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简短的、有些个人化的题外话中,我的目的不是给出一个有关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全面批评或中性的概述,而是要突出其中某些特定的特点,它们使得发展一门城市科学成为可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我不是专家,我也没有城市规划、设计或建筑领域的文凭,因此,我的观察和评论必定是不完整的。
源自这些观察的一个重要洞见是,许多城市的发展和重建都并不成功,尤其是华盛顿特区、堪培拉、巴西利亚、伊斯兰堡等完全新建的规划城市。这似乎已经成为批评家、专家、评论人士等的共识。以下是游记作家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在《澳洲烤焦了》(Down Under )一书中对堪培拉的辛辣讽刺:
堪培拉:没有任何东西!
堪培拉:为何要等死?
堪培拉:到达其他任何地方的通路!
我们很难对一座城市的成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用什么特点和标准来衡量成功或失败。对于心理现象的评价,如幸福、满足、生活质量等,并不能让它们成为可靠的评判因素,更不用说成为模型。而另一方面,有关生活的一些更加实质性的特点,如收入、健康和文化活动等却明显可以成为评判因素。有关城市成功的文字并不比我已经引用过的逸事更加复杂,它们最多也就是基于简•雅各布斯或刘易斯•芒福德的叙述的直观分析。 yipindushu.com
许多基于访问和调查的社会学学术研究努力想要建立一个更加客观、“科学”的视角。作为一门学科,城市社会学拥有很长的、显赫的,但又极具争议性和令人惊讶的狭隘性的历史。罗伯特•摩西甚至利用它来证明让公路穿越传统社区的合法性。然而,似乎很明显,在不同程度上,几乎所有规划的城市最终都毫无生气,充满疏离感,缺少流行和文化活动,也缺乏社区精神。或许可以公平地说,与建设新城市或发布市区改造项目时的承诺和宣传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城市或项目达到了预期,许多都可以被判定为失败。
然而,城市具有极强的韧性,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它们也在持续进化。例如,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华盛顿特区不是一座城市,我们只有出于历史或爱国主义的原因或者是我们需要与政府做生意时,才会到访。它了无生机,更像是体积庞大的政府建筑所统治的水泥丛林,映射出的是卡夫卡风格的官僚机构的可怕感觉,让我们想起了旧时的苏联风格。
看看现在的华盛顿,尽管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它已经进化成为高度多样化、生机勃勃的城市,吸引了大量富有雄心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他们被行动和社区的感觉吸引。庞大的都市区现在有了更为广阔的经济形态,不再仅仅依赖政府就业岗位。政府机构建筑看起来也不再令人感到害怕,许多充斥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的绝佳餐厅和聚会场所的出现柔化了它们的形象。华盛顿花了很长时间才变成一座“真正的”城市,一个甚至连简•雅各布斯都可能会羡慕的地方。这里有希望。
这就引出了我的另外一个重要论断。从大局来看,这些了无生机的新规划城市的失败可能没那么重要,如华盛顿、巴西利亚,甚至是斯蒂夫尼奇,它们并不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地方,没有为人们提供大量机会,让他们过上充实的生活、扩大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充满活力的创意社区的一部分。然而城市会进化,最终会发展出灵魂,尽管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此外,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很少有人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规划城市也很少。然而,由于城市化一直在呈指数级扩张,这一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在未来30年,平均每过一周地球上就会新增一个人口150万的新城市。
如今这真的很重要。为了适应持续的指数级增长,新的城市和城市基础设施都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建设。仅中国在未来20年内便会建设200~300座新城市,其中许多城市的人口将超过100万。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超大城市仍将继续扩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许多超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非正式安置点也会越来越多。
正如我此前所提到的那样,伦敦和纽约等过去的大城市与今日的大城市深受相同的负面形象之苦。尽管如此,它们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引擎,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并驱动世界经济。问题则是:城市的确会进化,但改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华盛顿、伦敦和巴西利亚分别花了150年、100年和50多年的时间改变,至今依然在持续改变。与此同时,问题的规模庞大无比。中国已经开始着手修建数百座新城市,以使3亿农村居民城市化。人们在建设这些新城市时并没有对城市的复杂性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成功之间的联系详加了解。大多数评论家报告称,许多这样的新城市,就像典型的郊区,是没有灵魂的鬼城,也没有社区的感觉。城市没有有机质量。它们不断进化,通过与人的沟通和交流不断成长。世界上的大都市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创造了莫名的活力和精神,成为创新和兴奋的源泉,也为城市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韧性和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忽略了城市化的这些重要维度,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上,不免短视,甚至会招致灾难。
07
走向城市科学
几乎所有城市理论都是定性的,它们主要源于对具体城市或城市群进行的重点研究,辅以叙事、逸事和直觉感知。这些城市理论很少呈现系统性特点,而且通常不会把基础设施问题与社会经济动力学问题结合起来。或许,我所提倡的受物理学启发的量化城市理论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城市和城市化进程或许太过复杂、太具个体性,无法以有效的途径受法律和规定的约束。科学至多是对共性、规律、原则和普遍性的探索,它超越了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的结构和行为,无论这一个体是夸克、银河系、电子、细胞、飞机、计算机、人或城市。而且,科学最多是以定量、数学计算、可预测框架的方式进行,正如针对电子、飞机和计算机等的科学研究。然而,科学也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比如针对意识、生命起源、宇宙起源以及城市等的研究,这些领域无法通过科学得到完全的研究。我们必须承认并满足于我们的知识和理解所能达到的极限。尽管如此,依然要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将科学范式推进得越远越好,以此决定极限的所在位置,不受复杂性和多样性幽灵的阻碍。的确,极限本身以及知识和理解的可能极限才是根本性的、重要的,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实践上均是如此。
圣塔菲研究所开展城市和公司研究项目的初衷正是考虑到理论的这一双重紧迫性,即一方面帮助我们解决有关全球长期可持续性的存在性问题,另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自然的基本现象。我已经在的开篇对城市的起源和最初形式进行了简要的描述。本章的重心将是整体回顾构成城市科学的重大成就,并将它们与其他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的成果联系起来。我还将努力把这些重大成就与有助于理解城市和城市化各个层面的更加传统的观点和模型联系起来。
这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至今,人们已试图从大量不同的角度和框架理解城市是什么、城市如何兴起、城市如何发挥功能以及城市的未来。仅在学术界,便存在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院系、中心、研究所,它们代表了研究城市的不同方式: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城市研究、城市经济、建筑研究,等等,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范式和计划,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很少交流。随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城市科学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其中大数据和智慧城市对城市科学的影响巨大,二者均被天真地兜售为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城市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很明显,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城市科学系或城市物理系。由于从科学角度理解城市的需求十分迫切,这些都代表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是我接下来要讲述的内容的背景:利用比例缩放这一强大工具,打开理解城市的定量综合系统框架的窗口。
实施这一项目的第一步是,判断城市是否如同动物,是彼此按比例缩放的版本?从可衡量的特性来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圣塔菲是否彼此互为比例缩放的版本?若是,它们彼此按比例缩放的方式是否与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之间按比例缩放的方式类似,尽管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城市面貌和特点?它们之间的比例缩放关系是否能被证明与我们在生物界发现的普遍性相似?在生物界,鲸、大象、长颈鹿、人类和老鼠是彼此按比例近似缩放的版本,而且以上生物的缩放比例都恰好量化地遵循1/4次幂规模法则。
与生物界相比,人们在此前的研究中对于城市、城市系统或公司等问题的关注少到出人意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与生物学相比,城市研究在传统上就缺乏定量研究。此外,研究城市或公司的计算机动力学模型本来就相对较少,更不要说这方面的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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