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是制造业的生产与制造业的就业脱钩。在发达国家中，增加制造业生产实际上意味着减少蓝领工人的就业。因此，作为一种“比较成本”和竞争因素来说，劳动力成本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目前人们对美国的“非工业化”谈得很多。但实际上，从绝对值上来说，美国制造业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并未下降。从朝鲜战争结束至今，也就是说在30多年里，它一直稳定地维持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24%左右。在其他各大主要工业国家里，它也同样保持在传统水平上。

甚至在出口上，美国工业也做得并不差。当然，美国现在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产品比过去多得多，但出口量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美元比价过高；工资增长速度比我们的主要竞争国更快；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市场，拉丁美洲的几近崩溃。1984年，美元飞涨，而美国的制造品出口却增长了8.3个百分点，1985年又再度增长。1978年，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出口份额中占17%，到198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联邦德国占18%，日本为16%（这3个国家的出口额占了世界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被“非工业化”的并不是美国经济，而是美国的劳动力大军。

1973～1985年间，美国的制成品总量实际上增长了近40%。但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稳步下降。目前美国制造工业里的蓝领工人，较之1975年减少了500万人。

然而，过去12年里，美国的总就业人数比各国历史上任何和平时期都增长得更快——在1973～1985年间，从8200万人增加到了1.1亿人，也就是说，足足增长了1/3。不过，这些增长都是由非制造业带来的，尤其是一些非蓝领的工作。

这种发展趋势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20年代，美国每3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是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到了50年代，这个比例变成了4个人中有1个；现在则下降到了6个人中才有1个——并且还在继续下降。

尽管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近的发展速度却尤为迅速，甚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至少在和平时期，不管制造业生产的增长率有多大，都无法扭转制造业中蓝领工人数量的长期下降趋势，以及它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下降。

这一发展趋势，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是相同的，而在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到2010年，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很可能比当前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还要低——最多只占总人口的1/10。现在，美国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大概是1800万左右。25年之后，这个数字有可能会变成1000万——至多也不超过1200万。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中，下降幅度甚至会更为剧烈。比如，25年后的美国汽车工业，即便产量比现在高50%，雇佣的工人总数也不会超过现在的1/3。

如果一家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在未来25年里不能在极大提高产量的同时大规模削减蓝领职工人数，那就很难维持竞争力，或是保持“发达”的地位，它会很快地衰落下去。在过去的25年里，英国工业一直衰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每单位制成品所需的蓝领工人人数，比其他发达国家下降得都慢。然而，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的失业率也最高，在13%以上。

英国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域内出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新公式：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或一家公司，如果不顾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一味保持蓝领制造业岗位（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稳步地减少该类工作），它很快就会变得既没有生产力，也缺少稳定的就业岗位。保持工业中的蓝领工作岗位，实际上只会增加失业率。

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目前只有日本接受了这个公式。日本的策划者们，不管是政府中的还是私营企业中的，首先做出决定：在未来15～20年内，通过削减25%～40%的蓝领工作岗位，实现产量翻一番。很多大型的美国公司，如IBM、通用电气或汽车企业，也都预测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在这之中似乎存在一个互相矛盾的事实，即一个国家制造业中蓝领工作就业人数减少得越快，它的总失业率就越低。

但这一结论，是政治家、劳工领袖或普通大众们无法轻易理解或接受的。

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同时又经历着制造业经济中若干不同的孤立变化。

其一是知识与资本正在加速取代体力劳动。几十年前，我们说的是“机械化”这个词，现在我们则说“自动化”。与其说这是实质上的变化，倒不如说是一个术语的转变。1909年，亨利•福特引入装配流水线，在两三年内就把生产一辆汽车所需的工作时数减少了80%：再完善的自动化也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效果。但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着又一个机器（也就是知识的产物）加速取代人工的时期。

第二个变化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它会变得和第一种变化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在半导体制造业中，70%以上是知识成本，劳力成本不超过12%。同样的，在制药产业中，“劳力”成本只占10%～15%，而知识——研究、开发和临床测试几乎占到了50%。与此相反，即便在完全实现自动化的汽车制造厂里，劳力仍占总成本的20%～25%。

制造业中另一个使人极度迷惑的发展是，规模效应发生了逆转。20世纪初以来，所有发达国家的趋势一直是制造工厂变得越来越大。“规模经济”一直偏爱它们。同样重要的是，所谓的“管理经济”也很偏爱它们。一直到最近，现代管理似乎都只适用于相当大型的企业单位。

然而在最近15～20年里，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制造工业的萎缩全都发生在大公司，首先动刀裁员的就是钢铁和汽车等巨型企业。小型，特别是中等规模的制造商，则维持住了原有的工作岗位，甚至还有所增加。在市场地位、出口和收益率上，较小的，尤其是中等规模的企业，显然比大型企业干得更出色。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规模效应逆转，连日本也是这样。要知道日本信奉的商业哲学素来是越大越好，最大最好。旧有工业中也出现了这种逆转趋势。最近几年里最赚钱的汽车公司并不是某个汽车巨头，而是德国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造商——宝马。世界范围内唯一盈利的钢铁公司都是生产特种产品，如石油钻井管道的中等规模厂商，不管它们是设在美国、瑞典还是日本。

部分地说来，这是创新精神复苏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美国 [1] 。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管理小型和中型企业——从而可以利用规模较小带来的优势，比如便于沟通、贴近市场和消费者，弥补了过去小型企业管理上的某些局限性。因此，在美国，以及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其他在制造业上领先的国家，经济的驱动力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配世界工业经济30年之久的巨型公司，转向了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规模虽然较小，但都由专业人员管理，而且大部分都是公开上市的。

现在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一种是以原材料为基础的产业，它在20世纪前3/4的时间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另一种是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如制药、通信、分析仪器和信息处理（如计算机）产业等。现在，基于信息的制造业越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

这两种制造业的经济特性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大不相同。基于原材料的产品必须以产品的形式进口或出口，它们会出现在国际贸易差额上。以信息为基础的产业，其产品既可以作为产品进出口，也可以作为服务进出口。

在这方面，图书可算是一个古老的例子。一家主要的科技出版公司，“外汇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3。但该公司基本上并不出口图书，书太重了，它卖的是“版权”。同样，利润最丰厚的计算机“出口销售”，在统计数字上显示的倒可能是“进口”。它们在公司总部替一些顶尖的银行、大型跨国公司和日本的贸易公司加工处理来自其世界各地的分公司或客户电传发来的数据，从而收取费用。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劳动力大军的重心，单从数量上来看也是这样。即便是在制造业，用不了10年时间，知识工作者的人数也会超过蓝领工人。到了那时，出口知识获取授权费、服务费和各类专利收入，会比出口产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正如华盛顿官员们所意识到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贸易政策中大力强调“无形贸易”的重要性，努力破除贸易壁垒，尤其是非关税壁垒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如对信息、金融与保险、零售、特许权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限制。未来20年内，发达国家来自无形贸易的收入，必将超过产品出口带来的收入。过去，人们对无形贸易毫不重视，把它视为“人家的孩子”。而现在，它日益变得重要起来，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

制造业生产与就业的脱钩还带来了另一种影响，究竟是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还是优先照顾就业的产业政策，将成为20世纪剩余时间里一个难以抉择的政治议题。在历史上，人们一直将这两种政策看做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可从现在开始，它们越发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两种难以调和的选择。

我们所能指望的最好的政策，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政策，大概就是“善意的忽视”——这是过去几年里根政府采取的政策。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失业率基本上是最低的，仅次于日本，这一现象或许并非偶然。当然，我们还需要付出系统的努力，对过剩的蓝领工人进行培训和重新安置——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会成功的事情。

最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而且，自动化生产流程的总成本，比使用廉价劳动力的传统工厂更低，因为自动化消除了那些隐蔽的，但相当高昂的“无效”成本，如质量低下、退货和产品换型被迫停机所产生的成本。

这方面有两个美国电视生产商的例子，一是摩托罗拉，一是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开始，这两家企业几乎都被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进口的电视机赶出了市场。但采用自动化生产以后，它们在美国制造的产品成功地和外国进口货展开了竞争。同样，卡罗来纳一些高度自动化的纺织厂，能够以廉价产品，和劳动力价格极为低廉的国家（如泰国）的产品展开竞争。与此相反，在半导体生产行业，一些美国公司把劳动密集的工作转移到西非国家，获得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它们的产品成本很高。日本高度自动化的企业，虽然劳动力成本较高，却能轻松地报出比美国公司更低的价格。

因此，资本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将变得愈发重要。在过去10年内，美国成了资本成本最高的国家——日本则是最低的国家。所以，改变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以及股份资本的高成本政策，将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首要任务。这与美国过去5年里实行的政策截然相反。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削减政府赤字而不是维持高利率的做法，来阻止通货膨胀。

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劳动力成本作为一项重要的竞争因素，其地位的稳步下降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然而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比如巴西、韩国和墨西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在19世纪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日本是通过出口价格稳步上涨的原材料——主要是丝绸和茶叶——来完成这一过程的；德国，则是通过“蛙跳式”冲入当时的“高科技”产业，主要是电力、化工和光学仪器实现发展的。19世纪第三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美国，同时利用上述两条途径发展自己。而对当前试图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了：第一条路因为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走不通；第二条路也难于实现，因为它要求知识和教育的“基础建设”，这远非一个贫穷国家力所能及（尽管如此，韩国仍在朝此方向努力）。唯一的出路似乎只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竞争了。但这条路也会被堵死吗？

有关这一点，请参见我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从“实体”经济转向“符号”经济

世界经济的第三个主要变化是，“符号”经济取代“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动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实体”经济。所谓“符号”经济，指的是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的流通；“实体”经济则指的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这是最为明显但也最难让人理解的一个变化。

现在世界产品贸易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无形贸易，也就是服务贸易，同样如此。两者的总贸易额大概在每年2.5万亿～3万亿美元。但在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在这里互相借贷，每个工作日的交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也即每年75万亿美元，是世界贸易额的25倍以上。

此外还有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大体上是相互独立的）进行的外汇交易活动，即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进行的交换（如美元兑换日元）。这些活动的交易额大约在每天1500亿美元上下，每年约为35万亿，是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的12倍。

虽然这些欧洲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有不少只是从一个人的腰包转到另一个人的腰包，故此有不少是重复计算的，但这不足以解释国际货币交易量和商品服务交易量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资本流动与贸易金融无关，它独立于后者，并且远远超过了后者。

这种国际——更确切地说是跨国性的现金流动的爆炸式发展，形成原因不止一个。1971年，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的变化，可能带给它最初的推动力（虽然有些讽刺的是，这种做法的本意恰好与此相反），由此引发了货币投机。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流动资金疯狂地涌向阿拉伯石油生产商。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政府的巨额赤字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美国预算这个“黑洞”把各方面的流动资金都吸了进去 [1] ，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债务国。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正是预算赤字造成了美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赤字。但实际上，贸易和收支赤字是商品和服务的卖方借给买方——也就是美国的一笔贷款。没有这笔贷款，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就不可能为预算赤字筹措到资金，或者说，它至少要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才可能在不动用这笔贷款的条件下支付预算赤字。

总之，一些主要的国家已经学会使用国际经济手段来解决国内问题。它们对这些手段利用的程度是空前的。比如，美国利用高利率吸引外资，从而避免解决国内赤字问题。日本则不顾国内经济的衰退，用大力推动出口的办法维持就业。这种国际经济的“政治化”，肯定也是资本流动和汇率极易变化、极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它们导致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与货币、信用和资本的符号经济，不再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是渐行渐远。

现在通行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是新古典主义，它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外汇汇率。然而，在最近10年或15年间，资本流动和外汇汇率几乎完全独立于对外贸易，甚至与此相背离（如1984/1985年美元升值期间）。

但世界经济也并不符合凯恩斯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认为符号经济决定实体经济。世界经济的动荡与国内经济的波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越发模糊。比如说美国，尽管它的贸易赤字前所未有，但它并没有产生通货紧缩，相反，它是非常勉强才控制住了通货膨胀。虽然美国存在贸易赤字，但它的失业率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里最低的，仅次于日本。联邦德国的制成品出口和贸易顺差同日本增长得一样快，但失业率却比美国要高。相反，日本的出口成倍增长，并获得了空前的贸易顺差，可其国内经济并未急速发展，而是持续低迷，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工作机会。

那么结果到底会走向何方呢？经济学家认为，实体经济和符号经济必然会再次联系在一起。但是关于两者再度结合的方式，究竟是“软着陆”还是迎头相撞，经济学家们还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软着陆方案——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一样，里根政府决心朝着这个方向走——期望美国政府赤字和贸易赤字同步下跌，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盈余，至少是达到平衡。届时资本流动和汇率将保持稳定，使主要的发达国家生产进一步增长，就业率走高，通货膨胀降低。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硬着陆”设想。它认为，每一个赤字年度里，美国政府的债务都在不断增加，而且政府预算还必须承担债务产生的利息，这导致赤字进一步扩大。由此一来，外界迟早会丧失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一些权威人士甚至认为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外国人会停止向美国贷款，他们会把手里的美元换成其他货币。这种“抛售美元”的结果，将使美元兑换率一落千丈。它还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严重的信用危机，甚至是“清偿危机”。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它将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通货紧缩的大萧条，还是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最可怕的瘟疫“滞涨”——经济紧缩停滞而货币又在膨胀的状态。

然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硬着陆”。在这种设想中，日本，而不是美国，要承受一次艰难——相当艰难的硬着陆。主要的债务国美国，欠别人的外债全以美元结算——这种情况在人类和平史上还是第一次碰到。为了摆脱自己的债务，美国不需要拒付欠款，不需要申请延期偿付，也不需要跟人谈判寻求借新债抵旧债。它只需宣布货币贬值，就能有效地剥夺外国债权人应有的债务权。

这里的“外国债权人”，可以解读为日本。现在日本掌握了美国一半的外债。此外，日本在国外的其他财产与债务也都是以美元形式存在的，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担心政府会失去对日元的控制，一直拒绝让日元成为一种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总共算下来，日本银行现在持有的国际资产，比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银行都要多——整整6400亿美元！美元的贬值会给日本带来沉重的打击，简直等于是直接掠夺了它。

而且，硬着陆还会使日本的贸易和国内经济受到重创。日本绝大部分的出口都是到美国的。如果出现前述的硬着陆，美国很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我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显然不可能允许大量进口。这将立即在东京、名古屋和广岛引起严重的失业潮，并给日本带来一场真正的萧条。

还有一种硬着陆设想。承受硬着陆的国家，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也不是任何工业发达国家，而是已经承受了损失的初级产品生产国。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初级原材料都是使用美元交易的，因此美元贬值后它们的价格并不会随之上扬。1985年6月到1986年1月，美元贬值30%，初级产品的价格已经下跌了。这样一来，日本几乎不会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毕竟，它保持美元平衡只是为了支付原材料的进口，而日本进口的其他产品很少，也没有外债。美国同样不会受到影响，甚至还能受益，因为美元的贬值使它出口的工业产品变得更有竞争力。可对初级产品生产国来说，一方面它们的销售大多以美元结算，另一方面又必须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支付其进口的工业品。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但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只占1/5，剩下的4/5是其他国家提供的——德国、日本、法国、比利时等。这些国家的产品价格，按美元结算有可能会上涨。这将使原本就处于困境的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有人估计，初级产品的价格至少会下降10%，这将使南非和津巴布韦的金属矿产，以及加拿大、堪萨斯和巴西的农场遭受沉重的打击。

还有另一种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根本就没有什么“着陆”，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要是经济学家们的看法错了怎么办？如果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一直持续下去（虽然可能会比近几年低一些）怎么办？只要外国并不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愿意把钱继续投在美国——比如基于其国内的政治考虑，或是为了逃避比美元贬值更可怕的国内政治风险——那么前述情况就可能发生。

实际上，只有这个设想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不仅仅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确切地说，这种设想已经在变成现实。

1985年6月到1986年2月间，美国政府强行把美元下调了1/3（从1美元兑换25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换180日元）——这是历年来，世界主要货币最大规模的一次贬值，虽然在名义上称之为货币调整。美国的债权人们一致支持这次贬值，实际上他们还主动要求美元贬值。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大幅度地增加了对美国的贷款。很显然，国际银行家们全都认为，债主们借给美国的钱越多，遭受的损失越多，美国的信誉就越高！

造成这种爱丽丝漫游奇境式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宁愿持有的美元遭受惨重损失，也不愿造成国内的失业。没有对美国的出口，日本的失业率可能会和西欧一样高，也就是9%～11%，并将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上。重工业是一个牵涉政治的敏感问题，而且在后来者（如韩国）的竞争之下，日本的重工业本来已变得极为脆弱。

还有一批数量更大的钱，至少几千亿美元，大多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外逃资本”，它们已经以美元的形式获得了庇护。单纯的经济刺激，比如较高的利率，是不可能把它们吸引走的。

用外部资金来维持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所需资金相当之大，因此这种情况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然而，如果政治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符号经济仍将与实体经济脱钩，至少在国际范围内是如此。

不管最终产生哪种设想的结果，国际经济都不可能回复到“正常状态”上。

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意味着从现在起，应当在经济理论和商业政策中，把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视为一种重要的“相对优势”因素。

经济理论教导我们，实体经济的“相对优势”因素——相对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相对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等——决定汇率。实际上，所有的行业也都是按照这一理论制定其政策的。然而，汇率在A国和B国劳动力成本对比中日益成为决定性因素。汇率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相对成本，而且是一种企业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任何希望进入国际经济的公司，都必须意识到自己同时开展着两种业务：既是一种产品的制造商（或是服务的供应商），也是一家金融企业。哪一项也不能忽视。

特别是那些向国外销售的公司——不管是作为出口商，还是通过外国的分支机构——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保护自己免受汇率损失：销售收入、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流动资金以及海外投资。不管企业认为本国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都要做好这些预防措施。从国外采购的企业也应当这样做。甚至于那些在国内市场面临外国产品竞争的纯国内企业，也应当学会预防其主要竞争对手使用外汇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如果美国企业在美元升值期——1982～1985年期间——这样做了的话，它们在国外市场上的地位和外汇收入中大多数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与其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倒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败。显然，股东们和一般公众，有充分的权利期待管理层在下一次能干得漂亮些。

至于政府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要聪明过了头。利用世界经济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来牟取短期利益，回避一些不讨好的政治抉择，这些做法很诱人，但绝对行不通。实际上，它很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而不是成功——这是迄今为止的三种做法带给我们的教训。

卡特政府人为地压低美元汇率，希望通过提高出口，刺激美国经济。美国的出口确实增加了——而且增幅相当可观，但这并未能刺激国内经济，反而引起了萧条，创下了有史以来的高失业率，加速了通货膨胀，这实在是一种糟得不能再糟的结果。

几年以后，里根先生提高了利率，试图阻止通货膨胀，并让美元升值。通货膨胀确实止住了，而且引发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但美元升值过高，掀起了外国进口的高潮。结果，里根的政策把旧有重工业最脆弱的部分，如钢铁和汽车暴露给了国外竞争者，它们根本无法以1美元对250日元（或1美元对3联邦德国马克）的汇率和外国对手竞争。而且，这使它们无法获得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收入。此外，里根的政策还在一个最糟糕的时机，严重地，甚至是彻底地破坏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更糟糕的是，里根先生耍的“小聪明”破坏了他原先的主要目的：减少美国政府赤字。由于丧失了国外的竞争力，国内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发展，也就无法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因为国会（以及政府行政分支）能够轻易地，甚至无限制地获得外国资金，于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削减赤字。

日本，在利用国际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脱钩方面，大概也是聪明过了头。它们利用币值被低估的日元，拼命加大出口，这种政策让人联想起卡特执政时期的美国。但是，和美国先前一样，日本也未能有效刺激国内经济，虽然它的出口大幅度提升，但最近几年日本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结果，就像上面谈到过的一样，日本过度依赖于美国这一个客户，这就迫使其在美元上投入巨额资金，这种做法相当危险。每一个有头脑的日本人（当然，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央银行）都知道，这些债权很可能会严重贬值。

显然，上述三个教训告诫我们：政府的世界经济政策，必须让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两者的需求相协调，而不是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以利己，才能获得成功。让我们来重复一句古老的格言：“经济上别耍小聪明，要简单，要诚实。”但我担心，有些国家的政府大概不会认真听从这个建议。

结论

要猜测明天的世界经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现在还为时过早。比如说，主要的发达国家，会屈从于对恐惧的传统反应模式，也就是退回到保护主义，还是把世界经济的变化看做一个机会？

然而，到现在为止，某些主要的议事日程已经非常明朗了。

其中最突出的是确立新的发展概念和新的发展政策，特别是在像墨西哥和巴西这样正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它们不能再指望通过原材料出口来为其发展提供经济支持，比如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石油了。但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向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制成品——比如巴西就是这样期望的——这种做法也变得不现实起来。但如果它们转入生产分工的方式，情况就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利用它们在劳动力上的优势，充当发达国家制造商的转包商，承担那些无法实现自动化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比如一些装配流程，或是一些生产量相对较少的零部件。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多余的劳动力来从事这类工作了。而即便是在最彻底的自动化生产中，这类工作仍然会占工作总量的15%～20%。

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生产分工实现的。但在拉丁美洲，生产分工仍然是一种政治上很难被接受的做法，甚至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例如墨西哥，自从20世纪初开始朝现代国家转变以来，就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减少对其北方邻国的经济依赖，拒绝与之融合。虽然这种政策在整整80多年里从未成功过，但这反而强化了它在情感和政治上的感召力。

但是，即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分工，它也无法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收入，尤其是那些比上述华人国家和地区大得多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政策。比如，我们能向印度学到些什么吗？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印度存在的问题，而且问题数不胜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自从独立以后，印度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得都要好：在农业发展和农业产量上增长速度最快，制造业增长率和巴西相当，甚至和韩国也相差无几（印度现在的工业经济仅次于少数发达国家）；一个庞大且具有高度创业精神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最了不起的成就，大概还要数农村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巨大进展。印度并没有遵循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印度人不像苏联和很多非洲国家那样，通过对农业人口的掠夺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印度不出口原材料，也不出口廉价劳动生产的产品。但自从1964年尼赫鲁（Nehru）去世之后，印度一直鼓励农业发展，支持消费品生产，扶持国内企业家。印度和它所实现的成就，应当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

发达国家，也有必要重新考虑它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有希望的那一部分，即那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开端：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最近提出了一些针对初级产品国债务问题的新政策；世界银行最近公布了新的贷款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从现在开始，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不再基于个别项目的可靠性，而要根据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政策来确定。但这些建议大体上只是在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不是提出新的政策。

其他的主要议事日程必然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显然，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储备货币的母国，必须愿意让自己的国内政策服从国际经济的需要，比如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甘愿承受国内失业率的高涨。但是，一旦遇到困境，美国却拒绝这么做，顺便说一句，凯恩斯在40年前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如今，要实现储备货币的稳定性，唯有各大主要的贸易国家——至少包括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同意在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保持协调，甚至是服从于一个共同的、超越国家的决策。除非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要实现上述条件简直不可想象。就连在欧洲实行比这简单得多的“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其经历也不怎么令人感到鼓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愿意为了欧洲货币单位稍稍退让一步。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根据最近的分析，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都是以管理和稳定货币的尝试作为基础的。难道说我们300多年来的尝试已经走到尽头了吗？

最后，还有一个结论：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彻底转到了世界经济方面。

流行的经济理论——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供应学派都认为，国家经济，特别是发达大国的经济是独立的，是进行经济分析、制定经济政策的单位。国际经济或许是一项限制条件，但它不是中心环节，更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现在经济学家的这种“宏观经济原理”已经越来越靠不住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发达国家，在经济政策中完全遵循了这一原理，但在最近的30年里，它们的经济状况最糟糕，也最不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未接受宏观经济理论，虽说它们的大学里也会教授这一原理，但它们的决策者——包括政界和商界的决策者都拒绝了它。和美英相反，这两个国家一直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划其经济政策，并且系统地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其变化当做可供利用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两国都把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作为制定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包括社会政策的先决条件，而往往把国内问题放到次要位置考虑。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比英国和美国干得更出色。实际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重视和优先考虑，大概是它们成功的真正“秘密”。

同样地，发达国家成功企业的秘密——日本企业、奔驰和宝马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瑞典的ASEA（瑞典通用电气公司）和爱立信公司、美国的IBM和花旗银行，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很多中等规模的专业公司——都在于利用世界经济变化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计划和政策。

从现在起，所有国家——也包括所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想要在经济上有所成就，必须认识到：世界经济起着支配作用；国内经济政策只有在加强，至少是不损害该国国际竞争地位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成功。

这或许是转变后的世界经济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当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