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把俄罗斯儿童文学推进一大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l0）对俄罗斯现实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早期作品自传三部曲（1851—1857）是针对少年读者的优秀文学读物，他还为孩子们写过《死神》《伐木》和《哈吉·穆拉特》。

（一）列夫·托尔斯泰编著《识字课本》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19世纪的一位思想巨擘，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文学著作对俄罗斯、对全世界来说其意义都非常重大。他为俄罗斯儿童文学所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为全世界所永远铭记。他为孩子准备《识字课本》劳作了15年，他把为孩子写识字读本这件事看得十二分的重要。他在给文学批评家亚·符·德鲁金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深信，这本《识字课本》是我的高耸的纪念碑……我在其中投注的爱之多，是超过我的所有著作的，我知道，写《识字课本》这件事在我一生中是多么重要。”

托尔斯泰写完了中篇小说《家庭的幸福》，他起意要写《识字课本》，是因为写完这部中篇小说以后就感到小说怎么写都难以为继了。人生苦短，短促的生命不能只用来写些读了叫人绝望的东西，但转而去写些“让人愉快的东西”，那同样也是愚蠢的，会让自己蒙羞的。当今之计，他“可以而且应该着手来做一件重要的事”，这件重要的事就是给他居住地的“林中亮地”的农奴孩子们建立一所学校。他戏称他的学校是“穿树皮鞋者的学校”。1859到1862年间，他自己充任教师，办起学校来。他办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参差不齐，他仿佛同时看到一个人从小长到大，这让他懂得：这些大小不等的孩子都是人，他得使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应该得到的幸福。因此他第一件该做的事，明摆着是让这些孩子“懂得点什么，懂得多少算多少”。在这些孩子面前，他一下觉得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有书可读。托尔斯泰写信给在高级学校任教多年的朋友拉钦斯基说：

“我……很想到学校里去，去跟他们相处，去熟悉他们。难说他们中间会有谁是罗蒙诺索夫、是普希金、是格林卡、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家）呢，这么一想，我就不免深深感到不安。我很想知道，我怎么才能了解到他们每个人现在都需要些什么。”

在创建学校的过程中，托尔斯泰渐渐知道，他该把给孩子们（都是农奴家的男性子弟）读的书写成什么样子了。他四处搜寻各种各样编写教科书的资源，首先，也是自然而然地，他把寻觅的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民间文学。古希腊的文学作品对他编写课本也是一个重要的源泉。为了从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择取他编著课本的材料，他特意去学了古希腊语。与此同时，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法兰西文学、德语文学上，还在几何、物理、化学、天文学、动物学上下功夫。托尔斯泰雄心勃勃，他想让孩子们从他的书里获得他们脑子里各种问题的答案。这个课本必须成为孩子们训练俄罗斯母语的捷径，还必须让他们从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这关系到孩子们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也关系到孩子们兴趣爱好的培养。

《识字课本》的最早版本出版于1872年，在头一版课本的使用过程中，各方面的反应，包括孩子们的反应，都不甚佳。托尔斯泰“心中感到苦恼和郁闷”，但他冷静地对待各种不良反应。他想，这是他的书编得太难，对孩子来说过于艰涩，孩子们理解不了，是他自己不懂得初入学的孩子们首先必须读什么，不懂得初读书的孩子其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应当怎样定位。托尔斯泰一边这样思考着，一边对孩子们的学习做了许多考察、调查工作。于是，一个适应初学孩子的新的课本编著方案在他心中萌生和形成了，一个把课本推倒重来的计划在他头脑中清晰起来了。1875年他出版了《新识字课本》，这本新书孩子们一拿到手就高兴地相互传阅，个个喜爱有加。许多在教育界颇具名望的专家也认为在已经出版的儿童教科书中，托尔斯泰的《新识字课本》虽然有少部分课文还显得不够丰润，读起来还比较沉闷，但就其中绝大部分课文来说，它们“无论在形式上、无论在内容上”都已经非常适合于儿童教育与培养了。专家们肯定了托尔斯泰的“语言凝练、简洁、精当，显见其作者是在从容、放松、自如的心态中写出了它们”。

这个新课本里包括了超过百来个故事和童话。“应当说，为写好《识字课本》我辛苦了许多个年头，很不容易弄好啊”——托尔斯泰过后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这样承认。他把《新识字课本》的写成，说成是“达成了颇可引以为豪的梦想”——它可以给几代人留下充满诗意的印象。“写出了《新识字课本》，我可以无所牵挂地死去了。”致友人的信中他这样继续写道。是的，托尔斯泰所达成的是颇可引以为豪的愿景。他给对精神食粮求之若渴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书库。在《识字课本》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丰富、完善，出版的《新识字课本》更是历久弥新，后来一再重版，托尔斯泰健在时就再版了近30次。就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孩子们的语文课本里也还可以读到彼时托尔斯泰留下的文学经典：《小菲利普》《三头小熊》《狮子和小狗》《小木匠》《高加索的俘虏》等等。

世界文学史上，再找不出如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巨人，在为成人奉献巨著的同时，真心实意、苦心孤诣地为儿童文学付出辛劳，一连耗去了自己15年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再找不到第二个作家，把短小和朴实的小孩读物，与自己大部头的皇皇巨著平等地放在一起作比较，还说这是他“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甚至说“它们在我的作品中所占的地位，是高出于其他一切我所写的东西的”；再找不到第二个作家，这样为没有上学、读书机会的农奴家庭的孩子操心，以孩子们珍爱他的作品为最大安慰，为最高荣幸，为最高追求。

（二）列夫·托尔斯泰的四卷《俄罗斯儿童读本》

列夫·托尔斯泰于1875年编著成《新识字课本》的同一年，又从里面抽出一大部分另外出版，书名为《俄罗斯儿童读本》。所以，托尔斯泰的儿童文学遗产中历久弥新的还有他被长期用作教科书的《俄罗斯儿童读本》。

托尔斯泰编著的教科书，其基干部分是经他改写、创编后的俄罗斯、印度、波斯、土耳其、德国的民间短小童话故事、伊索寓言，有时他也改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他把这些故事演绎成自己的作品并纳入教科书的时候，时刻牢记着要把它们改写得让孩子一读就不忍释卷。他要求自己的作品其故事情节必须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行文的通俗、朴素，每句话都用老百姓能看懂、听懂的浅语写成，做到教的人好教，学的人好学，做到读过它们就能增进知识、广博见闻，以期达到提升文化水平的目的。他喜欢采用古朴风格的作品和各国民间文学作品来改写、演绎和编创。他也拿他学校学生写的故事来加工润色，如《士兵过的日子》《一个男孩讲他怎样在森林里遭遇打雷》，其原稿就是学生写出来的。专门研究过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儿童读本》的人发现，托尔斯泰一般只利用原故事的框架和情节的轮廓，经他加工创写的作品就都变得内容充实、形象丰满，基本上可以算是他的原创之作了。

经托尔斯泰挑选、编辑后的《俄罗斯儿童读本》里的作品，其形式和风格要更多样化。艺术巨匠给自己的行文风格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准确，明了，清楚，精当”，他为孩子写作时给自己提出的要求，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俄罗斯儿童读本》里的作品篇篇都达到“干净”“精致”的标准，叙述和描写中“没有一句话是累赘的，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这说明作家写读本时每一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次落笔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所以，所有的作品都体现了托尔斯泰超乎寻常的文学表达功力。据托尔斯泰的自述，他对这些作品加工、润色的次数都不少于十遍。

托尔斯泰为孩子们加工润色作品的美学原则是：叙事要有足够的感染力。他自认为，收在“第四版俄罗斯儿童读物”中的《往事》（生活故事）、《高加索的俘虏》，其艺术方法和艺术语言对成人来说也不失为是范例。

列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儿童读本》的编辑工作有一个细致、完整的考虑。他将其分成四册，由易到难次第分辑。开始是只有两三行的一个情景，一个小小故事，几行字就把故事讲完，内容和语句都通俗易懂，要让孩子一捧读，眼前就出现鲜明、生动的画面，所表现的生活要让孩子感到亲切，譬如春天开的花，树上长的叶，酣睡在屋背瓦楞间的猫，等等。具体篇目如《太阳——温暖》《窗户为什么淌水？》《海水跑哪儿去了》《风怎么刮起来的》《华丽娅有一只黄雀》《春天来了》《大娘有个小孙子》等，作者不求多，只希望把孩子带进大自然，让孩子懂得一点事物的道理，懂得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譬如，《卡佳和马莎》就只写了一个采蘑菇的简单过程：

早晨，卡佳提上篮子要出去采蘑菇，马莎也要跟着去。马莎还小哩。

路上横着一条小河。

卡佳背上马霞。她脱掉袜子蹚水过河。

“马莎，你紧紧贴着我的背，双脚牢牢夹住我的胳肢窝，可别压着我的喉咙。把你的手放松，要不然，我透不过气儿来。”

卡佳就这样把马莎背过了河，两人采了一篮子蘑菇回家。

（韦苇译）

幼小的孩子，他们的理解能力还弱，不宜给他们读尖锐批判现实的故事。孩子的学习，在起步的初级阶段，不妨让他们欣赏自然界美好的景象，认知令他们心情愉悦的事物，让他们的学习生活过得快乐而自由，而不要让小小的孩子去计较功利，从而卷入到世俗问题的纠缠中；继而进入较高级的阶段，就可以让他们读两三百字的小故事、小童话，读寓言，如《两个伙伴》《三只小熊》《爱说谎的男孩》《寒鸦喝水》《老头种苹果树》《老爷爷和小孙子》《蚂蚁和鸽子》《奶妈和小孙女》等；再后来，在更高的阶段上，可以让孩子读500到700字的故事和童话，如《李子核》《跳水》《鲨鱼》《小菲力普》《小姑娘和强盗》《狮子和小狗》《稠李》《象》《有学问的儿子》《沙皇的新长衫》《天鹅》等，让孩子读这些作品，其目的是引导孩子学会深入事理的内部，拓展他们的视界，使他们对抽象概念有一个粗浅的理解，并让他们感受稍微复杂的心理体验，终极目的是学会感受美。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儿童读本》程度最高的自然是第四册，在最后一册里，托尔斯泰才编入了他的《高加索的俘虏》作为压卷，中篇小说里发生的事件和故事里的人物关系就相当复杂了。

托尔斯泰重视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把平凡的生活升华为作品。所以读托尔斯泰这些为儿童写的作品很容易感受到一种生活的醇香，一种亲切；他重视情感的真挚；他重视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重视情节性和趣味性；他注意方法，比如一上来就“有某个人”，这某个人身上必须发生“某件事”，还必须有“独特的性格和行动”；他注意作品语言，他认为“最棘手的是语言”，“语言要美妙、要简短、要朴实，而最重要的是要明确！”

托尔斯泰从人道主义的动机出发，认为农家孩子的才智因失掉受教育的机会而被不公平地淹没了，所以托尔斯泰儿童文学创作的着眼点就是对儿童施行文化启蒙即教育，通过教育对儿童进行真、善、美的诱导，从而使人趋于道德的完善。道德教育，即使是以儿童故事为手段的道德教育，也有高下、优劣之分。托尔斯泰是热心于向孩子传输道德伦理观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的，但他认为冗长的道德说教必定会损害艺术，破坏教化效果，所以他率先从道德说教中解放出来。他以身作则地倡导儿童文学作品中要教给孩子的那个结论，必须是“从故事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必须是“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悟透的”，而“不是直白告诉孩子的”。为了与贵族儿童文学醉心于道德说教的恶习相区别，他甚至连寓言也割掉直白道破的训诫尾巴，完全凭借儿童故事丰富的形象性和切实性来影响儿童。比如说，当托尔斯泰要在儿童身上培养敢于说真话这种基本但是重要的品质时，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小男孩玩儿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只漂亮的碗儿。谁也没有看见碗儿是他打碎的。

爸爸回来，问道：

“谁打碎的？”

“我。”

爸爸说：“谢谢你，因为你说了真话。”

（韦苇.译）.

当托尔斯泰要告诉孩子爱说谎的恶习可以造成多么坏、多么严重的后果时，他讲了伊索寓言里的《爱说谎的男孩》的故事。当托尔斯泰要让孩子知道不诚实会使自己陷入多么难堪的境地时，他讲了《李子核》的故事。万尼亚抵挡不住李子的诱惑，当家里没人时就抓一个来吃。吃饭时爸爸在孩子们中间查问，大家都说没有吃，万尼亚也迟疑地跟着说“没有吃”。

爸爸说：“你们要是谁吃了李子，这可很不好，不是怕你们吃，怕的是李子里面有核，要是哪一个不会吃，把核也吞下去了，那他过一天就会死的。我怕的是这个。”

万尼亚一听，吓得脸色发白，说道：“没有吞下去，我把核吐到窗子外面去啦。”

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而万尼亚却哭起来了。

当托尔斯泰鼓励孩子们在凶恶者面前要敢于无畏地斗胆抗击时，他写了这样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费可拉和娜斯佳两个小姑娘去采蘑菇，一出村就有一只狼向她们扑来。狼叼起七岁的小娜斯佳摔上背往森林跑去。费可拉操起一根大木棒在狼后面穷追不舍。狼背着小姑娘跑得吃力了，便在矮树林边放下小姑娘，想要吃了再跑。这时，费可拉追到了狼跟前，举起木棒朝狼头捶打。狼就放下娜斯佳向费可拉猛扑过来，可是费可拉不害怕。她叫小娜斯佳赶快躲到她背后，同时木棒不住地在狼头上击打。狼张开獠牙咬住了木棒，想把它撅断。正在这危急的当儿，守林人赶来了。狼见势不妙，就逃进了森林。小费可拉在守林人的帮助下，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救下了小娜斯佳。托尔斯泰间或也用故事从反面来让孩子自己去领悟懦怯、胆小有时会把自己弄到多么可笑的境地：

沙夏很胆小，一天，呼呼地刮起了风，隆隆地响起了雷声，哗哗地下起了大雨。沙夏爬进柜子里躲起来，柜子又黑又闷。

沙夏听不到雷声，也就不知道雷雨过去没有。

沙夏，你这样胆小，那你就待在里头吧，整天待着，别出来。

（韦苇译）

向强大的邪恶者做斗争，勇敢是绝对需要的，但还得善于用智。为了开导孩子用机智去应对危局和险境，提高求生本领，托尔斯泰讲了一个《小姐妹俩和蘑菇》的故事。故事说一对小姐妹提着蘑菇一路回家，当妹妹走上铁路路基的时候，火车来了。走在后头的姐姐喊妹妹“别退回来呀”，妹妹以为要她回头跑。她回身跑过路轨时，突然一绊，蘑菇打翻了。姐姐叫喊让她别要蘑菇了，可妹妹却以为要她捡蘑菇，于是就忙着在路轨间捡蘑菇。

司机刹不住车。火车呜呜地吼叫着，直朝小姑娘冲过来。姐姐一边喊着，一边哭。乘客们都挤着从窗口往外瞧。乘务员跑到列车末尾的一辆车厢，来看小姑娘怎么样啦。列车开过去了，大家看见小姑娘伏在轨道当中一动也不动。后来列车已经开远了，小姑娘抬起头来，跪着捡起蘑菇，就跑到姐姐跟前去了。

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直接从生活里发现美、汲取教育孩子的素材。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所需要的高超语言艺术，在托尔斯泰笔下就这样天衣无缝地统一着，给后人提供了杰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