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注重现代意识与全球意识，激扬中国儿童文学的创新精神。

文学的现代意识本质上是时代意识，体现我们这个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所产生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审美风尚和创新精神。文学之需要现代意识，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文学不断获得时代的哺育与催化，激活创造性思维与创作生产力，体现今日风范，具有一种不断向上的生命气象。毋庸赘言，我们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在很长一个时期是比较偏重于“过去式”的，即偏重于西方古典童话寓言（如安徒生、格林、贝洛童话与伊索寓言等）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批判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马洛的《苦儿流浪记》、格林伍德的《流浪儿》等）。诚然，西方古典童话所体现的人生基本精神要求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感悟与关怀，都是少年儿童精神生命成长所需要吸取的养分。但是，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现代人生存的言说，尤其是对现代人的心绪的具有“生命精神化”的价值追问，离不开以富于个性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去有力地和有效地表现现代人生存体验及其根本的历史缘由，离不开对新的叙事模式的探索，对新的文体形式的实验与对新的审美经验的追求，因而一味沉溺于文学的“过去式”对文学的发展并非良策；更何况作为民族希望与人类生命延续的儿童文学接受对象——亿万少年儿童本身生命的成长更需要经历一个认识现世、体味人生的“社会化”过程。因而儿童文学尤其需要张扬现代意识，体现时代精神。80、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明显高于50、60年代，优于50、60年代，由此出发，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也就必然将重心由古典转向现代，由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元取向转向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游戏精神、绿色文化、科学创新乃至全球意识等的多元输入，注重多方位、多角度地介绍当代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时代精神、情感因素、审美趣味和文化内涵。

考察80、90年代中外儿童文学的译介、交流，最引人瞩目而且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三类作品：

第一类是有关体现现代世界教育潮流所倡扬的“学会做人”的理念，充分肯定具有创造性思维和鲜明个性的少儿形象的作品，这主要是少儿小说、童话等叙事性文学。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高科技的时代，也是各国人力资源激烈竞争的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针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郑重提出了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做人”。四大支柱的核心与根本目的是学会做人。学会做人在这里已超越了单纯的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做人”，而是包括了适合个人和社会需要的情感、精神、交际、亲和、合作、审美、体能、想象、创造、独立判断、批判精神等方面相对全面而充分的素质发展。现代社会的素质教育承认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并肯定每个人的存在价值，使受教育者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人的充分发展体现在个性发展、才智发展和素质发展三方面。个性的教育和个性化的教育观念正冲击着传统的集体化、标准化的教育体制。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尤其是小说类叙事性作品，围绕如何学会做人（现代人）、学会生存（社会化）的总主题，进行了长时期多方位的探索，并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创作潮流。这一潮流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成长与个性的发展上，并将成长的过程置于广阔的现实社会背景之中，着力描写人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两代人之间关系的改善，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以及社会病灶（如酗酒、吸毒、暴力、谋杀、未婚先孕、色情、家庭破碎、种族歧视等）、教育弊端对少年儿童身心的影响，以求深入地揭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某些共同问题，引导未来一代的精神生命尽可能不受挫折地成长。

属于这一主潮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在美国有：被誉为“当代哈克”的塞林格描写“一个年轻孩子浪迹在不太友好的成人世界里”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问题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女作家S·E·辛顿塑造的虽犯有过失却从烈火中救出几个孩子的现实少年英雄小说《世外顽童》；汤姆·E·克拉克关于一个问题少年在荒凉的阿拉斯加接受挑战、走上正道的传奇故事《阿拉斯加的挑战》；曾经3次荣获“纽伯瑞奖”的美国著名家庭小说和少女小说作家凯瑟琳·佩特森的《古莉的选择》、《通向泰雷比莎之桥》（中译本译为《飞桥》）、《孪生姐妹》；杰出的犹太作家赫尔曼·沃克的《纽约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的《山羊兹拉特》等。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儿童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用写实手法呼唤真情、信任和理解，呼唤人们承担起“被战争糟踏得满目疮痍的世界”的责任感的作品，代表性儿童小说有伊恩·塞拉利尔的《银剑》、约翰·汤森的《冈布尔的院子》、夏娃·加尼特的《街头一家人的奇遇》、莱拉·伯特的《贝尼的盒子》等；70、80年代因直面少年现实问题而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则有伯纳德·拉什利的长篇《墙头上的特里》、威廉·梅因的校园小说《唱诗班歌手的蛋糕》等。在法国、德国，塑造独立自由地去认识社会人生、了解当代世界种种风景的作品也十分受到重视，如皮埃尔·加马拉的《春队长》、《羽蛇的故事》，博斯科的《大河的魅力》，凯斯特纳的《埃米尔和侦探》、《5月35日》等。而在北欧，这种创作思潮不断受到鼓舞，涌起高潮，特别是瑞典林格伦、挪威埃格纳、芬兰杨森笔下涌现的那一群活蹦乱跳、毫无顾忌地挑战现存教育体制的淘气包，以他们充满幻想和创造性的生命力向整个世界儿童文坛宣告了教训主义的结束和“儿童世纪”的到来。北欧作家所张扬的“儿童视角”与“游戏精神”为当代世界儿童文学注入了一股昂扬的生命活力。

以上这些充满现代意识与变革精神的西方作品，在80、90年代先后被译介到了中国；有的还有多种译本，多家出版社出版。如瑞典林格伦的童话、小说《长袜子皮皮》三部曲、《小飞人》三部曲、《淘气包艾米尔》三部曲与《疯丫头玛迪琴》等。流贯在林格伦作品中的独特的反传统少儿形象、充分的游戏精神与热闹风格、深刻理解与把握儿童心理的写作姿态以及大胆的童话文体改革等，曾带给80年代中国儿童文坛旋风般的影响。“童话大王”郑渊洁作品的走红，“热闹型”童话的迅速崛起，游戏精神美学旗帜的高扬，都与林格伦进入中国直接相关。80年代一大批标榜“新潮儿童文学”的中青年作家所热情呼唤的“塑造小小男子汉”“阳刚气质”的口号，所塑造的个性鲜明的“自立型”“断乳型”“成长型”少儿形象，所探索和表现青春期烦恼与憧憬的少男少女心理小说，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感召与变革意识的冲击。汤锐在比较新时期中西儿童文学的创作现象后认为，西方当代儿童文学名著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曾“使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受到极大的震动”，这些充满现代意识的作品“从儿童生存现状中透视整个人类生活本质的方式，以及它们因此而产生的超越童年的哲学生命力，都强烈地吸引着当代中国一些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他们欣然学习，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尝试把个体童年和成长看作整个人类生活及发展的缩影”。

吴其南在考察新时期少儿文学所体现的少儿精神成长的价值取向后，明显地感到“在整个新时期少儿文学中，人们的价值取向一直是偏向有独立个性的少年儿童这一边的”，“从强调阶级性社会性到相对地强调个体的充实与完满”。这一成长主题“反映出现代中国人的成长观念与西方的成长观念正在有着某种程度的接近”，并由此导致了新时期少儿文学人物形象和整个人格结构、成长目标的深刻变化与更新。我以为，汤、吴的见解是符合80、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现状的，这一现状的突出之处就是从西方儿童文学那里“拿来”了作为面向未来一代的儿童文学所不能或缺的现代意识、变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