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是社会的机能失调引起的，并且是——至少潜在地是国家的退化弊病。它们是一些弊病，但对于各种机构，首先是企业的管理当局来说，它们也是一些挑战，是机会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企业的职能就是通过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的机会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为本机构服务。与企业相比，这一观点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主要机构。

企业的职责，就在于把变革转化为创新，即转化为新的业务。如果认为创新只限于技术，那么他只能是一个不高明的工商业人士。从工商企业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至少与技术创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一些主要产业部门，都是把新的社会环境——工业城市——转化成为企业机会和市场的结果。照明（开始用煤气，以后用电力）、电车、城市间交通、电话、报纸和百货公司，都是由此而兴起的——这只是所列举的其中的几个例子。

因此，在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机会的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机会可能不在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而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社会创新。这种社会创新会直接和间接地使公司或产业得到利益并得到强化。

有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创新的结果。这里列举一些美国的例子。

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这个“城里人”创建了西尔斯公司。他创办并多年资助“乡村农业代办处”。他认为，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在20世纪初期占美国人口半数的农民处于贫困、无知和与世隔绝的状况。当时，社会上已经拥有能使农民生产得更多、生产出恰当东西，使农民的努力获得更多收获的知识，但农民却得不到这些知识。美国农业“生产爆炸”的主要力量，正是乡村农业代办处，而不是新技术、新机器或新种子。西尔斯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正在于农民的贫困、无知和与世隔绝的状况。随着农民状况的改变和收入的增加，西尔斯公司也得到了发展。而西尔斯公司则被农民看做“农民的朋友”。

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的一种机会，这在福特汽车公司早年的迅速发展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久的年代里，美国劳工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工人的困苦日益增加，而失业率却很高。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工人每个小时的工资可能低至一角五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福特公司于1913年末宣布它将保证一天付给每个员工5美元——是当时标准的23倍。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zens）当时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他迫使那个不愿意的合伙人接受自己的这一决定。亨利•福特完全知道公司的工资总额会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到3倍，但他最终还是被说服了。由于当时工人的痛苦很大，只有采取重大而明显的行动才能取得效果。卡曾斯还期望，福特公司的工资率虽然增加到3倍，但其实际的人工成本却会降下来——而事态的发展不久就证明了他的正确性。福特公司的这一声明，改变了美国的整个劳动经济。在此以前，福特汽车公司员工的离职率很高，以至于在1912年为了保持1万名工人，必须雇佣6万名工人。在实行新的工资率以后，离职率几乎趋于零。它所节约下来的金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然所有材料成本都在急剧上升，但福特公司还是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制造和销售T型汽车，而它仍可以从每一部汽车中获得更多的利润。正是由于急剧提高工资带来了人工成本的节约，福特公司才在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福特公司的这一行动，还改造了美国的工业社会，使得美国工人基本上成为中产阶级。

IBM公司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正视并解决了一项社会问题。在大萧条的年代里，IBM公司还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并不引人注意，因此它的行动并不像20年前福特公司每天支付5美元工资所引起的影响那样大。但是，IBM公司向员工提供工作保障，并付给固定的薪水，而不是按照小时来计算工资（请参见第20章）。该公司的行动，如同福特公司以前的行动一样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IBM公司的行动，也是要针对当时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即美国工人由于衰退而引起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尊严的丧失。它也把一种社会弊病转化为企业的机会。IBM公司迅速发展的人力潜力以及十年以后向全新的电子计算机技术进军的人力潜力，主要都是在这一行动中产生的。

下面是一个欧洲的例子。

奥利维提公司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办公设备制造公司，是由于已故去的艾德里亚诺•奥利维提（Adriano Olivetti）的两项远见。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意大利北部小城伊维里亚继承了一家不出名的、仅能维持经营的小型家族企业。他发现，可以通过良好的设计使自己的公司和产品有杰出的表现。在10年时间里，他的设计就获得了市场的承认。他还发现，意大利带有腐蚀性的阶级仇恨也是一种机会。他在伊维里亚努力把管理当局和员工融合成为一个团体，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很好，劳动力愿意接受新的技术和变革——因而其竞争能力和利润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现在的社会里，存在着一个可以把严重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机会的领域，那可能就是中年知识工人的疲倦、烦恼、“筋疲力尽”及其对第二职业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作者的《不连续的时代》一书，特别是第13章。）。中年知识工人——管理人员和知识专业人员——“出工不出力”、失去了兴趣、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所造成的看不见的损失，可能比福特公司在1913年由于工人离职所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同时，这些工人的烦恼和无声的绝望对社会造成的社会危险，可能同过去体力工人的穷困、痛苦和绝望所造成的社会危险一样大。再没有比从成功转为挫折更带有腐蚀性的了。能把这个问题既作为社会问题又作为企业机会加以解决的第一家公司得到的利益，可能同60年前的福特公司和40年前的奥利维提公司和IBM公司得到的利益一样大。

通过把社会弊病转化为做出贡献和取得成就的机会来治疗弊病，决不只是对工商企业的一种挑战，也是我们这个多组织社会中所有其他机构的责任。

目前，有关大学危机的谈论很多，这种危机也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却抓住这种危机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机会。英国有一种开放式大学，它利用电视为每一个希望获得大学教育的人进行教育。在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很少为人所知的中等规模的太平洋大学正在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大学，它利用年轻人学习的愿望来使之学习，同时又使这些年轻人成为学习的认真负责的参与者。

在开始时，罗森沃德、福特、IBM公司的沃森和奥利维提都被嘲笑为幻想家，人们对他们讲，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解决的。而在10年或15年以后，他们的解决办法又被认为是“显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所有正确的解决办法，在事后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这些人及其公司发现了一项重大的社会问题，并进而提出：“怎样才能把它转化为企业的一种机会?”

事实上，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个机构，都必须组织起创新的力量，以便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取得成就和做出贡献的机会。

在过去的25年里，有组织地进行技术研究已经相当普遍，但社会创新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别企业家在无意之中去碰机会。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不足以解决问题和提高绩效。在组织型社会里，每一个机构都必须充分组织力量从事社会和团体方面的研究和开发，正好像从事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开发一样。管理当局必须进行组织工作，以便识别社会和团体中存在的各个主题、各项危机和问题，并从事创新工作，以便把这些危机和问题转化为有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