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明季，镜川书院倾圮。清初，尚存“镜川书屋”悬匾，后之园至清尚称“杨家园”(625)。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十八日，因蒙师的劝告，松泉公把府学边的部分地基捐给了府学，由此得道宪胡承祖、府宪高啟桂、鄞县知县张廷相的批准，“行学注册”。松泉公规定：“后子孙克振家声，仍得起造，否则，毋许一房私卖，庶地在而祖灵亦与之俱在矣。”(626)乾隆初年，全祖望写《城北镜川书院记》，加以表章(627)。后来，附近的徐姓，将此地据为己业。道光十五年（1835），双方为此打官司，久而不决。

（2）杨德周（1579—1649），字南仲，一字孚先。晚年字齐庄，号紫凝。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杨德周是杨茂清次子杨美秉（1513—1573）后代。父亲为杨承烚（1545—1621）。历官金华县儒学教谕、古田知县、高唐州知州。隆武二年（1646）任尚宝司卿。杨德周住城内日湖边的采莲桥。详参第七章。

（3）杨德伟（1565—1634年后），字异度，号海虞。杨茂恕后代。父杨承敬，祖杨美晋。由礼部儒士，授福建延平府将乐县主簿，调山东县主簿，升江西九江府经历。客居京师，因无力南还，遂定居北京长安街。杨德周有《长安寓异度五兄邸舍二首》，称“兄今家是客，弟复客为家”(628)。杨德伟工山水花鸟，名闻海内，争相购求，得其成帙，胜越百朋。为诗浑厚和平，发诸性情而畅于景物，有韦应物、柳宗元之风。有二子，长子秉曾，字伯颖，官主簿。次子秉昭，字季颖，官典史(629)。

（4）杨德亮，字翼少，号敬亭。杨德政弟。有诗《送异度五弟入都》、《下邳感事》、《别大兄东归》、《翠微庄绝句二首》(630)。杨德伟上北京时，杨德亮送行，《送异度五弟入都》有“游子上河梁，离心暗自伤”。《下邳感事》则记录了沿途所见惨相，“苦雨凄风江上行，村中愁绝不堪论。几有破室征秋税，满地寒芜给晚飧。辽左未全虚战斗，江南犹或煽讹言。蠲租赈恤经年望，野哭哀哀昼掩门”。所谓大兄，当为杨德政。《别大兄东归》称：“天涯回首惜离群，驿路劳劳别梦殷。……奈何庭闱衰病在，晨昏药饵莫烦君。”可见，父母身体不好，他只得辞别大哥，回到宁波。

（5）杨德忠，号静原。援例，授永陵卫百户，升蓟辽守备。

（6）杨德述，字明叔，号后彭，杨承龙二子。鄞县县学禀生，九次参加浙江乡试，五次列为副榜。乡试副榜即备取生，始于嘉靖时期。一般按正榜五比一数录取，无权参加会试，但可以参加下次乡试。万历十三年（1585）岁贡第七名。由此可知，科考相当不顺。

（7）杨德逊（1557—1606），字敏叔，号茂越。生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二月十九日（公元当为1557年），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元当为1606年），享年50岁。杨承龙子，杨美益孙。援例，补国子生，为应天府乡试副榜。

（8）杨德亮（1548—1610），字士来，号仰南，杨承闵三子，浙江乡试副榜。

（9）杨德容，号君立，天启间，南直隶武乡试第一名。

（10）杨德宽，字君达，南直隶武乡试第六名。

“德”字辈杨氏，出了一位进士，一位举人，29位庠生。又据《庠俊》，“秉”字出了30位庠生，“文”字辈出了28位庠生。清初“文”字辈庠生共9位。可见，杨氏一直在努力，但成效较低，多停留于秀才一级。

杨氏甚至有宗教官员，如杨公璧，法名珙，东杨前宅杨自逊次子，可见是“守”字辈人物，杨存淇《镜川杨氏宗谱》卷十二《处士》有记录，但东杨前宅谱系图没有其名，这是由和尚上不谱的规则限制的。他在松岩、延庆寺等寺院做和尚，升授宁波府僧纲司都纲。杨守随作《送公璧为僧纲司都纲序》，强调都纲是一个宗教官员，不再是普通的和尚，得按“清慎勤”严格要求自己，才可以称职(631)。杨美珙，字以瑞，嘉靖间补郡庠生，援例授都司知印。还有围棋高手，如杨秉琨，字公琰，天启间补邑庠生。性好弈，心之所思，手之所指，虽途行亦不忘，咸称高手(632)。

晚明的杨氏，也出了不少富户。杨守阳（1458—1527），字给辉，号云楼。少有大志，充拓基业，创构大厦，富甲于乡。被回禄者九回，而富益增，人称为“火烧九老人”。弘治间，因输粟，授官宣义郎，义官(633)。杨智，弘治十七年，赈饥事，赐宣义郎。杨茂利，字志公，弘治间，输粟，授官义郎。杨茂摈，字志良，弘治间，奉赈恤饥荒事，例输粟，赴京奉请，钦授将仕郎、本府阴阳学正术。说明在弘治年间，地方上出现了不少新的富户。

富户们乐于施与。杨美诚“饶赀，好礼乐，喜施抚”。杨承镒“刚方正直，逊礼无骄，轻财好施，自得逍遥，福田广布，乡党钦高，所施庵寺桥路，装塑佛像，不止三百余数。本境七乡桥亭，公所重建，奉化方桥、常普庵大殿，皆公重建。舍肥田三亩余，永为斋僧，夫妇同塑像于彼”(634)。杨德坤“小时因祖上清廉，无寸土之授，甘忍自约。每务勤俭，忠厚孝弟，遂致苟完之富，养亲葬祖。喜令子孙读书。性不饮酒，隐居山中数十年，以寿终”(635)。杨秉志“赀雄于乡，捐饷给，贫者多赖之”(636)。

据统计，杨氏从“守”字辈到“文”字辈五世之中，有“四开府、三翰林、两台谏、四监司，而守牧以下无论也”(637)。所谓十进士，嘉靖前有6人，及嘉靖以后，有杨美益，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杨承闵，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杨德政，万历五年（1577）进士；杨文瓒，南明唐王隆武元年（1645）恩赐进士。

此外，《镜川杨氏宗谱》上有杨觐光、杨观光兄弟进士。杨觐光（1585—1635），字星仲，号拱宸(638)，继改百芝。以《礼记》，补山东登州府招远县庠生，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山东乡试举人。万历三十五年，中进士，官至陕西布政。《镜川杨氏宗谱》称“转通政司使，升兵部侍郎”，据《钦予祭葬百芝杨公墓志铭》，仅官至南京通政使，没有做过兵部侍郎。“历宦二十有九年，使署八，部曹六，藩臬五，大冏正四，纳言流寓一，林居一，外内艰四……廉于公家，悴与王事”(639)。杨观光（1597—1644），字用宾，号旭仑，补山东登州府招远县庠生。天启七年（1627），中山东乡试举人。崇祯元年（1628）为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官检讨，后官至左春坊左春谕。李自成入北京，投奔大顺政权，封为礼政府侍郎。有《证思集》传世。

杨觐光、杨观光兄弟似乎是外迁镜川杨氏后裔，故《镜川杨氏宗谱》卷二《卜籍》称：“一派居山东招远县，有讳槐者，生子州牧，州牧生三子。”事实上，这个记载是错误的。据天一阁藏《招远杨氏族谱·特卷》，明初，招远杨氏始祖杨彦通，由浙江宁波府鄞县贡士到山东登州府黄县任教谕，后定居于招远。明初，镜川杨氏受打击，没有人出仕。复据天一阁藏光绪《光溪杨氏宗谱》，杨彦通属鄞县鄞江桥光溪杨氏后裔，他们与镜川并不同支。永乐年间，杨彦通参与修《光溪杨氏宗谱》，明确作“彦通，字梅斋，迁招远祖”。

科举是一种竞争相当强的活动，秀才、举人、进士，实际是三个层级。举人与进士的数量，取决于底层秀才的数量。秀才数量多，才有希望出稍多的举人，进而出进士。明中叶镜川杨氏之所以出了那么多进士，与杨范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科举考试是一种激烈的教育竞争，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考试的成功率。明朝没有正规教育体系，只有考前辅导机构、助考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儒学，均为秀才集中地。在此之前，必须靠民间教育来完成。由此可知，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外在因素取决于是否有优秀的塾师与官学中的辅导老师。杨范擅长教育，亲自承担了三子九孙的教育任务，找到了《易经》这样的突破口，终于取得了可喜的科考成绩。

晚明以后，杨氏科举竞争力的下降，从小环境来说，主要是缺乏杨范那样的优秀师资，缺乏互相传承的教育传统。科举考试是一种教育竞争，所以教育积累相当重要。只有优秀的师资与优秀的生源相结合，才可能有优秀的教育成果。杨范时代，杨氏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族，杨范承担了儿子、孙子们的教育之任。杨范之后，杨守陈、杨守阯、杨守隅继续承担了后代教育之任。但弘治五年（1492）以后，杨氏分家，成为小家庭。这样的结果是，家族互助式教育传统中断，家族成员的教育水平下降，应试能力也跟着下降。从大环境来说，晚明以后，教育越来越发达，参与科考的士子越来越多，科举竞争越来越激烈。当然，也不排除一代不如一代的自然规律。弘治以后，杨范一支已经迁移到宁波城中。“守”字、“茂”字两辈的成功，为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后面几代子孙有资本可依，自然会出现努力程度不够的现象。不少子孙缺乏长期刻苦努力与竞争的精神，只想着走捷径，通过恩荫入仕。科举家族的兴衰是必然的，因为缺乏持久坚持的机制。科举竞争的成功率，有一定的偶然性，难度系数比较高。科举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高端政治资源竞争，并非人人适合，人人可以成功，而且做了官也并非人人可能做大官。科考成功与做上大官，均有较多的偶然因素。只有少数几个家庭可以做到，其他家庭难以做到，受惠面不会太广。实践证明，没有永恒的科举家族，只有流动的科举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