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景，这情趣，这笑声，这问话，无一不是从孩子心中自然流出。天性可掬的儿童情趣，生动细腻的童心刻绘，温暖真切的亲情追怀，是《忆》的显著特色。无论是骑竹马、捉迷藏、喝糖粥，还是讲故事、做游戏、过除夕，这些极平凡的儿童生活，一经诗文符号的脉动，都有一种炽烈的童趣燃烧似的倾露，令小读者沉湎其中，大读者再温旧梦。朱自清在为《忆》作的跋中热情地赞扬了诗人童心的纯美，诗作的优雅，而丰子恺的插图，则使此书成了诗画“双美”的佳作71。

在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社团（例如创造社）相比，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大都有着一种或隐或显的“儿童崇拜”倾向，其中冰心、叶圣陶、郑振铎、丰子恺、俞平伯、许地山以及周作人似乎尤为明显。丰子恺曾直言不讳自称是“儿童的崇拜者”，他在《儿女》（1928）中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星，人间的艺术与儿童。”冰心认定：“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可爱的》）周作人则再三再四强调“人的发现”的三个阶段：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在苦难太多的时代，童心往往成了作家躲避社会风雨寄托精神解脱的港湾，而同时也是寻求超越尘世追索生命真谛的驿站。这是一种通过观照童心进而观照人生的生命关怀，是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成人作家）看待人生的一种哲学姿态。在“崇拜”童心的后面，有着种种殊为复杂的人生哲学课题。作家与作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精神气质、艺术感受等先天因素。为什么冰心、叶圣陶、丰子恺等这一批作家都能在五四以后不约而同地集合在“文学研究会”的旗帜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儿童文学运动”？除了其他原因，对儿童的“崇拜”，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因素。

文学研究会在儿童戏剧方面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经常为孩子们提供“可演可诵”的剧本，该刊第一年就发表了20部剧本，郑振铎亲自创作了儿童诗剧《风之歌》。叶圣陶的两部儿童歌剧《风浪》、《蜜蜂》，赵景深的童话剧《天鹅歌剧》，顾仲彝（第134号）的两部独幕儿童剧《讲道》、《用功》等，都曾获得过小观众的极大喜爱。尤其是黎锦晖（第68号），他从1922年到1927年创作的《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小小画家》等12部儿童歌舞剧，曾在20年代风行全国，各地学校争相上演，并流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重在表现“爱的哲学”：爱人生、爱儿童、爱动物，同情幼者和弱者，闪烁着新鲜温情的亮色，流荡着感人的艺术魅力。当时的评论认为：黎的这些作品“在中国的小学教育上或者说儿童界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来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和不引人注意的儿童，现在也有了一个新大陆了”；甚至认为他的这一开创性贡献具有与安徒生对世界艺术童话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意义72。儿童小说是现代文坛的薄弱环节，但文学研究会作家王统照写的《湖畔儿语》、《雪后》，徐玉诺写的《在摇篮里》、《到何处去》，赵景深写的《红肿的手》，叶圣陶写的《小铜匠》，冰心写的《冬儿姑娘》等作品，通过反映年幼一代的不幸生活开拓题材，“从微小事件上透出时代暗影”（王统照语），描写了多样的苦难儿童的生活图画，使这些作品成为五四以来第一批有影响的儿童小说，为现代儿童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

在现代中国文坛，文学研究会被称之为“人生派”作家。他们从一涉足儿童文学，就十分强调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茅盾语）的社会效果，始终注重儿童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郑振铎在1923年为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所写的序言，是阐释“人生派”作家儿童文学观的纲领性文字。郑振铎明确宣称：儿童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重要，儿童文学应当“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73。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和特色，这就是：坚持儿童文学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旗帜，直接把人间百态引入创作视野，使儿童文学与时代脉搏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社会“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茅盾语）。一般而言，他们的作品写实多于幻想，思索多于笑语，凝重多于轻灵，关注当下世俗生活，甚少神游于浪漫主义的梦幻天国。但由于强调表现社会人生，有的作品对儿童的生活经验与理解能力把握不准，存在着偏重作家主体意识而忽视小读者接受机制的“成人化”气息。赵景深在1927年就指出过：“我以为叶绍钧的《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了。”74茅盾也对冰心的儿童散文作过类似的批评，他在《冰心论》中说：“指名是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在这里，我们又觉得冰心女士又以她的小范围的标准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这说明儿童文学要真正服务儿童、契合儿童心理是多么不易。尽管如此，文学研究会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实绩无疑是巨大的，是当时任何一个文学社团望尘莫及的。2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主要是依靠文学研究会支撑着局面。

历史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正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最为热诚地响应鲁迅“救救孩子”的时代号令，积极投身于服务儿童、垦辟儿童文学的光荣事业，用自己切切实实的努力尤其是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儿童文学的落后面貌，加快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步伐；他们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道路，不仅成为2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主潮，而且对三四十年代乃至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然，20年代的儿童文学也有其他文学社团与作家的参与。如创造社丛书中就有《世界儿童文学选集》，包括《王尔德童话》（1922）、《蜜蜂》（1923）等多种儿童文学译著。而周全平的《烦恼的网》、《呆子与俊杰》等，也是童话寓言故事。在童话创作方面，还有徐志摩的《小赌婆儿的大话》（1924）、敬隐渔的《皇太子》（1926）、汪静之的《地球上的砖》（1927）等，彭家煌写过《牧童的过失》（1929）等多篇儿童小说。儿童文学在20年代受到普遍的重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