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也多以《论语》作为论辩的依据，如《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引用《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与《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夫子寝答于来问，终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显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众所共非，故隐之”。

嵇康诗文中也大量征用《论语》，如《明胆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嵇康也善于将《论语》与老庄的表述加以糅合贯通。《代秋胡歌》其四章“役神者弊，极欲令人枯。颜回短折，下及童乌。纵体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自令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认为劳神纵欲均是致人早夭之本，暗用《论语·先进》“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之典，在批判酒色纵欲的同时，也否弃了孜孜矻矻、焚膏继晷的治学方式。这与其五章“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的主张一致，

总之，《周易》、《论语》本身即具有言约旨丰、睿哲邃幽的特点，嵇康从中汲取生存智慧与进退法则的同时，又结合老庄天道观、出世观以及得意忘言的认识论，使两部儒典的化用征引蒙上了浓厚的玄化色彩。这样就有效的改造了征引儒典往往造成典重深沉的审美效果，而使其诗文呈现简约畅达、明辨透辟、辞旨深远的特色。

五、嵇康儒心不济、寄意于玄的双重关怀与正始文坛yipindushu.com

嵇康的思想特点可以用儒心不济、寄意于玄来概括。所谓“儒心不济”主要体现在，深厚的儒学人伦观念和德义忠正价值观使之树立起崇高的价值标准、礼乐理想和自主的批判体系，并以之作为考辨人心真伪、洞察世风良窳、批判时局治乱的根本依据，同时现实政治与自我追求之间强烈的价值扭曲与理想失落又决定了其思想中的政治批判导向，故而鲁迅较早指出嵇康“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

第一方面，立足现实政治的讽喻批判文风。嵇康反名教的动因在于曹魏名教的虚伪性。曹魏虽倡导儒吏兼治，但并不彻底，如曹操去世的第二年，即延康元年七月，还在服丧期间的曹丕下令设伎乐百戏，孙盛《晋阳秋》批评说：“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