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1932年完成长篇小说《子夜》之后，又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儿童文学，这一阶段是茅盾继五四前后投入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连环图画小说》（1932）、《孩子们要求新鲜》、《论儿童读物》、《对于〈小学生文库〉的意见》（1933）、《关于“儿童文学”》、《读安徒生》（1935）、《再谈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在苏联》（1936）等重要文章，以一个“战斗的批评家”的姿态自觉地站在儿童文学阵地。这些文章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批评国内流行的儿童书刊；二是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与发展方向；三是介绍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儿童文学的新景象。作为左翼文坛成熟的作家的茅盾，曾多次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儿童读物存在的弊端87：低幼读物粗制滥造，缺乏创意，高层次读物依赖翻译，文字欧化，沉闷难懂，这就给那些格调低下的迷信、通俗读物提供了可乘之机。茅盾呼吁“热心儿童文学的朋友”都来关心儿童读物的质量，他提出88：一、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对小读者实施正确的教育作用，特别是生活理想的教育，“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二、儿童文学“必须是很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必须扩大作品的题材范围，从“宇宙的起源”，“人类怎样征服自然”到“地球上各种人民生活状况”以及“太平天国，义和团，鸦片战争”等，都应纳入儿童文学的创作范畴，拓宽小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思维空间。三、儿童文学“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提高儿童的审美趣味。

基于这样的认识，茅盾的儿童文学创作十分注重题材的选择和对小读者精神人格的提升。1936年茅盾接连写了《少年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作品，成为30年代儿童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构。茅盾将这些小说的背景都置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而其上线则伸展到“一·二八”上海事变。战火使大批儿童失去家园和父母，也使大批儿童失去读书机会与小康生活，后者的典型是少年印刷工赵元生，前者的典型是上海滩流浪儿大鼻子。《少年印刷工》是长达五六万字的中篇。失学的痛苦和学徒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泯灭赵元生强烈的求知欲与自强不息的追求，但他力图自学成才的信念不断被严酷的现实击碎，只能像大石底下压着的小草，曲曲弯弯地挣扎着生长。小说背景宏阔，将学校、家庭、工厂、社会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二八”战火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塑造出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中坚持自我奋斗而又向往光明的穷苦少年形象，为当时的少年树立了一个榜样。《大鼻子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压缩的中篇，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一个在“一·二八”战火中失去双亲流落上海滩的“小瘪三”大鼻子一段较长的生活经历。求生的欲望迫使流浪儿沾染上了坏习惯，从伸手向人乞讨到伸手“到人家口袋里去挖”，这似乎成了他们必然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转折出现了：浩浩荡荡纪念“一·二八”事件的反帝示威游行把大鼻子也裹挟了进去，失去家园和双亲的惨痛记忆使他懂得要报仇要自强，从而克服偷钱的欲念，开始走向希望和新生。《儿子开会去了》以简洁传神的笔触，描写中学生阿向参加“五卅”反帝游行前后和父母的对话以及父亲对儿子行为的支持，表现出“中国革命的接力赛”的寓意。茅盾的儿童小说既是儿童生活的素描，又是时代精神的素描，这些素描充分展示了反帝爱国的时代洪流对年幼一代的精神召唤。作家通过儿童小说同时代对话，使小说与民族的命运、时代的进程紧密联系，深深影响着一代少年“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这些作品并不会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因为它们跳跃着鲜活的童心与诗心。

叶圣陶的童话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1921年年底至1922年上半年共写了23篇童话，于1923年结集为《稻草人》出版，此为第一期；自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为第二期，这一时期的9篇作品于1931年结集为《古代英雄的石像》一书出版。1936年，叶圣陶又发表了《鸟言兽语》与《火车头的经历》等童话，还创作了《一桶水》、《邻居》、《儿童节》、《寒假的一天》等多篇儿童小说。叶圣陶后期的童话创作，现实主义精神更为明显，艺术技巧也更为圆熟。《古代英雄的石像》通过高高在上自视尊贵的石像最后倒塌成为人们铺路石的故事，揭示了这样的意蕴：摈弃一切虚荣，同民众结合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谋些切实的利益。作者在混沌无言的石头上，驰骋想象，营造出一个极具哲理性的故事，深刻的思想性与精巧的艺术性使这篇作品成为叶圣陶后期童话的代表作。《蚕和蚂蚁》提出异化劳动的主题，作家不仅指出异化条件下人们厌恶工作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一旦克服异化，劳动又会成为诗意和欢乐的源泉。类似这样从深层次上对社会人生进行理性思考的童话还有《含羞草》、《书的夜话》、《慈儿》等。叶圣陶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另一类直接反映现实问题、具有鲜明倾向性的童话，这有《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等。前者以小麻雀、小松鼠的眼睛为观照视角，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后者以拟人手法，通过火车头“眼睛”的目睹和“心理”的思考，记录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上海爱国学生北上南京请愿的历史场面。

30年代一批已经成名的青年小说作家如巴金、老舍、丁玲等，也都以满腔热情投入过儿童文学，创作了一批别具特色的作品。巴金的短篇集《长生塔》，收录了作者1934-1936年间写的《长生塔》、《塔的秘密》、《隐身珠》、《能言树》等4篇短篇童话。这些作品深受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影响，是用童话形式写的小说，重在抒发创作主体的情感，传达出“帮助，同情，爱”一切被压迫的人民、诅咒一切压迫者必将灭亡的思想，燃烧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老舍写于新加坡的长篇儿童小说《小坡的生日》，反映了聚居在南洋地区东方民族的不同文化心态与生存方式，表现出“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精神与南洋华侨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部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还在儿童小说语言的运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作者最感“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89。丁玲的中篇童话《给孩子们》，将美好的幻想境界与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糅合在一起，通过七个小朋友攻打强盗胡克的一系列“战斗”场景，暗示出30年代严酷的现实斗争，童话中还出现了儿童团员的形象。《没有祖国的孩子》是舒群的代表作。小说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背景，描写没有祖国的朝鲜小孩果里的苦难遭遇，以及与三个不同国籍的孩子悲欢离合的故事，着意刻画了小主人公决不当“亡国奴”的坚强性格与不屈的反抗。洋溢在作品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内容使这一作品赢得了较高声誉，当时曾有评论认为：“它和田军、萧红的许多作品一样，也真实地表现着沦亡的东北局面，读了足以使读者于悲痛中奋起的。”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