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吉屋信子的大众少女小说

明确地将少男少女区分开来的读者意识是只有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的。日本尽管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以后的几年间，有北田薄冰这样的女作家创作了数量不多的少女小说的先驱性作品，但是，大众少女小说并没有从大众少年小说中分化出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少年”的内容中也包含着少女，二是在当时女子的就学率很低，社会上还存在着蔑视女子读书的风潮。

日本最早的专门面向少女的杂志《少女界》（金港堂出版）创刊于明治三十五年（1904年。以此为契机，少女杂志接连不断地涌现。比如博文馆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九月创刊《少女世界》，该杂志与《少年世界》一起，占据了杂志界的霸主地位；实业之日本社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发刊《少女之友》；东京社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创刊《少女画报》；时事新报社于大正二年（1913）一月创刊了《少女》。

上述少女杂志，刺激了大众少女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发表园地，使其逐渐从大众少年小说中分化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女作家吉屋信子的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确立了大众少女小说的地位。

吉屋信子（1896—1973），生于长野县一个典型的男尊女卑的家庭，父亲是位地方官吏。吉屋信子自小学时代便喜欢读书，就读枥木女子高中期间，开始向《少女界》《少女世界》《少女之友》投稿。高中毕业后，去东京，在《幼年世界》《良友》上发表童话。大正五年（1916）七月，在《少女画报》上发表了短篇系列《花的故事》之第一篇《君影草》，迈出作为大众少女小说家的第一步。

继《君影草》之后，吉屋信子又创作了《夜来香》《白色的胡枝干》《野菊》《山茶花》《水仙》等作品，断续在杂志上长期连载，构成了短篇系列的《花的故事》。《花的故事》成书是在1920年，由洛阳堂出版，以后又有数家出版社再版。共收入以花命名的52篇短篇作品的《花的故事》以优美的笔调，主要描写了不幸的少女的烦恼，少女之间的同性爱，受到少女读者的长期欢迎，成为日本大众少女小说的里程碑和代表性作品。

“初夏的傍晚，七个年龄相同的美丽少女聚集在洋公馆的一间房里，陶醉于令人怀恋的故事之中。首先用唱小曲一样的轻柔语调讲述故事的是眨着充满梦想的温和眼睛的矮竹鸟房子，她是教会学校出身的牧师的女儿。”

这是《花的故事》之第一篇《君影草》的开篇描写。《君影草》讲述的是发生在东北地区的旧制女子学校里的、教授钢琴的女教师和意大利的少女之间的动人故事。作为小道具使用的银制钥匙、香气高雅的北国之花君影草，营造出一种少女式的感伤气氛。作为作品中的人物的少女们，屏息听完这个故事，“同时松了一口气。只有瓦斯灯静静地燃着花一样的光焰，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只是瞪着被年轻的憧憬所润湿的黑眼睛，互相注视”。

大众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这样评论《花的故事》的特质——

“与花相联系的各色小故事，很多都是以少女的回忆力形式。作品全部采用吸引易于梦想的少女的那种感伤的笔调。而且不单纯是甜美，作品中还倾注着人生的悲哀和喜悦。作家刻画出没有父母的不幸少女，在被孤立的环境中一个人美好地生活的少女，并将寄予这些不幸友人身上的少女们的同情、爱和憧憬在如此抒情的氛围中表现出来。另外，作为故事的背景，作家以丰富的色调描写了美丽的自然和建筑物、工商业区的情调、女子学校和寄宿学校的气氛，对作品中人物和衣着的颜色、图案等细节也做了极其精细的表现。大正时期的有些摩登的、感伤的少女情趣溢满于作品之中。”

上述评语，与其说是对吉屋信子的作品，不如说是对大众少女小说特有的特色做出的评价，或者可以换言之，大众少女小说的特质，吉屋信子的《花的故事》已经全部具备了。正是因此，《花的故事》才能在长达9年间里得以连载，在其之后也保持不断被改写、不断被再版的长久艺术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花的故事》既是吉屋信子的原点，同时又是大众少女小说的原型。

《花的故事》之后，进入昭和期，吉屋信子还创作了在《少女俱乐部》上连载的《七棵山茶》（1929）、《那条路、这条路》（1934—1935），在《少女之友》上连载的《红雀》（1930）、《勿忘草》（1932）、《拘橘花》（1930）、《少女笔记》（1939—1940）等长篇大众少女小说，一直保持着在少女读者中的受欢迎地位。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局势下，由于其大众少女小说的抒情性触及了日本政府当局的书籍检查条例，吉屋信子于1941年不得不从此中断了大众少女小说的创作。

四、大众少年小说的评价

大众儿童文学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以获得众多的读者、激起他们的共鸣作为自己的使命。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显然就要首先取得具有大发行量的儿童杂志这一阵地。正如日本儿童文学史一直呈现着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儿童文学分流的现象一样，在大正期，艺术的儿童文学杂志与大众的儿童杂志俨然是两副不同的同孔。那么，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杂志是怎样被儿童所阅读的呢？

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开发社出版了远藤早泉的著作《现今少年读物的研究和批判》。其中有“现代的少年杂志”一项，上面登载着著者以“你正在阅读什么杂志”为提问的调查结果。调查时间是在大正十年（1921），得到的答卷是农村（千叶县）90份，都市（东京）1131份。

在农村部分，被阅读的基本上是大众化的儿童杂志，其中《日本少年》《少年世界》（各为23票）、《少女之友》（11票）、《少女世界》（8票）名列前茅，而《故事世界》只有1票，《赤鸟》《金船》《童话》则榜上无名。

在城市部分，男生与女生分开调查。在男生这里，前三位是《少年世界》（113票）、《日本少年》（99票）、《少年俱乐部》（44票），《金船》《童话》《赤鸟》虽然进入了前12位，但票数依次是30、17、10，明显不能与大众儿童杂志相抗衡。女生部分，《谭海》119票、《少女世界》115票、《少女之友》66票，高居榜首的仍然是大众儿童杂志，《赤鸟》和《故事世界》分别只有19票和8票。

虽然，不能只以这一次调查来下结论，但是，《赤鸟》等艺术性儿童文学杂志，在读者量上无法与《少年世界》《日本少年》等大众性儿童杂志相匹敌，乃是确凿的史实。

大众少年小说（包括大众少女小说）为什么在争取儿童读者上，压倒了艺术的儿童文学呢？究此问题，当然不能不从艺术儿童文学方面的缺欠上找原因，这里仅对大众少年小说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加以评价。

在思想性方面，大众儿童文学是日本学校教育的延长和补充。对此最有意为之的当推《少年俱乐部》。

《少年俱乐部》的最早发行人野间清治在其著作《我的半生》中，讲述了大日本雄辩会讲演社的发展过程，关于《少年俱乐部》的创刊，他说：“其内容有忠臣孝子、英雄伟人、勇将烈士等故事，配以诸多的彩色卷头画和漂亮的插图，另外，适当地加进由著名学者、军人、政治家撰写的有趣、有益的故事。这本杂志创造出了少年杂志的新的标准。”“现代的学校不注意将祖先的功绩十分有趣、令人感动地讲给学生们听。有时候，把祖先的功绩传记化，或进一步说书化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但学校也不怎么做。虽然有历史、德育和阅读课，但是大多趣味性不足，有些严肃，很难给儿童们以强烈的印象和深刻的感动。我想以《少年俱乐部》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虽然在论述艺术儿童文学的篇章中，我们指出了大正时期教育界的自由主义教育风潮对艺术儿童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并非是说，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想已经足以左右学校教育。事实上，明治二十三年（1890）确立的以封建道德为根基的、推行臣民伦理规范的“教育敕语”，在大正期依然是绝对至高的学理，当自由主义教育思潮与“教育敕语”发生直接矛盾和撞击时，军国主义的官僚国家的机构文部省就采取了禁止和压制的方针。北原白秋就曾回忆说，当时的小学教师中，有很多人因积极支持新童谣运动招致督学和校长的不满而被迫调离或者辞职。这并非仅仅出自校长和督学的保守思想，操纵于其后的正是制定文教政策的元凶文部省。文部省还直接出面压制自由主义教育风潮下的文艺教育运动。比如，冈田文相就在大正十三年（1924）对学校剧发出禁令，认为在学校施粉化装，“不能振兴质实刚健的民风”。另外，当收入童话和童谣的课外读本、辅助课本大量刊行时，文部次官的通牒曾警告不要“滥用”课外读物，而对童谣文部省则通过“审查未毕”的行政手段，将其从学校驱逐。

以上说明，大正期的学校教育遵奉的是中央集权推行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作为这种教育的延长和补充的大众少年小说的思想内容当然令人心存疑问。日本大众少年小说的思想性主要存在的问题，正如鸟越信在分析了佐藤红绿的作品和吉川英治的《左近右近》的思想之后所指出的：“简而言之，《少年俱乐部》的少年小说是对义理人情世界的讴歌，它以对封建的人际关系和从属这种关系的道德的肯定，通向了与天皇中心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相连接的道路。”534上笙一郎的《日本儿童文学中的国家主义》535一文，甚至把国家主义的大众少年小说称为“侵略主义的儿童文学”。

在艺术性方面，大众少年小说较之艺术儿童文学，重视和抓准了少年读者的审美需求，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读者。著名的大众少年小说作家山中峰太郎曾说：“因为儿童喜欢冒险和惊险，所以我认为，主人公应该尽量是行动的人物。而且，我的观点是，我们有必要把日本少年培养成具有勇气、责任感和行动力的人。”此语实在为经验之谈。如果抛开“勇气”“责任心”的具体内容，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显然超出了童心主义的艺术儿童文学对儿童的认识之上。日本大众少年小说可以说便是以此为内核展开艺术表现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特色：1.富于戏剧性的波澜壮阔的故事性；2.富于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3.选取切近儿童成长需求的题材。正是这几个特色是艺术的儿童文学所缺乏的。《思想的科学》（1959年3月号）杂志上发表的佐藤忠男的《关于少年的理想主义——〈少年俱乐部〉再评价》一文，批判艺术的儿童文学，为大众儿童文学翻案时，也曾以上述艺术的特质为立论的依据。

然而，优秀的儿童文学应该是文学性、教育性、趣味性的高度统一。而这里的教育性，当然指的是把儿童培养成健全的社会的人。日本的大众少年小说显然是与儿童文学这一宗旨背道而驰的。因此，尽管日本的大众少年小说具有上述吸引儿童读者的艺术要素，但是，从根本上讲，作为儿童文学，其品位是令人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