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史地尔（Douglas Steere）

《如何倾听他人》（On Listening to Another)

让我来讲一个我母亲的故事吧。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对大家了解如何倾听有一点帮助。倾听，特别是共情倾听能在讲者和听者之间创造出平静氛围，如果我们学会共情倾听，我们就能与他人建立较长期的、可持续的关系，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复原力，让我们在受伤害后容易恢复，而且会减少压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烦恼。

向一位擅长共情倾听的母亲学习

我的职业道路最初萌芽于在家里观察我的父母如何跟家里人、朋友和陌生人打交道。当我长成一个小伙子的时候，我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当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因肝癌而去世。于是，我回到家里帮爸妈一起料理他的后事，母亲把我叫到角落，并说了一些让我感到很吃惊的话。

她说：“我知道你正在研究人类本性相关的知识，如果在未来几天，你能够擦亮双眼，打开内心，那么你可能会学到一些在课堂上永远学不到的知识。”母亲特意提到了外祖父的财产和他为数众多的商业合作伙伴。然后，她回忆起外祖母当年去世的情况。几年前，外祖母发作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起因是她在外祖父的西装外套里发现了他出轨的证据——他的情妇给他的情书，受到打击的外祖母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母亲永远记得外祖母当时伤心欲绝的样子。在当时的我看来，母亲的这次对话显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母亲确实非常让我佩服。科学家已经发现，所谓的心碎综合征或压力导致的心肌梗死是可以致命的。人在心碎或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会释放出大量的压力激素，引起左心室变形。这种情况十有八九会发生在中老年妇女身上，就像我那52岁的外祖母。

在我外祖父的葬礼上，母亲问我如何评价外祖父的一生。我知道她或许并不想听到我的回复，只是想开启一个话题，于是我什么都没说，直到母亲开始讲起，而这正是我非常期待的智慧之谈。母亲说：“你可以留意接下来三天有多少人会为你外祖父的去世而伤心流泪，然后再让我们俩来聊聊你外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按照母亲的话去做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一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观察，包括在第三天的葬礼上，有很多人都来出席了，可我竟然没有看见一个人为他流泪。

我知道外祖父这个人经常给人很大的压力，他具有商人特有的精明和狡猾，婚内出过轨，对孩子或孙子都有点儿漠不关心。我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来我们家做客，他在一旁滔滔不绝地讲，母亲一边为他做饭，一边听着。然而，每当母亲想说点什么时，他就粗暴地打断，接着讲家族里的某某让他在商场上遭遇挫折之类的事。于是我明白了，对他来说，母亲只是他的听众，只是让他通过讲述来释放压力的一个窗口。

母亲初一就辍学上班，她从来没真正体验过高中学生的生活，但是她的智慧让她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世间百态的窗口：一个人要想在生活中取得真正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需要在很多方面都做出相应的努力才有可能。母亲在她59岁那年因乳腺癌扩散到骨髓而不幸去世。在最后的那段时间，母亲的主治医生告诉我她根本就不忍心告诉母亲这个残忍的事实——她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这位主治医生希望我能陪她一起来向母亲宣布这一噩耗。当母亲最后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的第一反应是“那艾瑞卡（Eric）怎么办呢？”她害怕就此无法再陪伴3岁的艾瑞卡一起成长、享受亲情之乐了。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竟然不是为自己感到悲伤，而是担心无法陪着外孙女成长、无法再去呵护她了。一想到这些，母亲的眼泪就无法控制地流了出来。那一刻，我刚好听到病房门外传来艾瑞卡的脚步声，一名护士似乎正试图抓住她。眼里看见的是母亲眼中无法抑制的伤心欲绝，耳边听到的是女儿充满整个医院大厅的“咯咯”笑声，那时那刻的场景和难以描述的情感让我永生难忘。那一瞬间，我仿佛失去了一切情感，又仿佛懂得了什么。这个一直以来记忆如此鲜明的片段，使我明白人的共情能力与快乐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它使你学会如何去倾听、如何去打开另一个人的世界。

我母亲的一生是不断给予的一生；而除了给予，她也不懂得其他方式。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还跟她埃及国籍的主治医生建立了友情，那家医院里所有跟她接触过的医生和护士也都非常喜欢她。她一直保持倾听、不断给予，哪怕是在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她都仍在给予。在她走后，父亲指着那一长队轮流向母亲的骨灰盒祷告的人对我说：“这真像是在参加一个国际联盟活动啊。”父亲注意到参加母亲葬礼的人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母亲则与他们每个人都曾是友人。牧师在葬礼上用“简单却深刻”来概括母亲的一生。与她那在物质上取得不小成就的父亲相比，在母亲的葬礼上，很多人为她伤心欲绝，流下真挚的泪水。

母亲醒来的那天下午，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告诉我，母亲曾经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时，母亲在一个小小的社区医院急诊室工作，负责接待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份工作让母亲有时间来关心有需要的人，她总是一心一意地听别人（不只是患者）的倾诉，也因而被更多人熟知。

母亲有一个急诊室同事叫迪米特里（Dimitri），他是一名年轻的心脏科医生。他经常与母亲说起自己不幸福的婚姻，他妻子总是抱怨他工作时间太长、对她不够关心，而她妻子自己又特别败家。迪米特里来自一个希腊籍移民家庭，他18岁之后全家才来到美国，所以他并不熟悉大城市的快节奏，对他妻子那极其有钱的纽约娘家也很不适应。

虽然第一次见到迪米特里，但我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对他有过一些了解，我记得母亲曾跟我讲过一个年轻医生同事的故事。母亲很尊敬他，他对她倾诉心里话这件事也让母亲觉得很感激。母亲清醒过来的时候，迪米特里就开始回忆母亲的善意和共情能力帮助他度过离婚那段时期的故事，并让他继续用建设性的心态开始接下来的人生。

迪米特里成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不幸的是，他发现自己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怀疑，直到他最后掉进金钱的陷阱，认为金钱是他个人价值的证明——随着不断的自我说服，这个压力的旋涡就越来越深了。几个月前，我接到迪米特里的电话，自从我母亲的葬礼后，我有十五年都没有与他联系过了。他话里话外好像有某种乞求，一直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安排一个会面。我问他是否遇到什么困难，他回复道：“我就要退休了，这些年来一直睡不好，压力缠身，我太太建议我找个人好好聊一聊。当年你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心理治疗医生，”他开玩笑地说，“但是她现在已经过世了，于是我就想到你了，如果你刚好有时间，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迪米特里今年68岁了，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士。他后来又再婚，与妻子很相爱，但两个人之间却也有些争吵。他的双胞胎女儿都是很成功的专业人士，小儿子从大学退了学，但现在也找到了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迪米特里身体很健康，不过他一直很害怕变老，特别担心一旦自己无法挣钱该怎么办，他的妻子，他已成年的子女，他的孙子、孙女，他的整个家族……该怎么办。

他跟我说：“我觉得一旦我不工作了，我就没什么可付出的了。我妻子抱怨我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我总是一副心事重重、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吧，她是对的。我变成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人了，比我生命中任何时期都更容易感到不安。我估计这些年来，我都是家庭里的启明星。以前，我能赚钱让我的孩子去私立学校、去辅导班、去享受假期；我在经济上可以支持其他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庭；我在海角给我父母买了一栋房子。但是如果我现在不工作了，我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呢？我手里的钱少了，我很好奇那时我的价值何在？”

我们是在一个下午开展这场谈话的，迪米特里回忆起我母亲，那时他与母亲就“人是否会因伤心欲绝而去世”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他告诉我，母亲会微笑地看着他说：“书本里不会记载所有事情，一些事要从生活中获取。”

在他的记忆中，医生们都很喜欢我母亲，母亲是一个在与穷人谈话时也很平和的人。迪米特里说：“你母亲是一个相处起来让人感到很愉快的人，但恐怕别人跟我相处时并不会有同样的感觉。我心里总是想着其他事，或者是马上要做的某个项目，或者是有什么挣钱的点子。我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感到有足够安全感的人。”

我母亲曾告诉我迪米特里对病人一贯很耐心、很同情，对待老人也非常细心，他对母亲也非常好。我指出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顺着这个话题谈了下去，迪米特里似乎贬低了自己，事实上他是个很好的人。即使他不够完美，也仍然是一名很好的医生、一个优秀的丈夫和父亲。

每次我见到迪米特里时都会有很多感触——首先，他每周三下午开一个半小时的车来见人生中第一位导师的儿子，然而，更加打动我的是，他让我想起了当今社会许多跟他一样想要获得平静和幸福却迷失了方向的人们。迪米特里这位功成名就的富人过得并不好。他并没有心理上的疾病——他只是失去了与内在本善的连接，他被灌输了一种当前文化中很是盛行的信念体系：那就是一个人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自我认同。所以，他在与人相处时无法全心投入。

我们最后一次碰面的时候，我提及了我从母亲身上学到的最后一课——在外祖父去世时的那次。迪米特里好奇如果他去世，妻子和孩子们会原谅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给大家带来的庞大压力和心不在焉吗？他问我：“如果我的葬礼上有人哭泣，那会是谁呢？”话音刚落，我马上回答：“我会的。”我们两个人的眼角都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