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一般被认为是法国儿童文学取得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

我们知道，“世纪”只是一个自然客观的历史时段，它与文学发展的内在周期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就19世纪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它的最近的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发展起点应该上溯至法国大革命时代（1789）。

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无疑是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不过，法国大革命尽管是此前那些革命和激进的思想符合逻辑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它的爆发显然不仅仅是思想宣言的结果。因为启蒙思想遍及欧洲，当时先进的政治理论不仅出自法国人，而且也出自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但是在18世纪，只有法国发生了实际的革命。思想本身很少能够单独造成具体行动，它还必须依靠能接受这些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启蒙运动的种子遍撒欧洲，但它在法国生根发芽最快，因为只有法国这块肥沃土壤在当时能够结出起义和革命的果实。

我们在这里无法也没有必要去描述大革命的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及其成因，但是考察一下大革命以后法国社会的文化、心理状况，尤其是当时文艺界所反映出来的精神状态，对于我们了解、把握19世纪法国儿童文学的总体特征，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到整个19世纪，法国思想界、文艺界充满了不同思想、不同流派的对立和冲突。就文学界而言，从大革命到1830年左右，是浪漫主义逐渐形成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而19世纪中期以后，则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

“浪漫主义”这个词松散笼统。17世纪末叶，法语中出现了“浪漫主义”这个词，它和“幻想”“传奇”等词意义相近，很难区别。后来它又被赋予了“自发”“自然”“主观”等含义，与“移植”“模仿”等相对立。1800年，斯塔尔夫人（1766—1817）在她的著作《论文学》中首次指出，浪漫主义在文艺上与古典主义对立。此后，人们才把大革命前后至1830年间一切和传统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决裂的文学作品都归入了浪漫主义文学之列。

浪漫主义这一流派尽管松散而复杂，但从各个方面的现象来看，它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思想自由，而古典主义的态度是思想必须循规蹈矩。以“自由”为基础，浪漫主义文学一般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对理想和个性的追求，对幻想和奇特事物的爱好，非常重视和大胆表现个人的情感，崇尚自然，形象和语言的夸张，等等。浪漫主义的崛起和风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的。

17世纪的古典主义崇尚理性，主张客观与平静，在创作题材和文学形式上都以古希腊、罗马为范本。这种刻板、单一的文学规范延续到18世纪末叶已经被许多人所厌倦。因此，尽管在18、19世纪之交，训练有素的古典主义传统势力依然体现在许多思想和大众趣味上，但浪漫主义很快便以破竹之势，形成了一种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的运动。

浪漫主义风行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在大革命中的经历。在革命期间，不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经历了法兰西恐怖时期的可怕岁月，因而，在雅各宾专政结束之后，贵族残余力量和资产阶级都力图忘记革命的内战和革命的恐怖，而耽于一种解脱后的狂欢。在文艺方面，“人们通过阅读来忘却别的一切”，并且追求“那些充满出人意料的事件、残酷的场面以及硫酸性的热情小说”。

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是，大革命之后，《人权宣言》宣布了人人平等的权利，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的法则，代替了封建社会世袭制所造成的固定、停滞的状态。人们对飞来好运的期望和馋涎欲滴的野心因被生活环境阻挠、束缚而变得更加炽热，耽于好梦和理想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因而在文学中，也就很自然地去“寻求虚幻妄诞的国土，或谎话与诗歌的世界”。再一方面，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直接为资产阶级个性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个性意识的发展、自我情感的膨胀，正构成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不断产生和深受欢迎的社会心理基础。

总之，由于上述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心理条件为浪漫主义在当时法国的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法国土产的中世纪文学中浪漫的遐想和形象，卢梭那种感情奔放、个性不羁的风格和对大自然的诗化，才为19世纪浪漫派文学所继承，而略早于法国的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才有可能在法国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共鸣和影响。

突破了古典主义樊篱的浪漫主义文学仿佛是一个万花筒，使得法国文学在进入19世纪后逐渐变得色彩斑斓、变幻莫测。仅就文学样式和类型而言，浪漫主义诗人创作抒情诗、颂歌、叙事诗；浪漫主义小说家创作浪漫主义小说、忏悔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等，形式变幻无穷……直到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导地位才逐渐为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现实主义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与浪漫主义并列的两大文学思潮之一。一般地说，浪漫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则在19世纪下半叶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法国，虽然现实主义到19世纪中叶才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被提出，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作为19世纪上半期的重大文学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福楼拜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名字及其创作的一大批不朽之作，构成了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一座艺术高峰。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与发达，既与历史上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传统有关，也与当时浪漫主义文学幻想的虚荣心和狂热心理的消沉有关，更与资本主义关系确立以后冷静务实的社会风气、心理和在现实面前理性王国的破产以及科学对文学的影响有关。在新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确立、巩固以后，冷静务实成为时代的精神、社会的习俗，而且，在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浪漫的感情都被抛弃之后，人们也开始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方式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成为对浪漫遐想的否定和对真实描写的追求。同时，卑污阴暗的现实，也迫使人们放弃了对理性王国的幻想，于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构成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

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在思想和方法上的巨大发展，也使作家们日益受到科学精神的感染熏陶，给那些务实求真的作家提供了对人、对客观现实，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比较科学的认识和比较切实的分析，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符合客观事物本身规律的艺术表现方法。在科学精神的影响之下，准确、精微开始成为文学描写的标准，作家也更为自觉地以科学性来指导创作。

从总体上看，19世纪的法国文学是彻底革新的时代。如果说18世纪法国人的精神创作主要偏重于政治、哲学等理性活动方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使纯粹的艺术创作活动受到损害的话，那么在19世纪，法国人文艺创作才华的解放，使他们在这个世纪有了尽情的艺术表现。作家们放弃了古典传统，吸纳现代精神，使得艺术创作的形式和灵感都获得了更新。其中，下列两种艺术精神是格外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是开放与自由的创作美学观。根据古典作家的习惯与权威所订立的规则已不再令人信服，布瓦洛的学说、体裁分明与文体高贵的理论被抛弃。从此以后，作家更重视作品的独创性。19世纪的法国美学在总体上已不排斥任何主题和风格，允许荒诞怪异的表现手法，也允许琐碎精细的形象描绘。

二是开放与融通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古希腊与拉丁语的传统影响虽然已衰落，但法国人的国际视野在不断开拓，借鉴甚至模仿外国文学已很常见。斯塔尔夫人对这种倾向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她在《论文学》（1800）、《德意志论》（1810）这两部重要文论著作中富有创造性地把整个西欧文学划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南方文学是指希腊、罗马、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文学，它崇尚古典，情调欢快，充满民族和时代精神，《荷马史诗》是这种文学的“鼻祖”；北方文学包括“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作品和瑞典作品”“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肇始”，其特点是感情强烈，富于哲理，崇尚想象，气质阴郁。斯塔尔夫人虽然更偏爱北方文学，但她也主张“应该在法国诗人的因袭（指受古典主义传统的束缚——引者注）和北方作家趣味的缺乏之间探索一条中间的道路”，并倡导各民族文学互相交流：“各国的天才们生来是要彼此理解和相互尊重的。”

因此，19世纪的法国文学与各国文学有了更多的沟通、交流和影响。对于法国文学来说，“英国诗歌，如拜伦的作品有助于确立浪漫主义的道德理想，欧西安（Ossian）的颂歌教人描写大自然的骚动，而司各特（WalterScott）的小说使人喜爱历史描述。德国诗歌，指出描绘事物与心灵的流露时，如何赋予神秘而神圣的语调，德国历史学者与哲学家则引导思想，去从事规模宏大的综合归纳。同时期的俄国小说家也以其严密的心理分析，怜悯的理论与某种神秘的宿命论，影响法国文学。”354

除了法国文学界所发生的上述重要变化外，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研究在19世纪欧洲的重要发展也是值得关注的。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1746—1827），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赫尔巴特（F.Herbart，1776—1841），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F.Froebel，1782—1852）等人的儿童教育理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儿童及其教育问题的认识。此外，在近代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儿童学等学科的推动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儿童心理学也宣告诞生。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普莱尔（W.Preyer）于1882年出版的名著《儿童心理》一书被公认为是第一部科学的、系统的儿童心理学著作，普莱尔也因此成为儿童心理学的真正奠基人。355这些围绕着儿童及其教育所展开的研究不仅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或建立，而且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19世纪儿童文化的建设、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科学背景和思想依托。

还有，19世纪法国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比18世纪又有了新的提高，多数人能读会写，其中有许多人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喜欢阅读并能够欣赏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印刷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卷筒机和锌版可以印刷插图很多的书籍和报纸。售价低廉的平装本、简装本发行量直线上升。由此可见，19世纪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和范围都大大超过了17、18世纪。虽然官方检查制度给作家和出版商添了许多麻烦，但书刊的品种和数量明显地增加了。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社会文化背景的支撑和带动，19世纪法国儿童文学才实现了相应的巨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