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儿童文学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欧诸国曾在战争伊始就宣布中立，然而丹麦和挪威还是被法西斯德国军事占领，芬兰也被卷入战争，而由于德军占领了丹麦，冰岛则在英美等国的帮助下宣布脱离冰丹联盟而重获独立。

由于战争的破坏，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北欧各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家园、发展经济。战争虽然给北欧各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创伤，但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来，毕竟物质上的破坏要轻些。特别是瑞典，由于在整个二战期间经济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1945年，它的工业产量甚至比战前的1937年还增长了30%。因此，战后北欧诸国的经济发展较快，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率先形成了福利国家的模式（冰岛和芬兰也在有限的范围内加入了这个模式），对欧洲各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经济的富裕、人民生活的安定为儿童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成长温床，因此北欧儿童文学能够继承战前的良好苗头连贯发展、迅速崛起于20世纪世界儿童文坛，这要得益于一定的物质保障。

在教育方面，北欧诸国一向比欧洲大部分国家更先进，国内几乎没有文盲。一个多世纪以来，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的初等学校都实行义务教育制，学制都由国家来掌握，免费入学。而到20世纪，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的改革进一步提上日程。

早在19世纪中期，丹麦教育家N.F.S.格龙维（1783—1872）就曾提出，儿童有其自己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成年时代的准备，因此不应横加压抑，而应让他们自由、自然地发展。他批评说：“我们设法要将老年的整齐和严肃、智慧和谨慎灌输给小孩子，实际上却只是拿死亡和老年的衰弱移到他们的心灵和肉体里去，我们将多数儿童的活力全部毁坏了。”449他甚至指出，教育者应“设法……尽可能地延长精神上的儿童时代的年限”。格龙维还倡导改革缺乏生气和压抑儿童天性的学校教育，呼吁为青少年开设“生活学校”，并指出“生活学校”的目的在于促使年轻的受教育者的个性和社会性得到和谐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的女教育家爱伦·凯（EllenKey，1849—1926）在主张教育观念和制度的改革方面更迈进了一步，她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对20世纪初的瑞典及整个北欧国家的教育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爱伦·凯生于瑞典南部风景优美的斯马兰州，年轻时深受其祖父和父亲的思想影响，极力推崇自然主义和自由精神，并广泛涉猎卢梭、穆勒、达尔文、尼采和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她曾为《家庭》这一杂志撰稿，当过小学教师，在文学、历史、美术等方面皆有造诣，后受聘在斯德哥尔摩平民大学讲授瑞典文明史讲座，从教长达20年。教学之余，爱伦·凯大量地从事写作和社会宣传活动，终生从事妇女解放事业，为儿童的成长和教育奔走尽力。她著有《儿童的世纪》《生活之路》《儿童的教育》《爱情与婚姻》《妇女运动》等多种著作，对儿童教育、性、爱情、婚姻及道德行为等均有独特见解，其影响十分深远，被誉为“瑞典的智慧女神”。

爱伦·凯的教育学说秉承了卢梭的自由教育理论，始终贯彻其个性自由的主张。她对旧式的压抑个性、限制儿童自由成长的教育制度提出了严厉批判，主张培养富有理想和创造精神的新人；她主张改造家庭教育，建立理想的学校，废除班级制度，提倡以儿童为中心；她倡导儿童的独立的活动，主张建立儿童活动的作业室，使儿童在活动中获得经验；她主张废除体罚制度，充分尊重儿童的本性。在其代表作《儿童的世纪》里，爱伦·凯指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自然素质，徐缓地得到发展，使儿童周围的环境，辅佐儿童的自然成长。”“教育是开发儿童固有的个性之事业。”450在《儿童的教育》一书中，她又说：“小孩子一生到世界上，是携着种族历来的遗传性质而来的；顺应了环境以后，这种遗传性质受到修正。但是小孩子同时还显示出一种与该种族的式样相异的倾向，这是一种变化，就叫个性的发展。”451“儿童自己有一个广大无涯的世界，他要进去，去和它发生关系，去把它征服，去把它变成他种种梦想的目的物。”爱伦·凯从维护儿童的个性自由出发，强调顺应自然的教育。她批评当时瑞典的幼儿园和学校教育工作中不顾年龄特征，强迫儿童屈从于成人的意志，限制儿童兴趣和活动等弊病，要求按自然教育的原则改革教育，培养有理想和富于创造精神的“新人”，将旧式教育所塑造的“干干净净的小伙子，娇娇滴滴的小姑娘，威威武武的官僚大人”等等传统人格模式，改造为“有更高理想的新人物——独辟蹊径的发现者，独倡新理的思想家，冒犯众怒的改造家”。452

爱伦·凯对于20世纪教育改革的憧憬，特别是对于20世纪将成为“儿童的世纪”的憧憬，虽然有某些偏激之处，但在当时颇有新意，具有独到之处，对20世纪北欧国家的教育观念以及儿童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例如瑞典著名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孚的长篇童话《尼尔斯·豪尔耶松历险记》刚刚发表时，曾受到来自教育界的批评，指责其将现实与幻想融合在一起，违背了教科书的宗旨。然而爱伦·凯站出来给她以坚决的肯定与辩护，认为比起旧式教科书的呆板枯燥，这种革新有利于儿童个性的健康发展。1945年，另一位瑞典女作家林格伦发表的引起争论和轰动的新童话《长袜子皮皮》则走得更远，她明显地将爱伦·凯关于儿童个性解放、培养富于创造精神之新人的激进儿童观、教育观具体化、形象化了，林格伦的其他作品如《屋顶上的卡尔松》《淘气包艾米尔》等等，皆可看作是对这种新儿童观、新教育观的形象化的呼应。

二战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引起了生产领域的变革，而且带来了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现实生活的浮躁性取代了以前的稳定性，多样化代替了单一性，快节奏代替了慢节奏。人的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机器的操作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身价值在日益强烈的异化感中失落了。两大社会阵营的对峙，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核恐怖和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安定因素的存在，等等，均造成了人类新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融合了对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的沉痛反思，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其中存在主义思潮，特别是以萨特为主要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适应战后人们的悲观主义心理和对主体价值的寻求，在欧美各国得到传播，对20世纪的北欧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瑞典现代文学中，表现普遍的人类生存问题成为作家们不约而同追求的创作方向，如被看作瑞典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宣言之一的埃里克·林德格伦的诗集《没有出路的人》（1942年），诺贝尔奖得主帕尔·拉格克维斯特的小说《巴拉巴》，以及埃文德·雍松的作品等等。有些作家在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人处困境的描写，描述无产者的艰苦经历和人类的普遍问题，以及瑞典的社会现实问题。如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莫贝里的小说四部曲《移居美国》《瑞典侨民》《拓荒者》《寄往瑞典的最后一封信》，描写19世纪百万瑞典难民移居美国的苦难，十分感人。丹麦战后也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人如萨维、克努森等等。20世纪50年代芬兰小说家林纳的《无名战士》写战争中士兵的感情生活。《在北极星下》三部曲描写一个村庄的变迁，概括了广阔的社会生活。20世纪60年代冰岛女作家西古尔查多蒂尔的《圈套》《活水》和雅科布第多蒂尔的《房客》等作品，对社会的讽刺颇为深刻。453

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思潮一样，20世纪风靡欧美的文学思潮对北欧的儿童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总的来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的儿童文学呈现出以下特点：

在创作的主题方面，北欧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主要从两个方向去开掘。一个是以瑞典女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为代表的张扬个性自由、将儿童还原为自然之子的创作倾向。这种创作倾向反映出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伦·凯等人倡导的新的儿童观教育观的崛起，引发儿童文学创作观念从成人视角向儿童视角的转换，儿童文学作家更加尊重儿童，注重探索儿童的内心世界，反映儿童的理想。那种充分体现儿童视角和儿童梦想的解脱了身心束缚、天性得到自然发展的儿童形象，正在取代来自上一个世纪的旧式的儿童形象——传统意义上的循规蹈矩、自我克制的“好孩子”形象。譬如，在林格伦的童话和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淘气包——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淘气包艾米尔、疯丫头玛迪琴等等，而这一系列淘气包所体现的是作家对旧式教育之弊端的逆反和对新型儿童人格的倡扬，热闹的故事背后充满了严肃的理性思考。在林格伦的所有重要作品中，透过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淘气包艾米尔等等，读者看到的是现实生活中儿童被压抑的狂野想象力的化身，看到的是儿童对自主、自由、力量、快乐的种种浪漫梦想。这种创作倾向及反映出的崭新的观念，对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主题及艺术风格的走向都有深刻的影响。

另一个主题方向是表现现实生活中少年儿童面临的某种生存困惑。二战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欧美社会出现的非理性思潮等，对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现代社会信息高度发达，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导致生活方式的剧变，使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在人生的最初十几年中就经历了他们的父辈所体验过和没能体验过的更多的事物，社会物质生活的高速发展促使儿童心理生理的发育成熟也在加快。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曾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提到：“女性第一次行经的年龄每十年继续降低4—6个月。人类的身材长得更快，许多年轻人的智慧显然开发得更早。”农业曾是北欧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形态，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进入工业高速发展的时代，传统家庭生活的模式开始被打破，只有双亲与少数孩子的、层次简化了的小型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大家庭，代系之间的交流形式由祖孙对话演变为父子对话，前者具有一种易于沟通的和谐的田园情调，而后者一方面由于父母忙于紧张的工业社会竞争而产生更多隔膜，另一方面又由于父辈带来更多的现代生活视野和现代观念，促使儿童思维更发达和早熟。而战后传统信仰、社会道德面临危机，欧美国家扶摇直上的离婚率进一步撼动着传统家庭生活的稳固根基，使战后的一代青少年更多地生活在动荡和不安之中，较之父辈更早、更多地感受到现实生活带来的压力。身心早熟和对上一代人的不信任，导致传统价值观念及长辈的权威地位在年轻人心目中下降，战后的一代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与其父辈有了明显的隔膜。教育改革对年轻人的观念也有直接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的九年一贯制的综合学校制度中，7至9年级每周还安排两小时的自由学习课，讨论消费、家庭、性与婚姻、环境保护、经济、交通、国际事务、酗酒、抽烟和吸毒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年儿童广泛深入地认识和介入当代社会生活，使之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及随之产生的权利与义务有更为真实的认识和体验。身心的早熟、开放的社会信息、动荡的生活环境、新旧交替的价值观念等等因素，使二战后的北欧少年一代面临比上一辈更多、更复杂的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使他们陷入某种困境。在侧重揭示新一代少年儿童精神生活的战后北欧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映，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挪威、丹麦等国涌现出许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少年小说作品，这些小说的内容大多针对现实中少年人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个人问题等，这些作品普遍具有程度不同的沉重和忧患格调。例如在瑞典，擅长深入研究儿童内心生活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玛丽亚·格莱普，她在《约瑟芬与胡戈》系列小说中，刻画了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儿童形象，通过虽然拥有优裕的物质生活却缺乏精神自足能力的约瑟芬，与虽然物质生活艰难窘迫却对生活充满热情和自信的胡戈之间的性格对比，来揭示人类的生存状况及困境，其内涵的深刻性引人注目；还有一些瑞典作家擅长表现青春期的少年人在走向成熟时的各种困惑，例如记者出身的女作家G.贝克曼，其作品常常能够抓住瑞典少年儿童教育中的某些热点问题，她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以少女米娅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中，就通过少女未婚先孕问题深入探讨了青春期生理与人格成熟的关系；另外，在海尔堡、林德、麦特森、皮特森等人的作品中，还涉及了少年儿童面对爱情、死亡、失意时特殊的心理体验，如海尔堡的小说《贝恩的幸运帽》、贡奈尔·林德的《白石子》等；此外，描写两性关系、家庭冲突和吸毒等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如贝克曼的《米娅》、海尔堡的《爱情，爱情，爱情》、林德的“爸爸妈妈故事系列”等，涉及少年之间的爱情、性体验、父母的婚姻危机及其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创伤等等。在挪威，大约是由于较多成人文学作家兼为儿童创作所带来的影响，挪威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儿童文学从整体上看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特别是在给较高年级的少年阅读的作品方面更是如此，多数现实主义作品力求揭露社会矛盾，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是作家托莫德·豪根的小说《黑鸟》，其中真切而细腻地描绘了紧张的现代生活节奏带来的恐惧感、孤独感对儿童人格的严重扭曲，以及父母的婚姻危机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压抑和创伤。在丹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表的少儿文学作品也更加注重揭露社会矛盾，摆脱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例如安妮·霍姆的《大卫》等有争议的小说，以其大胆的反传统勇气和文学天才引起广泛瞩目，赛茜·伯德凯尔的《西拉斯和黑马》描写了流浪少年的艰辛和顽强性格，还有伊蒂·林伯里克的少女小说如《冬月里的两天》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艺术风格方面，战后的北欧儿童文学创作也有较明显的改变，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抛弃了以往的说教气，以启迪儿童为主而非教训儿童，并充分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因而游戏意味浓厚，富于幽默感。例如林格伦的童话和小说作品，其充溢的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游戏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儿童读者的欢心。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挪威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托比扬·埃格纳，除了林格伦之外，埃格纳也许要算是北欧儿童文学作家中游戏精神最鲜明突出的一位了。他的《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等一系列特色童话，传达出了相当纯粹的游戏精神，其描写的生活从外部形态到内在感觉氛围无不是儿童游戏的变体，他的书全都充满了欢快的歌谣，贯穿着一种惬意的幽默感和一种完全出自儿童天性的天真烂漫以及欢乐温馨的气息。除了林格伦和埃格纳之外，瑞典的阿克·霍姆伯格的《私人侦探斯文顿》，挪威作家阿尔夫·普寥申的“茶匙老太太”系列童话和“小山羊迪福”系列童话，丹麦的诙谐儿童诗集《儿童诗》（1964）、伊白斯潘·奥森的《月亮里的孩子》、布兰克的轻松诙谐的系列低幼读物、罗伯特·费尔科写关于一只小麻雀的《彼得·毕乌斯克》等作品，也表现出天真快活和幽默诙谐的艺术格调。

艺术风格的另一方面，即重视现实和幻想的融合。应该说，现实生活与幻想的融合（或曰童话与小说的融合）是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走向之一，在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典型的例子如美国作家怀特的《夏洛的网》、塞尔登的《蟋蟀在纽约时报广场》、巴特沃斯的《奇怪的大鸡蛋》、日本作家松谷美代子的《两个意达》等等，这些作品大多倾向于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寻找平衡，采用“双线结构”，即让幻想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事物各行其是。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北欧，这种创作走向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北欧儿童文学作家在处理写实题材时更注重心理空间及物理空间的真实性，而在处理幻想题材时，则更重视幻想因子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是幻想因子与现实环境界限模糊的自然相融，一方面是幻想因子与现实环境对比时产生的荒诞滑稽效果。像瑞典作家林格伦的《屋顶上的卡尔松》《长袜子皮皮》，霍姆伯格的《私人侦探斯文顿》等都是这样。当肚子上有按钮、背上有螺旋桨的幻想中的卡尔松悄无声息地从屋顶上俯冲下来，溜进小家伙的窗户时，他表现得完全就像一个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顽皮男孩，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完全是一幕幕小说式的逼真的儿童游戏生活场景，卡尔松的性格魅力完全主宰了这些游戏，那幻想出来的螺旋桨只不过给这些游戏场面锦上添花，使之更显得异想天开和更幽默滑稽而已。挪威作家埃格纳的童话《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也涉及了现实与幻想的融合问题，但完全是另外一种创作思路，环境的虚化和成人形象的儿童化是这篇童话最突出的新颖之处，它们使作品具有一种鲜明的童话色彩和幽默色彩，加之类似歌舞剧的天真快活的风格，使这部似乎没有一个明显的幻想因子、实际上通篇沉浸于幻想情境的作品无愧地成为一部当代童话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