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叶绍钧）、冰心（谢婉莹）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与文学现象。对于这场运动，朱自清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执教新文学时，就已在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明确提出，并在《文学研究会》的栏目里，特别标明了“儿童文学运动”六个大字。《纲要》虽只是一份纲目性的章节提要，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字，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和早期学者，对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的特别关注与高度评价。

团结在文学研究会旗帜下的文学青年

文学研究会作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完备而成熟的文学社团，有着比较统一的文学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和创作方法（“写实主义”）。“为人生”的精神方向使他们以清醒的目光关注着丰富复杂的社会百态，关注着“当代人类的苦痛与期望”“奋抗与呼吁”55，并促使他们必然把目光投向人生的初步、民族的希望——年幼一代，极端关心与重视年幼一代的社会地位与精神食粮。他们看到了中国儿童长期被遗忘在社会最底层，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独立人格，许多人甚至还“未曾发现儿童”56；“蔑视有所谓儿童时代，有所谓适合儿童时代的特殊教育”57。他们看到了中国儿童精神食粮的严重匮乏，“儿童读书的福气，在我们中国是最坏”58；“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59。“为人生”的文学理想决定了文学研究会关心儿童、重视儿童文学的必然性，促使他们自觉承担起“为儿童而艺术”的神圣使命。就在文学研究会筹备之际，该会发起者之一、《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周作人（入会号数第3号，以下出现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入会号数均标明号码），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儿童文学的重要文章《儿童的文学》，热情鼓吹倡导儿童文学，“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儿童文学，并提出建设儿童文学应从采集民间童话歌谣、改编传统读物、翻译外国作品三方面入手。1921年3月，文学研究会刚刚成立两个月，该会另一位发起者叶圣陶（第6号）在《晨报》副刊发表的系列文章《文艺谈》中，多次谈到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为这是新文学面临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伟大的事业！”他用自己当小学教师的切身体验，强调儿童对于文学作品饥渴的需求，指出新文学有供给孩子们文学作品的义务与责任。是年7月，文学研究会成员严既澄（第57号）在上海国语讲习所暑假专修班上，向来自全国15个省的500多位教师作了《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的演讲，强调“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注重这儿童文学”，呼吁学校教育都来重视儿童文学60。时隔一年，1922年7月，文学研究会的两位中心人物茅盾（第9号）与郑振铎（第10号）应邀去浙江宁波暑假教师讲习所讲学，郑振铎讲演了《儿童文学的教授法》61，对儿童文学的性质、作用、特点、原则等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文学是普遍的，成人和小孩子都有这种需要，不过儿童期似乎更需要些”。他特别强调儿童文学应当与社会人生密切结合，认为“儿童文学为传达道德训条和儿童期必要知识的最好的工具”。同年1至4月，赵景深（第81号）与周作人以书信的形式在《晨报》副刊展开了一场童话讨论62，这场讨论扩大了童话的地位与影响，纠正了当时文坛对童话的一些错误看法。为后来者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这是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完全一致的。茅盾明确提出：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引导未来一代“到生活之路去”63。正是这种清醒的文学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励他们高度关注着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粮，也是他们发起“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根因与精神资源。

文学是对世界的艺术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文学创作，虽然是由各种广阔的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任何一个作家的文学实践，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跟自己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儿童文学实践，也是如此。文学研究会的不少成员，尤其是骨干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以至年龄特征，都与儿童文学有着非常直接的密切联系，为他们投身“儿童文学运动”提供了特别的有利的因素。文学研究会两大台柱——茅盾和郑振铎最早从事的文学活动都是儿童文学，他们先后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童话》丛书的编辑工作，从而走上文学道路。从1916年到1920年，茅盾为少年儿童编纂了《中国寓言初编》、《童话》丛书第一、二两集近百种，并亲自动笔写了27篇童话，还有科幻读物、传记故事等。1921年1月，茅盾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郑振铎续编了《童话》丛书第三集；次年1月，他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纯文学的儿童周刊——《儿童世界》。中国艺术童话的奠基者叶圣陶，曾在江苏乡镇当过10年小学教师，由于长期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熟谙儿童心理，深切体验到儿童对文学的兴味与需求，教师和作家的双重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后来成为文学研究会重要干部的赵景深，最初从事的文学活动就是翻译西方童话，从翻译入手，走上了创作、研究儿童文学的道路，撰写了《童话论集》（1927）、《童话概论》（1927）、《童话学ABC》（1929）等著作。女性与儿童文学有着情感上的天然联系。文学研究会女作家冰心（第74号）、庐隐（第13号）、高君箴（第131号）、张近芬（第83号）等，都十分喜爱儿童文学，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和爱心，努力为孩子们写作。冰心还多次写信建议《晨报》副刊设立《儿童世界》专栏，该报正是采纳了冰心的意见，才于1923年7月开设这一专栏的。尤应指出的是，当文学研究会发起“儿童文学运动”时，他们都相当年轻。1921年，茅盾25岁，郑振铎23岁，叶圣陶27岁，冰心21岁，王统照（第8号）24岁，俞平伯（第53号）21岁，赵景深19岁。青年时代那炽烈的青春情感，活跃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和好动的性格，都十分适合于从事儿童文学。正由于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着共同的“为人生”的文学理想与“为后来者”的文化担当，又加之在生活经历、文学道路、精神气质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当他们集合在文学研究会的旗帜下，自然更能联络感情，协同合作，集中力量，推动儿童文学向前发展。这批青年作家的集聚，为“儿童文学运动”作了充分的人才准备与组织准备，在1922年与1925年文学研究会鼎盛时期掀起了一场以创作为中心，以《儿童世界》、《小说月报》为阵地，译介、研究、编辑同步发展的“儿童文学运动”，迈上了拓展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光荣的荆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