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兼巨商范蠡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因为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建议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他提出了很多经营原则：“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财政乃国家经济之本。荀子曾提出财政管理的许多原则，如分等征税原则、“聚敛者亡”和“王者窜民”的财政管理原则、“上下俱富”以政裕民的原则、“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的财政支出总原则等。到秦始皇时期，专门设立治粟内史统管全国财政，为两千多年封建集权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古代用人思想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墨子提出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荀子告诫执政者“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切不可任人唯亲，而主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晏子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应当让人专司一事，不能要求他无所不能。用人的优点，不用他的短处；用人所擅长的，不用他所不擅长的。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重用了蹇叔、商鞅、张仪、范雎等人。楚汉之争，项羽因“嫉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以致败退垓下，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而刘邦则重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明的张良、萧何和韩信，从而大获全胜，建立了汉王朝。他的用人思想在于量能授贤，不拘一格。关于择人的原则，《六韬》中有六字标准：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此外，“为官择人”、“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等论述，均反映了古人的用人思想。北宋王安石的人才管理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之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之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王安石把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作为人才管理的起点，从根本上入手，这比他的前人进了一大步。

古代行为管理思想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学说。在探索人类行为动机、需要的奥秘方面，中国古代先祖们起到了创始人和开路先锋的作用。韩非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即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孙子也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即关于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进行研究，不研究是不行的。对于人的本性问题，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而孟子则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地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如水，向哪儿引导就向哪儿流淌。对于人的欲望和需要方面，荀子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属于欲，两者相持而去。”管仲也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主张“文武兼施”，“恩威并重”。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对于管理者品行修养的研究，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并认为“知耻”是修养的先决条件。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

古代管理艺术思想

古人极重视管理的艺术性，《论语•为政篇》中指出：“君子不器”，即领导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而不应自己一味“冲锋陷阵”。孙子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之就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并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的重要性。《三十六计》旨在应付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要“审时度势”、“时变境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西抚蛮夷，所用战略不同；他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岐山、五路退敌，其战术也不一样。这种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方法的作法，是中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虽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也很少有专门的研究，但其价值极高，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伟大贡献。以上七个方面远远不能概括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源，需要我们继续挖掘、研究，继承这笔宝贵的遗产。

西方早期管理理论

管理心理学最早产生于西方，与西方早期管理科学有着密切关系。18世纪下半期，即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时期，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再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莫尔、康柏内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著作中，均有重要的经济管理理论方面的论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器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强，经济管理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显著特点是将科学技术作为建立管理理论的主要依据。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理论在这一阶段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其中有突出影响，且获得了实践成功的代表性理论有：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以法约尔为代表的一般管理理论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科层制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被西方管理学界公认为“科学管理之父”。他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曾在哈佛法学院念书。1875年弃学从工，在一家水力机械厂当学徒。1878年，他来到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当工人，后来逐步提升为工长、车间主任、总机械师、总工程师。1891年，他离开米德维尔钢铁公司，专门从事管理咨询和宣传活动。

泰罗在米德维尔钢铁公司的经历对他后来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亲身感受唤起了他改进工厂中工作方式的决心。在那个时候，工人和管理者没有明确的责任概念：工人们甚至有意慢条斯理地干活，每天的实际产量只为他们劳动能力的1/3；而管理者又往往凭经验和直觉进行控制或决策，他们在对工人分配工作时，很少或完全不考虑工人的能力和才能是否适应从事这项工作。这些都大大地影响了生产效率。为了改进这种状况，从1880年起，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如“生铁搬运实验”、“铁砂和煤炭的挖掘实验”、“金属切削实验”等，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工人的操作方法和作业所花的时间。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实验和长期的管理实践，泰罗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调控制度与方法，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科学管理”或泰罗制管理的理论和制度。他于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既是科学管理学派的开山之作，又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在此书中，泰罗提出了以下科学管理的原则：

（1）把工作组织的所有责任分配给经理而不是工人，由管理人员负责工作的计划和设计，而让工人执行工作任务。

（2）运用科学方法决定每一工作任务的最好方式，实行标准化管理，由经理设计每位工人的工作，确定完成任务的标准和方法。

（3）根据工作任务要求选择最适合的人选，经理应该使每位工人的能力与各自工作的需要相匹配。

（4）对工人进行培训，使其正确、标准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5）对工作作业进行监控，以保证工人正确地执行具体工作程序，并取得适当成果。

（6）通过计划分配工作任务和消除中断动作，帮助工人完成高水平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