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美国中南部一个综合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机构，TVA)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但却同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建立于新政时期，目前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论的对象。它只不过是另外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只不过是归政府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的机构。但在其早期阶段，40年以前，却并非这种情况。当时，它只是一个口号、一种战斗的呼声和一种象征。不论是它的朋友还是敌人，总有些人把它看成是美国电力能源国有化的序幕，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可以借此回到杰弗逊（Jeffersonian）的平均地权论去。杰弗逊的平均地权论以廉价动力、政府仁政和免费肥料为基础。还有些人则主要对防洪和灌溉感兴趣。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长阿瑟•摩根(Arthur Morgan)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由于有着各种互相冲突的期望，他的工作十分艰难。由于未能深入思考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以及如何平衡各种不同的目标，他最终一事无成。最后，罗斯福总统不得不让大卫•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来替代他。利连索尔是一位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年轻律师，对管理工作只有很少的经验。

利连索尔面临着这样一种需要，即为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业务做出界定。后来，他得出结论：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电厂并向缺电地区供应大量的廉价电力。同时，他还做出决定：这个首要目标应占据优先地位，其他目标都要从属于这个目标。现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还实现了许多其他的目标：防洪、灌溉渠道、生产肥料，甚至包括社区的均衡发展。但是，正是由于利连索尔坚持要明确界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业务并确定其优先顺序，才使它今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就连40年前的死敌也给予认可。

明治时期日本的经验教训

服务机构取得杰出绩效的最重要例子，可能就是日本于19世纪后半叶——在1868年所谓的明治维新以后所实现的发展。在30年以后，日本从一个极度贫穷的、深受阶级和等级束缚的、主要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一个能够打败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强国、世界贸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它成为事实上消灭了文盲的第一个国家。

带头实行明治维新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工商界领袖，只不过是极少数杰出人物，而且在领导群体中也只占少数。工作主要由普通的、有能力的、吃苦耐劳的人来做。他们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明治时期的这一代人决心要深入思考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确定优先顺序并集中精力实现优先目标。

明治维新的宗旨，是在由西方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保持日本的独立和日本的文化及传统。这些目标被概括为一句口号——富国强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普及教育并统一全国的行政和司法。在明治时代，人们集中力量要做的重点是五项目标：经济增长、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扫除文盲、统一地方行政和强有力的专职司法。

人们可以对所确定的这些重点表示不同意见——有许多日本和外国批评家就表示过不一致的意见。例如，在改善农民生活或在强化工业化的变革中努力缓和贫困方面，就做得很少，也很少考虑使具有较高文化的、新的日本中产阶级能实行自治。在明治时期，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些缺陷，但是他们有意识地决定必须有重点，深入思考什么是重点，然后再把有才能的、勤劳而爱国的人民的力量集中在这些重点上。

还存在一些其他例子。例如，在德国，在被拿破仑打败的黑暗时期里，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建了柏林大学，可以表明大学所取得的效果。另外一个例子是以前讲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新英格兰的一些“红砖”大学，这主要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深入思考了目标和重点的结果。供贫苦儿童学习的纽约市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学校，也在前面有所提及，它们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教育方面，另外一个例子是丹麦主教尼古拉•格伦特维(Nikolaj Grundtvig)在几乎150年以前就想出的国民高等学校（Folk High School），它不仅成为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向典型的民主制前进的基础，而且成为现在所有继续教育的基础。我还可以从其他领域，如保健部门或研究单位，列举出一些服务机构取得效果的例子。

在这些有效的公共服务机构中，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各具特点。每一个肯定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些例子表明：服务机构是可以通过管理取得杰出绩效的。

市场方法和“社会主义竞争”

首先，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例子表明：既不能用传统方法，也不能用流行方法来完成使服务机构取得绩效这一任务。“让市场来完成工作”的方法和“为维护公众利益而驱逐金融家”的方法，都不能使基于预算的服务机构很好地运转。

市场方法普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但这是一种误解，市场方法同样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所有权是否在资本家手中，并不是主要方面。重要的是管理自主权和管理责任，重要的是是否为了取得成果而分配资源和是否按照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资源分配。

美国经济的所有权是私有的，因而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流行看法是一种误解。在美国大型企业中，决定性的所有权在人民手中——即在中产阶级和工人受托人——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手中。美国的大型企业并没有国有化，但已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化”了。对其阶级定义来说，美国经济至多只是一种混合经济，并可能稳健地向公众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经济接近。但是，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在企业地区自治的基础上来经营管理的，并且按照所取得的成果来分配资源。美国经济仍旧是市场经济。

以所有权作为决定因素的传统方法，对日本甚至更不适用。如果说在日本有人拥有大型企业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些大型企业的员工，特别是其管理人员。这是因为：这些员工拥有终身工作的权力，不能被开除；他们虽然没有法定的所有权，却是法律上叫做“受益所有者”的那种人。然而，很明显，日本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最近50年里，对市场经济进行过最深入探讨的，并不是自由企业国家或自由企业阵营，而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竞争的讨论。其中，社会主义竞争指的是在生产资料不是由私人资本家拥有的经济中的竞争。

这种讨论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年代。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刚刚掌权，想把德国的企业国有化。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社会化委员会”，并由它来制定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案。社会化委员会中的经济学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计划经济的无效率、无效果和浪费有亲身的体会。所以，他们所制定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蓝图，而是只能被叫做“资本主义宣言”的东西（令人瞩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学家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控制机构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刚开始时都倾向于计划和控制。毕竟，他们以前的经历和背景是在大萧条时期得来的。但是，当他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控制机构中出来时，绝大多数都成了经济控制论的坚决反对者，并成为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市场经济至少害处较少。）。

德国的社会化委员会的确主张“政府在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经济本身，它建议实行一种基本上是少数卖主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私人拥有和经营的大型公司，可以在每个主要市场中互相竞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阿登纳所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目前日本实际上实行的“自由经济”相比，这种蓝图与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这完全不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但其逻辑却是无懈可击的。德国的例子已经表明：政府垄断不可能产生和构建起强大的经济。

几年以后所制定的苏俄计划方法，是用来对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的这种主张做出答复和进行斗争的。但是，对之做出答复的另一个更为精妙、更为重要的方案，是由波兰的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提出的(兰格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多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回到他的祖国并在那里去世)。兰格把他提出的方案叫做“社会主义竞争”。兰格的模式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化，从而消灭了资本家。但这也使各个企业在自己的管理当局的领导下实行自治，在市场经济中互相竞争，并按照经营成果来取得收入。换句话说，兰格所要求的是所有权的社会化，而资源的分配则必须按照绩效和成果来进行，即在市场考验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这样，才能使资源的分配趋于合理并取得杰出绩效。

兰格的方案存在一个基本缺陷，那就是完全没有资本市场，即面向未来分配资源。但是，兰格方案却的确能使企业承担起责任，并集中精力于取得卓越的成果。兰格的社会主义竞争方案，已经成为苏联集团所有自由化方案的基础，如捷克于1967年和1968年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后来流产了，并导致了俄国的军事行动。（关于这一点，请参见奥塔•锡克(Ota Sik)的《捷克斯洛伐克：官僚主义经济》(Czechoslovakia: The Bureaucratic Econom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2)。锡克在被俄国人放逐以前，就是捷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

像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兰格坚持认为，必须把取得经济绩效置于权力之先，而某些极权国家的统治者则始终把权力置于取得经济绩效之先。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兰格的思想在南斯拉夫付诸实现。在那里，大型企业虽然名义上由政府所有，但实际上却实行自治管理，并且必须在有大量竞争的市场上来证明自己的绩效。在南斯拉夫，企业不再按照国家计划来直接拨款，而必须在投资的预期报酬——即赢利基础上为了获得资本而竞争。

换句话说，有关市场和牟取利润的私有权的讨论，是无关重要的。应该讨论的，是两种制度的对比——企业按照成果和绩效获得收入的制度（绩效能力）与企业由预算拨款获得资金的制度的对比。在这一点上，实质上已经不再存在争论。无论哪里，只要市场考验是真正可行的，就一定能够产生杰出绩效和成果——这并不是由于自由企业或自治经理更有“美德”，而是由于按照绩效和成果来获得收入，往往能够指引人们为取得绩效和成果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