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生与青春。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及其独立组成部分中国儿童文学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中国历史的巨大转型，带给当代中国文学新的思想内涵、新的题材内容、新的描写对象与新的创作力量。“十七年”（1949-1966）儿童文学作为十七年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思潮、文化语境、文学气脉、创作流变乃至顺逆曲直，与整个大文学既合辙同构，又显示出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考察“十七年”儿童文学，最能显示其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发展规律与顺逆曲直的，是这样三种现象：少先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教育儿童的文学与配合各项“中心”“运动”；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与审美向度的缺席。前一种现象以十年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1950-1956）为主要景观；后两种现象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从50年代末直至“文化大革命”。

少先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

儿童文学是一种特殊文学，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生产者（创作、编辑、出版、评论乃至讲解）是主宰现世社会运转的成年人，而消费者（购买、阅读、接受）则是天真未凿的孩子。一件儿童文学作品，只有经过成年人接二连三地用文化规范的味觉和理性判断的筛子过滤之后，才能最终送到孩子手里。这种由上而下的单向给定方式，势必受制于成年人心目中的“儿童观”，也即成年人怎样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念。一部儿童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生命命运与社会地位，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价值尺度与美学判断。“十七年”儿童文学，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完全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儿童观”及其影响下的“儿童文学观”。

新中国崭新的社会制度把少年儿童看作“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更把少年儿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50年代前期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1950-1956），正是在这样的基本文化语境中出现的，而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则在当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传媒《中国少年报》、《中学生》、《红领巾》、《少先队员》、《儿童时代》以及全国两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1952年成立）与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年成立）均隶属于共青团组织，其中的两社一报（《中国少年报》）则是团中央的直属单位。共青团以此作为依托和基地，实施一系列直接影响50年代儿童文学建设的举措111，同时接受苏联儿童文学的思想影响，奠定了少先队的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原则。yipindushu.com

少先队组织是影响当代中国儿童精神生命成长的最广泛、最深刻的组织。可以说，当代中国儿童从一入学开始，就全面接受少先队组织的教育、引导与展开的各项活动。“十七年”儿童文学集中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队旗下的生活，力图形象地艺术地揭示“儿童组织”在儿童生活和儿童教育方面“不可取代”的作用。“少先队的文学”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既以其鲜明的时代生活内容区别于以往重“革命范式”的儿童文学（如30年代的左翼儿童文学创作），也有别于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文化语境中的校园文化与校园文学。

以充满感激、崇拜、青春的激情，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新人新事新社会，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是少先队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这也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尤其是5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阳光、春天、鲜花、海浪、骏马、燕子、和平鸽、小树苗、向日葵……这些洋溢着蓬勃生命意蕴与朝气的词汇，是50年代儿童文学最常见的诗歌意象。诗人们一往情深地歌颂祖国的春天与青春的祖国：“春天，/她像一个美丽、幸福小姑娘，/快乐地走遍了/祖国的每一个地方。”（田地《祖国的春天》1954）诗人们用诚挚、朴素的感情“吹出了对故土的深沉眷恋，/吹出了对于故乡景色的激越赞美，/吹出了对于生活的爱，/吹出了自由的歌、劳动的歌、火焰似的燃烧着青春的歌”（郭风《叶笛》1955）。袁鹰的《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松树》一诗，是50年代儿童文学突出“主旋律”，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对民族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与文化规范的典型之作：“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树苗，/这棵小树苗是我亲手栽下。……陶然亭的小树苗，/快快跟我一同长大，/绿化首都，建设首都，/每天都在催着咱们哪！”“小树苗”在党和人民的阳光雨露沐浴之下，迅速成长，成为建设首都、建设新中国的栋梁。“小树苗”是一种意象，一种期待，一种喻体，同时也是50年代儿童文学写作姿态与美学风格的缩影。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第一个十年，一大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诗与童话，以颂歌般的满腔激情，昂奋乐观的格调，清新浏亮的风格，营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的基本旋律与审美意象。这些作品有：郭沫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袁鹰的《丁丁游历北京城》、《篝火燃烧的时候》、《我也要红领巾》，郭风的《火柴盒的火车》、《叶笛集》、《月亮的船》，田地的《和志愿军叔叔一样》、《明天》、《他在阳光下走》，贺宜的《四季儿歌》、《仙乐》，田间的《向日葵》，韩笑的《战士和孩子》，金近的《我真想入队》、《在我们的村子里》，李季的《幸福的钥匙》，刘御的《小青蛙》，刘饶民的《打钟》，鲁兵的《不落的太阳》，熊塞声的《马莲花》，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圣野的《欢迎小雨点》（诗集），柯岩的《“小迷糊”阿姨》、《帽子的秘密》等。

50年代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创作题材，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二是少先队校园内外生活题材（主要是校内）。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少儿小说创作的主脉。作者既有参加过革命与救亡的过来人，也有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作者。亲历与体验、想象与虚构的交织，革命传统内容与现实教育意义的合奏，将现代中国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演绎成充满传奇色彩、英雄主义、乐观精神的生动文本，成为对少先队员和广大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忆苦思甜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形象教材。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胡奇的《小马枪》，刘真的《我和小荣》、《好大娘》，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杨朔的《雪花飘飘》，王世镇的《枪》，杨大群的《小矿工》，萧平的《三月雪》，李伯宁的《铁娃娃》等。

小兵张嘎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塑造的一个突出的典型形象。小说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最残酷年代冀中平原的斗争场景，以“枪”为线索结构故事，从游击队老钟叔送给张嘎一支木头手枪始，到区队长亲自颁奖真枪终，中间经历了嘎子爱枪、护枪、缴枪、藏枪、送枪等一系列情节，突出描写了村公所遭遇战、青纱帐伏击战与鬼不灵围歼战等三次对敌斗争高潮。作品将人物放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正面描写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在运动中塑造了张嘎这样一位既机智、勇敢、敢爱敢恨，又顽皮不驯、野性十足、满身“嘎”气的少年英雄形象。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与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的故事情节，使《小兵张嘎》赢得了小读者的广泛喜爱。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传遍全国，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儿童几乎没有不知道嘎子的。

与《小兵张嘎》强调故事性可读性不同，刘真的《我和小荣》、《好大娘》，胡奇的《小马枪》、《琴声响叮咚》以及萧平的《三月雪》等，一般都不正面描写战争，以一种抒情化、散文化的笔调，注重人物心理刻画，抒发少年儿童对战争与革命、革命队伍中同志之爱与群众之情的感受与感动及其精神成长，在充满人情味的艺术氛围中，表现出革命战士的人格魅力。尽管战争残酷无情，但依然流动着乐观昂奋的基调，并不失儿童世界的天真、单纯与稚拙。

浓墨重彩描写少先队生活，描写新中国一代儿童在“队旗下”的精神成长，这是50年代儿童小说的主要景观。诗人袁鹰的经验可以概括少先队小说的美学目的，他说他的作品“都是为红领巾而写的，写的也是少先队的生活，少先队员的欢欣和苦恼、希望和追求”，用以“反映我们祖国新一代的生活和理想、爱和憎”112。

热情投入这一题材创作的主要是50年代出现的一批年轻作者，他们熟悉学校生活，深入少先队活动，有的本身就是教师或少先队辅导员。这些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描写了50年代儿童的生活世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代表作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冰心的《陶奇的暑假日记》，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马烽的《韩梅梅》，张有德的《五分》，王蒙的《小豆儿》，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魏金枝的《越早越好》，任大霖的《蟋蟀》等，推出了罗文应、陶奇、陈步高、韩梅梅、大虎、吕小钢等一批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