人，杨永赞续修家谱的使命感非常强。“世愈远则考核难，数十年来，寝食不辍想者，曰：谱不得修，为我一生抱憾事。”(56)杨永赞发现，“我杨氏宗谱已失，间有草本，多属零落，否则亦舛误”(57)。为此，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杨永赞注意家族材料的搜集。“故凡所到处，必询其所藏旧谱请读焉。”包括唐之《大同谱》，宋之《流芳谱》及明之《青山谱》、《夏凉谱》、《斗门谱》、《湖后谱》、《梁桥谱》。“遍查各房世纪，至今未获定本。旧岁秋，得秉鼐公所作稿本于孝友之手，虽缺略未全，尚可稍稍补辑，而敬纪其略。”(58)考杨永赞序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则“旧岁秋”应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孝友”指杨孝友（1737—1799），字大训。由此可知，杨秉鼐谱稿的重获，直接促成了此次宗谱的重修。

有人对杨永赞说：“修谱易有过，子宜勿为也。”杨永赞回答说：“吾尽吾心而已，有过与否，所勿计也。故每有未立传而急补者，有既立传而仍删者。向各房查系，并有至十数往还而不怠者，可谓尽心矣。夫百口之家，更十余稔，而偻数其人，多有遗忘者，况网罗四方百代之族耶？镜川一支，考核务严。他如支分派远，未及详载，非遗忘也，盖将阙以有待也。然则有过之名，不容受也，亦不必辞耳。”(59)由此可知，杨永赞修谱的决心非常大。

此外，杨伟烈、杨伟英等人协助纂修。杨伟烈(60)（1739—1827），字丕哉，号培斋，邑庠生。杨伟英（1754—1821），字首春，号西庚，官名邦墉，邑庠生，晋封通议大夫，好读乡贤遗稿，并为之整修。

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60岁的杨永赞“谋诸宗族，猛勇钞此”。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稿成”(61)。乾隆六十年正式刊刻。前后经过了十多年时间。乾隆《镜川杨氏宗谱》，封面题“四知堂藏本”，内文题“报本堂木活字本”，六卷，四册，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这部族谱是镜川杨氏现存最早的版本，后世族谱的续修皆以此为本。杨永赞等在镜川谱散失殆尽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终完成族谱创修之大业，“以一身当百有四十余年之中绝，网罗故系，采辑旧闻，久乃告成，厥功非小”(62)。

杨永赞重修《镜川杨氏宗谱》，其体例主要参照了邻村的《槎湖张氏谱》。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分上中下三卷，除序和义例，共有21类，分别是地图、氏原、卜籍、家范、行第、世系、宠命、仕宦、科贡、庠俊、吏掾、处士、阃行、宗公、寿考、第宅、祠墓、著述、辨疑、守谱、题跋后序。这次家谱的编纂更加严谨、求实。如新增凡例言“我族厚公自苏迁鄞，当首鄞谱以系世。而旧谱必自康国公、砺公始者，不欲迁其祖父也。今定以厚公为一世肇基之祖，再追叙康国公祖父两代，连厚公，仍以五代起世。自厚公以前，则为占籍姑苏之远祖。其不联一图者，使后人知世次所由起而源流亦易明云”(63)。杨永赞等认为杨厚才是镜川杨氏的肇基始祖，而杨康国、杨砺等只能算是远祖，其求实之态度可见一二。

宗谱靠修，也要靠传承。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对于守谱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一，守谱乃是宗族事之大者，不可有半点疏忽，“子孙而不知守其谱，是忘乎其先也”。其二，旧谱之所以散佚，是跟守谱不得法有密切的关系，断不可重蹈覆辙，“欲垂永久而勿失，则必慎所守也”。其三，明确族谱分管之家，以防日久遗失。“凡正谱三册，东杨藏一册，西杨藏一册，中杨藏一册。副本共七册，青山存一册，东杨前宅存一册，后宅一册，西杨仁、义、智三房各存一册，夹塘礼房一册。”其四则提出了几种具体的守谱方法，如“加封锁架阁于祠宇，一如镇宅莲经，此乙法也。或付宗长收藏，送迎输守，严加珍护。每逢伏日晒烺，勿致稍有蛀烂，此乙法也。抑或付当年者输守，于正月交出，各房挨次输守。岁时祭祀之日，通族会集，展阅一回，亦所以防蛀烂，此又一法也”(64)。此外，还收录诸家守谱条例，有《引证守谱条例》，以供子孙参考。

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有《辨疑》一卷，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辨疑》一卷是宗谱编纂者对旧谱的辩证，这是研究镜川杨氏历史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很多信息难以得到考究或佐证。如对于杨氏字辈的考证，十分清楚。“梦觉云臣，时如应显，元成兴熙，自守茂美，承德秉文，式永益伟”六句，乃是镜川杨氏远祖康国而下八世祖所创书。至新五朝奉训诫子弟义不仕元，改“元”字为“新”字。明代洪武年间舒经所作的谱序称新五朝奉“缀十六字，为后来子孙第行”(65)，且言新五朝奉改“承德秉文”句为“承厚积宏”，而后杨守陈复改“承厚积宏”为“承德秉文”。杨永赞等通过《青山谱》等资料的考证，证明舒经所言有误。再如，对杨再十一君名为杨珪的考证。这些考证，都为镜川杨氏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依据，同时大大增加了其自身的史料价值。

（2）道光《镜川杨氏宗谱》

时至道光年间，距乾隆末修谱已经有四十余年，于是杨氏家族中有识之士提出续修族谱。道光二十一年（1841），仁房杨伟灿、澄川房杨学载倡议续修家谱，邀宗人在镜川里开会，商议开局修谱之事。“旋遭夷扰，中止”(66)。所谓“夷扰”，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年十月，宁波城陷，也致使修谱活动一度中断。

鸦片战争结束后，杨益宝再度倡议修谱。杨益宝（1760—1848），字嘉善，号稼船。杨守阯十世孙，家居桂芳桥（今宁波梅园小区内）。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五岁，“家道素约，食指复繁”，其父命其“废学，客缑城”。缑城是宁海别名。所谓“客”，实是做生意。“翁先年客宁海贸易，以信行著闻。”(67)“操筹之暇，每以定省疏旷为憾。”嘉庆四年（1799）四十岁后，归家主持家政。杨益宝膝下无子，其子杨伟儒是过继的。杨益宝家财颇丰，嘉庆三年（1798），“倡捐白金二百两”(68)，建世德堂，以合祀杨范以下列祖。嘉庆十年（1805），斥资重修碧川公精舍，修葺碧川公影堂，对宗族事务十分热心。他认为：“夫谱者，属也，谓世数之周普也。谱者，属也，谓人生相系属也。宗谱自修于乾隆年间，迄今阅一世有余。而数千家之生人，蛰蛰绵绵，蕃衍莫叙。倘不及时而敬宗收族，廓前谱而大同之，将创议于前者，其志不遂，而何以告成功，以昭祖宗之美而纪子孙之盛耶？”(69)

杨益宝虽有续修之倡，捐资之举，然毕竟年事已高，经族人商议，这次主修的使命落到杨学载身上。杨学载（1790—1849），字笔言，号碧厓，又号东桥，郡增广生。这次续修，有明确分工负责机制。“世系俱各房主事者查明，……倘有遗漏，责有攸归。”(70)这一机制使得分工明确，责有专属，减少了讹误的发生，这在后来的几次续修中成为惯例。

这次修谱，也得到了杨伟儒的全力赞助。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杨学载找杨伟儒商量，说：“重修宗谱，多历年所议，印刻经资未敷，奈何？”杨伟儒说：“心未坚，志未决，是以愿不遂而功不成也。”答应出资。不久，延聘暨阳傅文耀先生“审详锓版，立局在东、西杨间新风堋庙，邀宗人备器什，权舆其事。于是，鉴阅前谱，搜罗遗编，获寸缄尺牍，长章大篇，有关先代者，随时钞录，递柬于局内，循次而补辑之。第家务烦冗，不得时时在局中同襄厥政，而一棹来过，风雨寒暑，往返数十次。族中琐碎轇轕，一切调停毋畸。至修谱章程，惟略表其大端，而未遑细核。若夫世系，向交各房分校。碧川房派独膺其役，不惮家稽户察，废修坠举，详考细征，四易稿而后定。似井然不紊，而涣然靡遗，盖所条陈而缕述之者此耳。自春徂秋，六阅月而葳事，读终篇，瞻洽周详于前谱。虽有增删处，修短合度，疑信相参，荟萃而汇为巨观，非妄行窜易也。而卷帙浩繁，较前过半。纸札印料等费都钜，将伯者，其谁助之。家大人有训云‘钱财当须为祖宗用耳’。经资未敷，独任奚辞。上以光祖宗，下以示子孙。谱牒煌煌，亘诸久远矣。”(71)由此可知，宗谱的编纂与刊刻，均放在新风堋庙。刊工傅文耀承担了家谱的刊刻工作。杨伟儒不仅出资，而且承担了碧川房派支谱的编纂工作。全部工作，花费了六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