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儿童观的确立

日本近代儿童文学虽然起步于1891年岩谷小波创作出版的《小狗阿黄》，但是，日本儿童文学真正的近代儿童观却是在大正时期得以确立的。

儿童文学的产生，是以“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的，而儿童文学的发展则有待于进步、合理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儿童观推波助澜。虽然日本从明治时期便大力提倡教育，但是君临于一切教育思想之上的天皇亲自签署，以天皇的名义颁发的《教育敕语》提倡的是国家主义的道德，禁止欧化思想的传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与此同时，国内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各国教育思想陆续传入日本，其中最为盛行的有公民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人格主义教育思想等。在这些教育思想中，与儿童文学理论联系最密切并给予儿童文学的开展以最直接最重大影响的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

由西方涌入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中，对日本教育界影响最显著的是爱伦·凯的自由主义教育和蒙台梭利的自由教育学说。

爱伦·凯（1849—1926），瑞典女教育家，曾任斯德哥尔摩女子学校教师，她主张尊重儿童和解放妇女，是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者之一。她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初便被介绍到日本，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儿童的世纪》出版于1900年，1906年日本的同文馆便出版了由大村仁太郎根据德文本转译的节译本《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1916年，早稻田大学教授原田实又从英文本译出全译本的《儿童的世纪》，由大同馆出版。1919年，天佑社还出版了原田实翻译的露西·哈米尔顿研究爱伦·凯的著作《爱的使徒爱伦·凯》（原著书名为《爱伦·凯——生活态度》）。可以说，大正时期，爱伦·凯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轰动了全日本教育界，从学校传到社会和家庭，从城市传播到乡村，对日本开展自由主义教育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催生作用。

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1907年，她在罗马创立了第一个“儿童之家”，是“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她的自由主义教育代表作《蒙台梭利法》（1909年）于1914年由河野清九翻译介绍到日本，译名为《蒙台梭利教育法及其应用》。另外，《教育人类学》（1913年）、《高级蒙台梭利法》（1917年）也相继在日本出版，深受日本教育界赞赏。

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背后是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儿童观。在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兴起的大正时代的新教育运动则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传统教育和接受主义教育的批判。自由主义教育强调儿童自由发展，认为教育者应为儿童提供适当的环境，让儿童自由活动，在自动、自觉中使天赋能力得到自我表现、自我发展，强调训练儿童的自由活动能力、发展儿童的独立性，增加儿童应付生活的经验，进而获取生活能力。

作为自由主义教育的实践，日本创办了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学校。当时著名的学校有泽柳政太郎创办的成城小学校。该校提倡“学级王国”，儿童在班级里想做什么，任何人不许干涉。成城小学校的教育方针为：1.“尊重个性，实行高效率教育”；2.热爱自然，实施刚健不挠的教育；3.心情教育，开展欣赏教育；4.实行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教育。成城小学校开展的自由主义教育运动在日本教育发展史上受到很高评价。

大正时期，另一所实施自由主义教育的典型学校是野口援太郎创办的儿童村小学校。野口援太郎在这所学校里彻底实行自由主义新教育，成为大正时期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的典型代表。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允许每个儿童按照各自的适当时间上学和放学，学生听课方式是以自由选择的方法，通过与教师自由谈话获得知识，不受班级和时间的限制，学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他们的兴趣为主进行学习，学校与家庭没有多大区别，以学生生气勃勃的生活为中心进行教育。

大正时期的自由主义教育以解放儿童们自明治以后受到国家主义教育沉重压迫的个性和创造力为中心，展开了具有实践色彩的教育改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重视艺术教育，成为普遍的特征。

艺术教育运动的最为进步的领袖人物是片上伸。片上伸原为早稻田大学俄国文学研究室主任、教授，也是文艺评论家。他于1921年参加了北原白秋、山本鼎等人主编的《艺术自由教育》杂志的工作。片上伸在思考文艺教育的问题时，发现了文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矛盾和对立。在学校里，讲述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修身”（即道德品质课）这门课程的内容。但是，这里所探讨的与其说是关于人的伦理规范，莫如说是关于臣民的伦理规范，即以封建道德为根基的教育敕语成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原理。如果以文艺来谈论人的而非臣民的道德，马上就会与此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不仅是与教育制度的形式，更是与注入了“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的内容的冲突。

片上伸于大正十一年出版的评论集《文艺教育论》可以说是与以修身教育为代表的非人性的学校教育进行战斗的宣言书。其中《文艺教育的提倡》一文这样论述——

通过让人们品味真正具有力量的文艺，使他们了解和感受到残断的道德条目的论述语言所无法说明的教化，即在默默无言中，使他们了解和感受到人类生活的真实，并且获得自己无法言传的灵魂上的深刻的满足。年少的孩子不是

被纪律和教训所强迫而是自觉去感受人类生活的正确、善良和真正美好的东西，使爱护这些东西的心灵欲望的源泉更加丰富。或者通过感受人类生活中的复杂的恐怖、悲哀和苦痛，丰富残断的道德条目所无法触到的隐深的心性。最佳发掘人类的全部本性，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不屈不挠的刚健而丰富的生活感情。文艺培养出的这些生活感情，不是作为特殊的残断的道德条目，零乱地被罗列在心中，而是适应生活的一切需要，作为随时随地表现自我的自由本色的气质，或者作为生活的趣味而洋溢于心中。（省略）文艺作品所唤起的道德兴味绝不是露骨地给人以残断的表面的实际生活的指针，而是增强人们必要的根本的力量，以使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的人生中的很难预期的各种境遇和事情，正确地表现自己的道德感情。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片上伸的文艺教育论的整体性格是活生生的人性的道德教育，他所反对的是那种僵化的孤立的道德条目的灌输。

正是这种重视艺术教育的自由主义教育的风潮，成为以艺术的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为代表的大正童心艺术运动的基础。而当童心艺术运动结出果实之时，又反过来助长了自由主义教育运动。

“童话”（大正时期童话一语被用来指创作儿童文学）取代了明治时期的教训性的“御伽噺”，开始向教育领域渗透。大正时期最为重要的艺术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则在以作文、儿童自由诗、儿童自由画、童谣（以上均指儿童自己的创作）来发现、开放儿童的创造力这一运动中发挥了组织者的作用。

虽然是在自由主义教育风潮的影响下，但作为童心艺术运动的领袖之一的北原白秋对旧的学校教育进行的批判来得却格外激烈并富于感情。“处在成人的监守之下建成的儿童的牢狱中，必须遭受来自成人规定的冥顽不化的教育法的不断的强烈压迫和束缚，这些过去和现在的精神上的幼年囚徒自身就一点也没有感到过悲哀、失望、激愤、反感和厌倦吗？”这种激愤之语，充满了北原白秋的童谣论集《绿色的触角》。

正如自由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特别是以儿童生气勃勃的生活为中心展开教育一样，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主潮童心主义也把自然和儿童的生活、儿童的心灵作为开掘人生价值的矿藏。在两者的深层，共同浸透的是与封建的儿童观背道而驰的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近代儿童观。正是由于立于这一坚实的基础，日本儿童文学在大正时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

二、从“御伽噺”走向“童话”

从明治期到大正期，日本儿童文学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御伽噺”发展到了“童话”。

关英雄在三一书房出版的《日本儿童文学大系》第二卷《童心主义的兴盛》之解说中说：“如果把大正元年至大正六年这六年间看作大正期儿童文学的前期的话，这个时期便是以小波为代表的明治的御伽文学让位于新兴的市民社会的童谣童话文学的准备、交替的时期。换而言之，就是从以御伽为先头的教训说话文学和美化忠臣孝子的文学为儿童文学的主流的时代，移向反映西欧民主主义的思潮和终于被知识阶层承认的儿童的自由心灵，以近代情感为生命的童心解放的文学时代，大正前期便是为此做准备。”

明治期的“御伽噺”与大正期的“童话”的区别有两个方面。在思想内容上，以岩谷小波为代表的“御伽噺”正如当时人们对《小狗阿黄》批判时指出的那样，包含着封建的道德观念，宣传的是仁义忠孝、劝善惩恶的陈旧的儒教思想，其塑造的少年英雄迎合了明治期国家富国强兵、个人出人头地的时代风潮；而大正期以《赤鸟》为代表的“童话”的思想基础则是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新思想，其响应的是不为国家的目标所左右，思考个人的生活，探索个人的生存方式的时代风潮。在文学表现上，岩谷小波的“御伽噺”正如其词源意义所显示的那样，具有民间文学讲述的性格，注重外向性，另外文笔比较粗糙；而大正时代以小川未明为代表的“童话”则摆脱了民间文学的讲述性，以优雅的文笔创造了一种“内向的”“诗意的”“情感的”艺术世界。

以小川未明为代表的“童话”在大正后期（大正七年至大正十五年），以《赤鸟》等艺术的儿童文学杂志为园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需要说明的是，把“御伽噺”发展至“童话”作为大正期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是从当时以及后来日本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和认同这一立场做出的结论。这里并不想抹杀一个文学史实，即如鸟越信、古田足日等指出的，大正期在《赤鸟》等艺术儿童文学杂志上发展的“童话”，其大多数依然是民间文学式的讲述性作品。

三、从“唱歌”质变为“童谣”

“童话、童谣作为词汇，历史已很久了，但是，在大正年代，它们被注入新的意义而复活，为的是将提高了艺术性的儿童文学与御伽和唱歌相区别。”（菅忠道《日本的儿童文学》）大正时期的童谣特指诗人们为儿童创作的童谣。虽然这个意义上的童谣在明治期已散见于出版物上，但是，从大正期《赤鸟》创刊起，一流的诗人们才开始创作童谣，并形成童谣运动，与童话一起，缔造了大正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前面已经指出，在叙事性儿童文学方面，大正期是从“御伽噺”发展到“童话”的时代，而在韵文儿童文学方面，大正期则是从“唱歌”质变为“童谣”的时代。这里的“唱歌”指的明治时代文部省为小学校编定的儿童歌曲。其歌词内容具有强烈的道德教训倾向，反映的生活脱离儿童心性，缺乏情趣，因此曾遭到北原白秋“忘记了日本的风土、传统和童心”的批判。大正期的童谣，尤其是北原白秋的童谣，切近儿童的生活，唤起儿童的情感，经一流作曲家谱曲之后，深受儿童们的欢迎，在全国广为传唱。

大正儿童文学的主流是童心主义的儿童文学，这已经成为普遍的认识。而典型地反映了童心文学本质的正是以北原白秋、西条八十、野口雨情为代表的童谣创作。关英雄曾在他的《体验的儿童文学史·大正的果实》一书中说：“童谣成为儿童杂志的主要构成要素的时代只是从大正后半期至昭和开头这段时期。作为接触到当时兴盛的诗歌气息的一个少年读者，我可以证实，与童话相比，是童谣代表着从《赤鸟》创刊开始的近代儿童文学的黎明……那是儿童文学领域中的浪漫派诗人的时代。这甚至使人联想起，西欧近代文学的兴盛是从法国浪漫派的雨果和缪塞的诗作开始的。”

四、童心主义的儿童文学

虽然也有研究者从当时发表的作品的多数是民间文学式的讲述性作品这一点提出疑问，但是，日本儿童文学界已经普遍把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文艺精神和创作态度、方法概括为童心主义，把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称为童心文学运动。

“童心”从字面意义讲，当然是指儿童的心脏，但是，大正时代的童心艺术，并非只强调儿童心理的特殊性，而是与思想上、文学上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由于思想上、文学上的主张是十分微妙而复杂的，因此，提倡童心主义的人，对童心主义的理解、认识也有微妙的差异。这里，引用当时处于指导性地位的诗人和作家的话，来具体把握“童心”的实体。

杂志《早稻田文学》的大正十年六月号上发表了特集“关于童话及童话剧的感想”。小川未明在《我创作童话时的心情》中对童心和童话进行了以下论述——

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儿时的心灵那样伸展开自由的羽翼，能像儿时的心灵那样不被污染。没有什么时代能像少年时期那样，面对美丽的东西就直率地认为美丽，遇到悲伤的事情便感到悲伤，对正义的事情便激起感慨。（中间省略）通过创作诉诸这种纯真感情的闪光和自然的良心的裁断，并表现少年时代的特有的梦幻世界的故事，使读者沉醉于美与忧愁的氛围之中，这就是我所追求的童话。依据纯情的儿童的良心来裁判什么是美、什么是恶、这就是这一艺术所具有的伦理观。

从小川未明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相信儿童的心灵是朴素的，具有敏锐的感受性和强烈的正义感。他认为，有人即使长成大人也不忘赤子之心，因此主张儿童文学“不只是给儿童的文学，而是面向不失儿童之心的所有人类的文学”。

秋田雨雀也在上述特集中的《作为艺术表现的童话》一文中说：“童话一般来说，是成人为使儿童阅读创作的，但是，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话，所谓表现儿童的世界是从成人对自身现在的生活的反省中产生的。童话中表现的思想及其世界也可以看作成人的理想的世界。而且只有在这个世界里，儿童与成人才能成为‘一体’。这时的成人的灵魂与儿童的灵魂变得绝对没有什么差别。我主张童话不是仅给某个年龄段的儿童阅读，而是为广大人类创作的文学，其依据也正在这里。”

虽然，秋田雨雀认为童话的思想和世界是成人的理想世界，但这并非是将成人的思考强加于儿童。儿童像种子一样“自身具有发达的能力”，“因为儿童是人”，所以必须让其自由地发展，周围的人只是助长这种能力就可以了，这才是雨雀的儿童观和教育观。

北原白秋则在《童谣我见》一文中说：“特别是成人，当摆脱所有酸苦、杂行、杂念，真正超越成永恒的儿童，他就会在不自觉的儿童之上的儿童性的恍惚境界中发现自己。”

从上述作家、诗人的话中可以看出，其共通之点是，将童心不只是看作实际生活中的儿童的心性，而是看作成人的内心也存在的人类共通的心性，另外，他们采取切合儿童，尊重其自发性的原理，进行自由教育的立场。将这种童心主义放在历史的流程中来评论，其无疑是发挥了进步的作用。尊重儿童的人格，承认儿童心灵的特殊性，寄希望于儿童自身的创造性自由成长，这显然是对封建的儿童观和陈旧教育观的反动。大正时期，站在童心主义立场上的作家、诗人们，与各种前近代的思想和文学搏斗，守护着儿童的幸福，并且确实在儿童文学和儿童艺术方面取得了众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