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公元前400年医界先贤希波克拉底所强调的用药的第一原则：首要，不要伤害病人，大意为“别造成伤害”。—— 译者注）

专业人员的首要责任是什么，早在2500年以前就已经在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明确指出了，即“绝不明知其害而为之”。

不论是医生、律师，还是经理人员，没有一个专业人员能够保证他一定能为顾客带来利益。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力而为。但他能够保证自己知其害而不为。反过来说，顾客必须相信专业人员能够知其害而不为，否则，顾客就根本不信赖专业人员了。专业人员必须有自主权，不能由顾客来控制、监督或命令。他还必须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判断来做出决定。但是，他的自主权的基础，事实上是他的自主权存在的依据，即他自己“以公众利益为先”。换句话说，一个专业人员拥有自主权并且不受政治或思想意识上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独立自主的。但他的言行又必须受到自己顾客的利益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则是公开的。“绝不明知其害而为之”，是专业人员伦理的基本准则，是公共责任伦理的基本准则。

许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还没有认识到：为了能够保持独立自主，他们必须在一些重要领域中承担起专业人员的伦理责任。同时，他们还必须懂得：他们的职责在于仔细检查自己的言行，以保证做到“绝不明知其害而为之”。

我们在第25章中已经讨论过其中的一个领域，它也许是所有这些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管理人员由于担心自己在“俱乐部”中“不受人们欢迎”而不对企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深入思考并找出解决办法，他就是明知故犯，他就是故意让癌细胞生长。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极为愚蠢的，最终对企业或产业所造成的损害，比暂时的一点“不愉快”所造成的损害还要大。而且，这也严重违反了专业人员的伦理。

但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美国的管理人员，更是常常在以下一些方面违反“绝不明知其害而为之”这一准则：

——经理人员的报酬；

——用福利计划给公司雇佣的人员戴上“金镣铐”；

——有关利润的辩护。

他们在这些领域中的言行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分裂。他们往往倾向于隐瞒健康的现实而造成社会的病态，或至少造成社会忧郁症。他们往往会引起误导并妨碍互相了解。这才是对社会的严重损害。

经理人员的报酬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同广泛流传的看法相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人们的收入比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平等得多。而且，随着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收入趋向于稳定地朝着更为平等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与流传的论点相反，在美国，人们收入的平等化程度是最高的。

有关收入平等化程度的最可靠的衡量标志，是所谓基尼系数（Gini）。在基尼系数中，如果指数是零，那就表明人们的收入完全平等。如果指数是1，那就表明人们的收入完全不平等，整个社会的收入都由一个人占有。在基尼系数中，指数越低，则社会上人们的收入越是平等。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35，基本上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也许还有日本）相同。西德与荷兰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40，法国与瑞典的基尼系数约为0.50（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财富》杂志1972年12月发表的桑福德•罗斯（Sanford Rose）的文章“有关美国的收入和平等的真相”。）。

具体而言，在典型的美国企业中，收入最低的人同负责的人——即操作机器的工人同一家大型工厂的经理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把税收因素考虑在内的话，至多是1∶4。一个操作机器的工人在纳税以后拿回家的收入，在1970年大约为每年7500美元，而极少数工厂厂长的税后收入，包括所有奖金等，则每年超过25000美元。如果把各种额外收入计算在内，其差距则更小，大约为1∶3（或12000美元∶35000美元，至多如此）。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比率也大致如此。

在美国经济中，实际上的收入差距是“太高了”或“太低了”，这是随各人观点不同而不同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差距显然低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能够接受或认为恰当的水平。每一次调查都表明：工厂中的蓝领工人同“大老板”之间的收入差距约在1∶10或1∶12的水平上，这是“大致恰当”的。如果按照这个比率来算，“大老板”的“税后净收入”要达到75000100000美元一年，而其税前收入则至少相当于200000美元一年。可是，只有极少数高层经理，包括奖金在内，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如果对包括附加收入、分期补偿、股票认购权和其他各种形式的额外报酬在内的总收入进行比较的话——应该是这样来比较的——那么算下来，只有税后收入高达150000美元一年、税前收入高达300000美元一年，才达到1∶12的比率。可是，只有在规模非常庞大的公司中，十几个高层人物的税前“报酬总额”才能达到300000美元或以上。“大富翁”并不是被雇佣的经理人员——税收制度防止了这一点（也应该这样做），而是在实行所得税以前极少数百万富翁的继承人或一些小型企业的所有者。

经理人员（特别是最高层经理人员）的税后报酬，相对于体力工人和文书工人的收入而言，50多年来是持续下降的。

在美国社会中，收入的日益平等化这一事实是极为明显的，但公众的印象却是收入日益不平等。这是一种错觉，但它是一种危险的错觉，而且具有腐蚀性。它破坏了那些必须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它只能导致各种政治措施，而这些政治措施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有利的，只能对社会、经济和经理人员造成损害。

有关美国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的看法，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种族问题。一批失去公民权的无业黑人涌进了大城市，使人感到他们就是收入极端不平等的受害者。其实，从业黑人的收入在迅速增长，大约在十年左右就可以与从事同样工作的白人收入相等——而且，在美国黑人中，有4/5是就业和正在工作的。但是，上述事实却被高度集中在主要城市黑人区中极少数无业或无法就业的黑人群众的极端贫困上。

收入日益不平等这一看法广泛流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之所以成为一种腐蚀社会的毒药，就在于它促使人们去寻找出一个坏蛋来。经济学家解释说：通货膨胀并没有使任何人受益，人们由于通货膨胀而丧失的购买力并没有被什么人得到。但这种解释是人们的日常经验所无法接受的。总有什么人得益了，总有什么人“偷去了本来应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因此，历史上的每一次通货膨胀，都会造成阶级仇恨、互不信任，并认为总有“什么人”不正当地在损“我”肥己。在每一次通货膨胀中，总是中产阶级成为患偏执狂的人，并转而反对“体制”。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通货膨胀，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造成收入日益不平等这一危险错觉的主要原因，却是大肆宣传的极少数大型公司中极少数上层人物的巨额税前收入，是同样被大肆宣传的经理人员的“额外”报酬，如股票认购权。

在大型公司的总经理所得到的500000美元年薪中，大部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金钱”，其作用主要是显示地位的高低，而不是收入的多少。无论律师们怎么去寻找税法上的漏洞，其年薪的绝大部分都会立即被税务部门征收。而所谓的“额外”报酬，则只不过是试图把经理人员收入的一部分纳入到税收较低的等级中去。换句话说，这些做法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但在社会上和心理上却是“明知其害而为之”。

消除外界攻击的一个办法是：公司规定一个税后报酬的最高幅度。1∶10的比率，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完全可以接受的，而绝大多数公司的实际幅度，往往比这一比率要小得多（但我认为，应该容许有一些例外情况：极为罕见的、“终生一次的”、非常大的“特别奖金”，这是付给那些做出特殊贡献的科学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或销售人员的）。

但同样重要的是：管理人员要承担起切实遵守合理的税收制度的责任（我们已经知道这样一种税收制度的规定——而它们是极为简单的：对任何一种个人收入，不论是工资收入或资本收益，都没有优惠税率，而且规定一个最高税额——例如，总收入的50%。），这种税收制度消除了“在税收上耍鬼把戏”的引诱和必要。

对有成就的经理人员给以适当的激励，是极为必要的。用金钱作为报酬，比额外津贴这类隐蔽形式的报酬更为可取。经理人员收到了金钱，就可以自行选择如何使用，而不是公司给什么就接受什么，如配备司机的汽车、大的住宅或像某些瑞典公司那样提供照顾小孩的保姆。事实上，在美国企业中，实际收入的差距还不够大，而自1950年以来，收入上的过小差异，已经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造成了有害的影响。

但最有害的，还是不平等的错觉，导致这一错觉的基本原因是税收法。不过，管理人员愿意接受这种反社会的税制结构，并实际上在其中玩儿花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非管理人员认识到这违背了“绝不明知其害而为之”这一准则，否则他们最终将成为主要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