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作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气度最为开阔的一个流派，曾在20年代——尤其是1927年以前的文学版图包括其中的儿童文学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文坛各个流派出现新的分化与组合，现代文学及儿童文学随之出现了复杂多变的格局。进入30年代，随着“左联”成立，左翼文学形成浩大的声势；“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题材日渐增多，儿童文学也出现了新的进展与变化。综观3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其突出现象主要有如下三方面：一是左翼文艺运动给儿童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儿童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二是张天翼创作的《大林和小林》等三部长篇童话把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成为继叶圣陶《稻草人》之后第二座童话高峰；三是伴随着“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而出现的科学文艺热，促进了科学文艺创作的发展。

左翼儿童文学与配合“一切革命的斗争”

儿童文学作为由成人作家专为小读者而创作的一种特殊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背后，总是深潜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动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代规范和文化选择。在现代中国社会，儿童文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各阶级力量重新组合，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出现新的格局。这时期的儿童文学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倒退的倾向，一是激进的倾向。关于前者，鲁迅在1935、1936年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地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75又说：“关于少年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印出来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悲。”76周作人在1935年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在中国革新与复古总是循环的来，正如水车之翻转，读经的空气现在十分浓厚，童话是新东西，此刻自然要吃点苦，而且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他们积极的方面是要叫童话去传道，一边想他鼓吹纲常名教……消极的方面则齐声骂现今童话的落伍，只讲猫狗说话，不能羽翼传经。”77训斥童话“只讲猫狗说话，不能羽翼传经”的是30年代的湖南省主席何键。1931年3月5日，上海《申报》发表了何键《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咨文全面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声言“民八（即民国八年，1919年——引者注）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而“近日”小学课本中“狗说”“猫说”“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描写工农群众“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拳头大，臂膀粗”等语，“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宣称此类儿童读物与教科书“不切实用，切宜焚毁”，需另选“中外先哲格言”充作教材，“查改良课本，为现时切要之图”78。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接受何键“咨请”，竟下令查禁“鸟言兽语”类童话，以及左翼儿童读物。儿童文学遭到了严重阻抑。

以何键的咨文为引线在儿童文学界造成的混乱和倒退现象立即遭到了鲁迅以及吴研因、陈鹤琴等一大批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反击。鲁迅在1931年4月1日写的《〈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尖锐地批驳了“文武官员”发明的关于童话的“高见”，指出童话的作用对儿童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孩子的心“它会进化”；所谓猫说狗说将会“失去人类的体统”等昏话，纯属“杞人之虑”。围绕童话的“鸟言兽语”问题，1931年的儿童文学界和教育界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儿童教育》、《申报》、《世界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吴研因《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必打破》、陈鹤琴《“鸟言兽语的读物”应当打破吗？》、魏冰心《童话故材的商榷》、张匡《儿童读物的探讨》、儿童文艺研究社《童话与儿童读物》等文79。这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著名的“鸟言兽语之争”，肯定了童话幻想艺术的价值功能，维护了儿童文学的生存权益，有力地反击了儿童文学领域的复旧倒退现象。

1930年前后是中国儿童文学在其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最早用文学语言阐释这一观点的是郭沫若的中篇政治童话《一只手》80。这篇副题为“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的童话，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童工小普罗（英语“无产阶级”）在尼匀更迭岛（德语“没有的地方”）上一家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做工时，被轧断了右手，厂方不仅不予救治，反而鞭打抢救小普罗的工人领袖克培（德语“共产党”）。小普罗和工人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但遭到失败。后来克培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全岛工人总罢工，终于推翻了资本家统治，建立起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新政权，但小普罗却因伤重而英勇牺牲了。工人们为纪念小普罗和穷苦人，建造了一座有红色铁拳的纪念碑。这篇童话的情节设计以至细节描写，都与现实生活中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斗争直接相联，作者以昂扬的斗志描绘了工人的反抗和团结的力量，结尾处“铁拳万岁！铁拳万岁！铁拳万岁！”的口号声，使作品显得气势磅礴，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和鼓动作用。但在童话艺术上，作品虽充满激情然未能将此审美化，不免显出图解情绪的粗糙。作为政治童话的发轫之作，《一只手》的成功与不足，都对以后的左翼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