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有关“人与自然”类的作品，这在20世纪初就得到了中国文坛的重视。鲁迅在五四以前就已经在文章里提到法布尔的《昆虫记》，周作人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一书中，专有一文叫《法布耳的〈昆虫〉》。20、30年代翻译工作陆续开展起来以后，世界大自然文学尤其是俄苏的作品如《十万个为什么》等陆续进入了中国，但大规模的译介尤其是对西方作品的译介，则要进入80年代以后（50、60年代，我国仅翻译过27种此类读物，其中多数为俄苏作品）。《昆虫记》、《森林报》等经典名作在80、90年代一版再版，光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昆虫记》至1999年5月就被7次印刷，发行76000多册。这部将区区小虫的话题描写成如此富于人文精神、融通人性与虫性的鸿篇巨制，深深感动了中国的小读者，也为无数的大读者所陶醉。译介当代西方作家“人与自然”的新作，更得到中国少儿文坛的重视。例如，光是湖北少儿出版社从国外引进的《走进大自然丛书》就多达47种，其中讲花草的就有《高山花卉》、《田野花卉》、《森林花卉》、《淡水花草》等。此外，该社还出版了中国作者自己创制的《中国保护动物画库丛书》、《海洋博览丛书》、《动物知识大世界丛书》等多种读物。

80、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个突出现象，这就是有关描写动物与大自然的作品越来越多，而且已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卓有成绩的作家队伍。如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的云南作家沈石溪，已创作了包括《第七条猎狗》、《红奶羊》、《一只猎雕的遭遇》等佳作在内的数百万字的动物小说。执着于动物小说创作的还有李子玉、蔺瑾、朱新望、金曾豪、梁泊、车培晶、肖显志、崔晓勇、牧铃、方敏等。我们还应特别提出，安徽作家刘先平数十年如一日跋涉在群山莽原之间，他创作的《云海探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等“大自然探险小说”，以其强烈的动物关怀精神引起国际儿童文学界的关注，作家本身不但应邀参加了多次国际儿童文学研讨大会，其作品也被英国文坛翻译了过去。云南作家乔传藻、吴然、辛勤等创作的以“太阳鸟”名义结集的绿色散文集，重庆作家有关三峡库区移民与保护长江母亲河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四川诗人邱易东站在“全人类”高度用少年视角反思地球村种种病灶的长篇诗集《中国的少男少女》，广东作家饶远创作的长篇“绿色童话”《蓝天小卫士》、《马乔乔的童话》，东北满族作家陈玉谦疾呼保护青蛙的长篇小说《蛙鸣》，北京新秀保冬妮的昆虫童话三部曲《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等，都给当代少儿文坛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作品以其热爱大自然、保护地球母亲的国际性主题，汇入了世界性儿童文学的长河。广东作家班马在其散文集《星球的细语》中深挚地刻绘人和自然万物种种的一切对话、同情与理解之后，动情地说：“我的大自然呀，如果没有你的存在，我将像一只盲目的甲虫，在这世界上撞得昏头昏脑之后，默然消失。”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在有关守护人类共同家园、建设人类绿色文化和绿色文明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

双向互动：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儿童是全人类的希望，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有益于儿童文学的发展，我们都不妨大胆“拿来”。

拿来是为了借鉴，借鉴是为着创造。随着80、90年代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深入，同时也由于受到有关现代西方文论新潮及其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理论译著的影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由此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激起了变革的勇气与智慧，从西方现代文化和文论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与借鉴，积极地投入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观念的更新与建构，从而使儿童文学理论有了大踏步的进展。

首先引起儿童文学理论界浓厚兴趣的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儿童心理学理论。皮亚杰关于作为生命个体的儿童时代的儿童意识不同于现代文明意识而与人类群体童年时代即原始时代意识同构对应的观点，关于“发生认识论”将儿童思维的发展过程区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的学说，关于外部刺激只能被主体同化于其认识结构之中主体才能做出反应也即顺化的结论，深深地启发了一批年轻学者。班马在其50余万字的专著《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福建少儿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其他专题论文中，提出了“儿童反儿童化”“儿童审美发生论”“儿童审美发生态与原始文化发生态的关系”“前审美”“前艺术”等具有儿童文学本体意味的话语。笔者拙作《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湖北少儿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专有一章运用皮亚杰观点，论述“儿童—原始思维与和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关系。此外，方卫平的论文《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也明显接受了皮亚杰的影响。

与皮亚杰理论一起深刻影响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还有西方文论中关于“接受美学”的学说。儿童文学因其特殊的接受对象——少年儿童对文学接受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因而接受美学关于将作品的创作、传达与接受看成是一个连续过程，并特别把接受者置于重要地位的观点，关于文学的接受是一个读者以自己的审美感受与作家一起进行创作的看法，对于儿童文学具有特别深刻的启发意义。笔者受接受美学影响，在1984年发表的《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论文中，提出依据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接受特征将儿童文学区分为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三个层次的观点，以后又提出少年儿童审美趣味的自我选择致使某些成人文学作品因其具备适合儿童接受的艺术因素，因而也被儿童拿来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儿童文学实际上存在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两大门类。这些见解现在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共识。方卫平在其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湖北少儿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儿童文学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接受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实践等作了精细分析，提出了具有个性化色彩的见解。

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的广泛译介，使我们有了一种比较中西儿童文学差异性与共同性可能。汤锐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完成了《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的研究（湖北少儿出版社1989年版），试图在史论结合的中西比较儿童文学研究中，考察中西方儿童文学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汤锐得出的结论是：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正是中西文化差异性的生动艺术体现。而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海少儿出版社1995年版）则在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创作题材作了充分梳理以后认为：世界儿童文学有三方面的共同艺术母题，这就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刘绪源的这一发现对于丰富儿童文学本体话语而言是极富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同时也对促进儿童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彭懿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将在日本学到的“幻想文学”理论搬到了中国。彭懿首先完成了一本《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的专著，接着又与班马、张秋林联手在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支持下，策划了一场“大幻想文学”的出版运作。“大幻想文学”如今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品牌，包括德国幻想文学扛鼎之作《鬼磨坊》（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在内的《大幻想文学外国小说丛书》和由中国作家班马、韦伶、薛涛、秦文君、张之路、殷健灵等创作的《大幻想文学中国小说丛书》的出版，使幻想文学一夜之间传遍中国儿童文坛。“大幻想文学”意在激活浪漫气息和幻想精神，改换以往儿童文学较重的实用气息，进一步切入和推动儿童文学本性的深层艺术复归，因而成为世纪之交一道生动亮丽的创作风景线。

80、9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不仅在接受世界儿童文学现代意识影响的同时，认真从事着自身文学观念的更新与建构，而且站在本体文化与全球意识的立场上，审视着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评析研究，比较对话，在世界儿童文坛发出来自东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