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管理当局的首要工作，就是冷静而实际地识别和预测会产生哪些影响。所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所做的事对不对？”而应该是：“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社会和顾客要求我们做的?”如果有某项活动不在本机构的目标和使命之内，那就应该看做是一种社会影响，可能是不可取的。

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实际上却很难。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技术评价”问题，即在引进新技术时识别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

近来，人们对技术评价很感兴趣，即在采用新技术之前就预测其影响和副作用。实际上，美国国会还设立了一个技术评价局。人们期望这个新机构能够预测哪些新技术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然后可以据此向政府提出要鼓励哪些新技术，以及不鼓励，甚至完全禁止哪些新技术的建议。

这种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样的技术评价，很可能会鼓励不恰当的技术而阻止我们所需要的技术。这是因为：新技术的未来影响，几乎总是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力。

DDT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DDT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出来的，它用来防止美国士兵，特别是处于热带地区的美国士兵受到传染疾病的昆虫的侵袭。当时，有些科学家设想过，这种新的化学药品也可以用于民用。但在从事DDT研制工作的许多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把这种新的杀虫剂用于消灭作物、森林或牲畜中的害虫。如果DDT只是用于最初发明时的用途，即用于保护人类，那它就不会成为环境保护的大敌。如果只是用于保护人类，那么它的用量绝不会超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DDT使用量达到高峰时的5%10%。不需要科学家提供太多帮助，农民和森林工人就可以看出：DDT既然能消灭对人类有害的害虫，也就能消灭对植物有害的害虫，于是DDT就大规模地侵入到环境之中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DDT和其他杀虫剂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新的抗生剂也是一个因素。但这两者在发明时是互不相干的，而且对上述两项技术中的每一项进行“评价”的人，也没有人能预见到它们的“聚合”——的确没有一个人曾预见过这种趋势。不过，导致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并使人口爆炸更加明显的最重要因素，是没有任何人给予注意的两项最古老的“技术”。其中一项是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即把厕所和水井离得远些——在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马其顿，这一点就已经为人所知；另外一项是1860年左右一位不知名的美国人所发明的纱门和纱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项技术突然之间得到了普遍使用，即使在落后的热带村庄中，也采用了这两项技术。或许，它们一起构成了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

然而，有些专家预言的技术影响却几乎从未实现过，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私人飞行热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曾经有人预计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说，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T型汽车极为流行一样，由所有者自己驾驶的私人飞机也将流行起来。城市规划人员、工程师和建筑师中的某些专家，甚至建议纽约市政当局不要着手建造林肯隧道的第二条地下铁道，也不要在华盛顿桥上建造第二层桥面，而是在沿着赫德森河的西岸那一带建造一些小型飞机场。其实，只要应用初等数学就可证明这项特别的技术评价是行不通的——没有足够的飞行空间以供经常往返的空中交通使用。但是，当时却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想到飞行空间是多么有限，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指出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同时，在喷气式飞机开始应用时，没有一位专家预见到“商业空运”会得到如此发展，以至于使空运实现了大众运输的水平，巨型喷气客机在一天之内运送旅客横渡大西洋的数目，与以前大型客轮在一周内运送的旅客数目相等。人们的确也曾预计到横渡大西洋的旅行会得到快速发展，但当然是预计通过轮船来运送的。在那一段时期，北大西洋沿岸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大力资助建造新的超级豪华邮轮，而当时旅客却正在放弃乘船而改乘新式喷气飞机。 数年以后，人人都在谈论自动化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但实际上却没有产生。电子计算机提供了更难以相信的故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没有人预计到电子计算机会被工商企业和政府机构所应用。电子计算机固然是一项“重大的科学革命”，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它将主要被应用于科学和军事。结果，当时所从事的最广泛的市场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到2000年，世界电子计算机市场至多只能吸收1000台电子计算机。现在，离当时才过了25年，在世界上就已经配置了15万台电子计算机，其中绝大多数是用于做大量的日常簿记工作。过了几年以后，当企业购置电子计算机并用于计算工资和记账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时，专家们又预言电子计算机将代替中层管理人员，以至于在总经理和工长之间不再需要有任何中层管理人员。在《中层管理是不是过时了?》这篇论文中，作者曾经对50年代早期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该文得到了广泛的引用）提出了反问，然后作者毫不含糊地回答：“是的。”但正是在那个时期，中层管理却开始大肆扩张。在每个发达国家中，不论是在工商企业，还是在政府机构，中层管理职位的增长速度都相当于过去20年里总体就业增长速度的三倍，而且其增长速度与电子计算机应用的增长速度是并驾齐驱的。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如果以技术评价为依据，任何人都会废除商学院，因为其毕业生很可能找不到工作。但幸运的是，年轻人并不相信这种预测，并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向商学院，目的是获得由电子计算机帮助创造出来的好职位（关于中层管理热潮，请参见第35章）。

虽然没有人预见到电子计算机对中层管理职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但是每一位专家却都预测电子计算机会对企业战略、企业政策、企业计划和高层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但电子计算机在这些方面却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同时，也没有人预测到企业政策和企业战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真正革命，即企业合并的浪潮和多角化经营的大型企业。

这不仅是由于人们在技术方面的预测能力并不比其他方面的预测能力更强，而且是由于技术的影响实际上比其他绝大多数发展更加难以预测。首先，正如人口爆炸的例子所显示的，技术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是多种因素聚合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并不都是技术性的。而且，每一种因素都有它自己的根源、自己的发展、自己的动力和自己领域的专家。某一领域的专家，从来都不会想到其他领域。例如，传染病专家就不会想到植物虫害，抗生素专家所关心的只是处理疾病。但实际上出生率的爆炸，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础的和早已为人所知的公共卫生措施不断改善的结果。

同样重要的是，哪一种技术可能成为重要的技术并产生影响，哪一种技术可能消逝（如所谓的“飞行T型车”）或只有极小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如自动化），是不能预测出来的。至于哪一种技术将会产生社会影响，哪一种技术将始终只是一种技术，那就更难以预测出来了。最成功的技术预言家和科幻小说家朱尔斯•凡尔纳（Jules Verne）在100年以前就曾预言过20世纪的许多技术（虽然当时的科学技术人员并没有认真对待他所讲的话），但他完全没有预测社会影响或经济影响，仅仅是毫无变化的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和经济。同样，经济和社会预言家是最差的技术预言家。

因此，技术评价局的惟一作用，可能就是保证许多不入流的科幻小说家可以充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