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北欧儿童文学概述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北欧各国的儿童文学开始从民间文学中脱胎而出，逐步走上自己的民族化发展道路。在丹麦，1835年H.C.安徒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在芬兰，1846年托佩柳斯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童话集；挪威1830年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而瑞典儿童文学的萌芽甚至更早，可以说是在1751—1753年间就出现了。应该说，北欧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北欧各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相应观念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譬如像丹麦、瑞典等国，最早的儿童读物都是为贵族子弟写的，因为在新的教育法颁布以前，贫穷人家的孩子甚至根本没有机会读书，也无法得到适合他们阅读的东西。因此在这些国家，早期的儿童读物很大程度上是体现资产阶级教育观念的，这些读物顺应当时普遍的欧洲风尚，笔调由于充满说教意味而显得沉闷。18世纪以来，在英、法、德等国大力推行教育改革之风的影响下，北欧各国的教育体制也产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仅有上流社会子弟能够享受入学读书的权利，而人道主义的全民教育观念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如丹麦的弗兰德里克四世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以及相应的制度，1712年他就实行了全国适龄儿童强制入学政策，要求儿童学习宗教与阅读，使所有儿童都享受书写与算术教育的权利。到1814年，政府颁布了丹麦历史上第一部义务教育法规，其中甚至有如下规定：“务使每个儿童，在两公里以内，都有学校可入。……如果儿童不入学，父母被处以罚金。”在挪威，1739年皇室也下令要求各教区设立固定的学校，儿童均须入学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而1848年的法令则使挪威城乡的初等教育进一步获得了正规化、系统化和强制化的发展。在芬兰，也有着类似的教育改革，使各阶层男女儿童都能够进入学校，平等享受学习宗教、阅读、书写等的权利。在瑞典，到19世纪中期也已建立起了一个由国家自主控制的义务教育系统。

进入19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迅速扩大和造船工业的发展，北欧各国的经济从上个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缓慢发展转趋活跃。同时，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各地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给北欧各国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民主精神。教育对国家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一事实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欧洲各国纷纷设立和强化自己的公立学校体制的同时，北欧各国正处在高涨的路德宗教改革运动中，并与德国订立了许多性质相似的公约，因此德国的改革与学制结构也常常被这些北欧国家照搬过来。当时，德国著名的人道主义教育思想家裴斯泰洛齐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教育原则：遵循人性发展自然规律，通过教育使人的智力、精神、身体三方面全面发展。另一位德国教育思想家福禄培尔则不仅继承了裴斯泰洛齐关于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原则，而且着重在学前教育领域身体力行。他们的民主教育思想对北欧国家的影响极大，譬如在1850—1870年间，芬兰政府大力发展初等教育，把瑞典的手工训练即“工艺教育”引入初等教育中，在欧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后来俄国人又把芬兰的这一体系纳入他们的小学，并从那里传到美国。而19世纪中叶，由于妇女获得了参政权（1858年），女子教育在瑞典也逐渐为大众所接受，19世纪80年代，瑞典的每一个拥有三千以上人口的城镇，都为6到8岁的女孩设立了学校，称Flick-skolor。19世纪70年代，瑞典和丹麦先后开始允许女孩通过考试后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教育体制的改革使绝大多数北欧儿童很快拥有了阅读和书写的能力，而这在无形中造就了巨大的潜在的少儿读物需求量和相应的市场，北欧儿童文学正是在这样有利的形势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北欧人自己创作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出现以前，外版图书和翻译作品一直是北欧儿童阅读的主要对象。如在瑞典，自17世纪到18世纪的上百年时间里，第一流的作品都是从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等国引进的，其中尤以德文版读物居多，像《伊索寓言》《世界图解》《泰勒马科斯历险记》等世界名著都是通过翻译到达孩子们手中的。又如在18世纪的丹麦，其儿童读物也十分依赖翻译和改编外来作品，特别是对其邻居德国的作品引进和翻译。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瑞典文读物又一直是芬兰儿童阅读的对象。

19世纪前中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席卷挪威、丹麦、瑞典等国。在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北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像挪威、芬兰等历史上本国语言文化长期受到外来语言文化的排斥和压抑的国家，更是重视对本国语言和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恢复。在这些国家，浪漫主义文学就曾对于恢复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837年到1844年间，挪威的“格林兄弟”——作家P.C.阿斯边森和大主教J.莫尔联袂发表了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挪威民间童话集》。这部保留了本国语言的民间故事集，不仅为以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基础，而且对激发当时迫切需要的民族意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芬兰，1835—1849年间，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教授埃利阿斯·伦洛特整理出版了芬兰中世纪著名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作为芬兰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它对芬兰的文学艺术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19世纪的芬兰民族解放斗争中，都起到了启蒙和激励的作用。在瑞典，甘纳·沃尔夫·海尔顿·卡夫柳斯率先对本国民间童话进行了收集整理，他与英国语言学家乔治·斯蒂芬共同出版了一部民间童话集，1844—1849年间又出版了两卷本《瑞典民间童话故事和传说》。这些民间童话集后来由教育家弗雷德特夫·堡格专为儿童进行了改写。而在丹麦，直到1884年，才由主教兼教育家N.S.格兰威格的儿子斯凡德·格兰威格收集出版了丹麦民间故事集，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白。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引发的民间文学发掘热，以其独特的推动力，为北欧儿童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那些可追溯到古老的北欧神话传说的民间故事，以其特有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淳朴活泼的艺术生命力，为北欧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那些凶恶愚蠢的巨人、活泼诙谐的小精灵之类，在一个多世纪里给北欧的儿童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在丹麦，1835年之后出现了享有世界声誉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在他最初十年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童话中，有不少是由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民间文学的智慧和幽默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安徒生以浪漫主义手法，揭露邪恶、歌颂善良，表达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其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彻底冲破了贵族化教育时期儿童读物的陈腐、呆板和沉闷。安徒生的童话不仅为北欧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架起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精美桥梁，而且开创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新纪元。

在19世纪中期的芬兰，也出现了被称为“芬兰儿童文学之父”的托佩柳斯。184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儿童读物》。到1849年，《儿童读物》系列已经在芬兰出版了五卷，1865年至1896年在瑞典又出了八卷本。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故事全部都是用瑞典文写成的。托佩柳斯的《儿童读物》大量取材于芬兰民间故事，充满浪漫诗意和民族自豪感，实际上是近代芬兰与瑞典第一批独立的儿童文学的发端。尽管此时安徒生童话已经声誉鹊起，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之中，对于瑞典和芬兰的儿童们来说，显然，托佩柳斯的作品比安徒生的童话更令他们感到亲切。托佩柳斯的创作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及以后的作家都有深刻的影响。继他之后，一批瑞典语作家也成功地出版了他们的作品。而托佩柳斯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儿童文学传统得到了拉凯尔辽夫、艾萨·别斯柯夫及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等人的继承和发扬。

安徒生与托佩柳斯对19世纪乃至20世纪北欧儿童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他们的影响和鼓舞下，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儿童文学创作纷纷涌现，充满浪漫主义感情和浓郁的幻想色彩。如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丹麦作家曾出版了一批为数不多的儿童图画书，像克里斯钦·温莎的《飞向美国》（1830年），约翰·科龙的《彼得的圣诞节》（1843年），H.V.卡龙德的被称为“儿童寓言”的图画书（1844年），还有逸名作家的《摇头的彼得》（1847年）等等，20世纪丹麦儿童图画书的兴盛不能不说与这些作品有密切的关系。在挪威，从1890年到1920年的30年是其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儿童文学创作题材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为主，新作品很少。创作成绩较为突出的有丛书《英格尔·约翰尼》的作者迪肯·斯威梅尔，巴拉·里恩所创作的儿童剧本《公主和提琴》每年都要在奥斯陆的国家剧院上演；此外，还有加伯里尔、司各特以及童话作家约翰·福克伯克特等，大诗人汉里克·伍杰兰德的童话和儿童诗也为19世纪挪威的儿童文学增添了勃勃生机。瑞典1871年出版了诗人维克多·里德堡的取材于北欧神话传说的童话《小毛鸭历险记》，成为19世纪中期瑞典儿童文学的一个小小纪念碑；19世纪后期，两位女作家海伦娜·尼布伦（1843—1926）和安娜·瓦伦堡（1858—1933），用她们充满浪漫幻想的创作使瑞典的童话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另外，还有女作家艾尔萨·比斯柯的童话，尽管带有一定的说教意味，但还是不失为19世纪末瑞典儿童文学的成果之一。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丹麦、瑞典及挪威等国先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内各种矛盾随之尖锐化和复杂化。对这一历史发展新阶段的直接反应，便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以后，北欧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恩格斯语），丹麦、挪威和瑞典文学尤为出色。这对安徒生之后的北欧儿童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例如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波及丹麦，丹麦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成立了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不久，丹麦与普鲁士之间两度爆发的领土战争，又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灾难。因此，20世纪初丹麦出现了由著名作家尼克索创作的反映丹麦无产阶级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该世纪30年代以后，在进步文学思想的影响下，丹麦旧的教育方式开始得到改变，强调启发和尊重儿童的内在发展。相应地，这个时期丹麦的儿童文学面貌有了一些改变，例如语言比较简练，插图也注意从现代艺术中吸取营养等等。

又如在挪威，由于历史原因，挪威素有反抗外来压迫势力的传统。在1814年脱离丹麦控制，1905年摆脱与瑞典“君和”等重大事件中，以自由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的行动，一直主导着挪威的政治生活。他们敢于面对现实，关注社会问题，易卜生的《娜拉》等深刻揭露社会问题的剧作正是挪威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高涨的成果。不过，由于安徒生、托佩柳斯等人的强劲影响，从1890年到1920年间，挪威的儿童文学在题材上仍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为主，现实主义的新作品很少。如迪肯·斯威梅尔创作的丛书《英格尔·约翰尼》，以及巴拉·里恩的剧本《公主和提琴》等等。

而同一历史时期的瑞典文学，则经历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拉锯战，最终，现实主义占了上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瑞典的经济开始勃兴，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危机，导致瑞典国内劳动者生活状况恶化，社会矛盾加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瑞典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斯特林堡，在他的长篇小说名著《红房间》《朱丽小姐》等作品里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瑞典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现象。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赛尔玛·拉格洛孚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思潮在瑞典文坛兴起，作家们不拘泥于现实素材，而频频向古老的传说及遥远的国度寻找创作的灵感。拉格洛孚的长篇童话杰作《尼尔斯·豪尔耶松历险记》便是这一思潮的精美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