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儿童文学概述

在北欧诸国中，瑞典的儿童文学尤为发达，无论是从每年发表的新作品数量之多、拥有优秀评论家队伍之强来看，还是从促进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有关社会制度之完备来看，瑞典的儿童文学都不愧为北欧儿童文学的主流。瑞典目前已经被公认为当代世界的儿童文学大国。

正如在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外来影响在瑞典儿童文学的独立发展中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譬如，在宗教改革至启蒙运动期间，瑞典在文化上只相当于德国的一个省，儿童读物基本上依靠从德文转译。曾经有好几个世纪，瑞典儿童读物一直是德国儿童读物的依样画瓢。第一流的作品都是从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等地引进的。1603年，一部按照马丁路德的译本出版的瑞典文的《伊索寓言》问世了。1683年，约翰·亚默斯·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以多种文字出版物的形式在瑞典出版。1684年，一部由主教和诗人哈昆·斯皮格尔（1645—1714）改编的儿童版的《圣经》出版了。1721年，费纳隆的《泰勒马科斯历险记》出了瑞典文版。1746年，詹姆斯·捷尼威的《给孩子们的礼物》通过德文翻译被介绍到瑞典来。姬妮·M.L.D.比尔蒙特的《儿童文库》的第一卷译本问世于1757年，此后，其他几卷相继被翻译过来。总之，启蒙时期的上述努力对后来瑞典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真正的瑞典本国儿童文学的萌芽可以说是在1751—1753年间。当时，身为宫廷教师的政治家卡尔·格斯塔夫·泰森（1695—1770）负责瑞典皇太子即后来的瑞典国王格斯塔夫三世（1746—1792）的教育，他的教育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费纳龙的影响。泰森写给皇太子的信在1751年以《讲给年幼王子听的有关古代智者每日自省的故事》的书名出版。在这部作品中，教训意味被最早的为儿童所写的童话冲淡了。这部书信集成为第一批用瑞典本国文字创作并介绍到国外的文学作品之一，它被译成了若干种版本，包括两种英文版，其中第二种（出版于1756年）改题为《一位老人写给一位年轻王子的书信》。与此同时，作家兼历史学家奥乐夫·文·达林（1708—1763）收集的一部来源于法国的寓言集于1752年出版，这部书也被献给了瑞典皇太子。

1766年，第一份明确地面向儿童发行的瑞典文报纸《儿童教育与娱乐周报》问世了，它是由家庭教师塞缪尔·汉塞尔堡创办出版的。由于倾向于宗教性的探讨，这本杂志实际上是远离儿童的欣赏水准的，它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令人联想到当时那些面向成人的德国教师期刊。然而这本杂志的名称是十分典型而耐人寻味的。尽管在“娱乐中受益”的口号下，后来出现了更适合读者口味的有关儿童日常生活的启发性童话故事、惊险小说和戏剧，但是直至19世纪以前，瑞典本国的儿童文学都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翻译作品尤其受到来自德国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yipindushu.com

1780年出版的一本基础知识读物《金冕王子启蒙课本》，是一本最早的基础瑞典语教材，它是以由克力斯汀·费力克斯所作、在斯德哥尔摩德语区学校里使用的德语教材为蓝本改编的。这本书一出版就被呈献给未来的国王格斯塔夫四世阿道尔弗。1971年，瑞典出版了它的彩图复制本。

1785年在瑞典儿童报刊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是由于第一期纯儿童文学杂志《瑞典少年周报》的问世。这本新杂志是由图书管理员、著名的启蒙评论家卡尔·克力斯托弗·乔威尔（1731—1811）编辑的，连续出版了两年，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坎帕对鲁宾孙·克鲁索作品的著名改写本的瑞典译文的连载和由其他杂志上转载的费力克斯·威瑟的一些儿童剧本等等。1790年，由德文转译而来的萨拉·费尔丁所著的《家庭女教师》在瑞典出版。法国人阿诺德·波奎恩的《儿童家庭生活故事集》的翻译缩写本也在1800年出现在瑞典。1821年，E.T.A.霍夫曼为儿童写的五篇童话被介绍进来，其中包括《陌生的首领》。玛丽亚·埃吉沃斯的作品在1831、1836、1839年分别出版了缩写本，其中一部分是由阿玛丽娅·斯考柏的德文译本转译来的。安娜·列提提亚·芭鲍尔得的《给孩子们的赞美诗》在1833年发行了瑞典文本。19世纪早期《一千零一夜》等古典著作都出版了节选本，《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章节还是后来通过德文转译而来的。19世纪30年代开始，其他章节也采用了德国作家弗朗茨·霍夫曼的译本。

瑞典的文学史家认为，中世纪的瑞典牧师们不像冰岛的牧师们那样对保存民族文学怀有巨大的热忱，虽然人们确信，在冰岛的几首英雄萨迦中发现了瑞典口头文学的痕迹，但毕竟瑞典的古代文学作品被记录和流传下来的微乎其微。直到19世纪，才有人开始关注瑞典本国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最初对瑞典本国民间童话进行收集整理的是甘纳·沃尔夫·海尔顿·卡夫柳斯（1818—1889），他与英国语言学家乔治·斯蒂芬共同出版了一部民间童话集。1844—1849年间出版的两卷本《瑞典民间童话故事和传说》被奉献给了格林兄弟。这些民间童话集本来并非专为儿童出版的，只是后来由教育家弗雷德特夫·堡格（1851—1916）为儿童改写了其中大部分故事，并于1899年和1903年出版了两卷儿童本。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在出版由埃里萨·贝斯克插图的版本。

依此为榜样出版的《童年时代的魔号》也是从收集民谣、诗歌开始着手的。1834—1842年，瑞典民俗学者阿道尔夫·伊沃·阿维森（1791—1858）出版了他的《瑞典早期民谣》，其中第三卷是献给儿童的歌咏和游戏。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民俗学家约翰·诺德兰德（1853—1934）于1886年收集出版的《瑞典儿童歌谣》，第二年他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本更适合儿童阅读和欣赏的、命名为《瑞典童谣》的删节本，这部作品由画家兼作家杰妮·尼斯特罗姆（1854—1946）插图，从那以后这部带插图的书就成为了这类面向儿童收集民谣的经典之作。如同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童谣和儿童歌曲总是吸引着艺术家的兴趣，而与瑞典儿童歌曲有关的一部重要作品则是由音乐教师兼作曲家爱丽斯·泰格纳尔（1864—1943）所作的《我们和妈妈一起唱》。

在浪漫主义时代，儿童文学的性格开始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教训和对儿童进行性格训练的激情有所枯萎，对期刊形式的兴趣也在衰退，19世纪20年代有过少数几种短命的儿童出版物，譬如有一些瑞典作者创作的现实主义儿童故事，但几乎没有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此后20年间几乎都是一片空白。19世纪中期，著名的瑞典作家兼女权主义者弗里吉克·布利默（1808—1856）注意到了贫苦儿童的生活状况及其在儿童文学方面无书可读的窘境。她在一次访问美国归来后，便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一个旨在帮助那些家贫的儿童获得书籍的慈善妇女团体，并为1841年创办的一份外省期刊《儿童之友》翻译了一些安徒生的早期童话。她的努力无疑是积极的，至少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本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热情。

除了女权运动出现较早之外，瑞典还是世界上较早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国家，在弗里吉克·布利默的努力带动下，19世纪中期出现的星期日学校文学也试图向平民儿童献出热忱。星期日学校以及瑞典的出版活动是由画家兼教育家坡尔·坡姆奎斯特在他结束了在英国的一系列学习之后担当先锋的，在1854年和1864年间他出版了《儿童圣诞故事集》，这是包括大量英语材料在内的一系列小开本的书籍。正如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主要以明确的教育目的来为主日学校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是一位妇女，她的名字是李娜·珊黛尔（1832—1903），她翻译、改写并为许多歌词、短文、诗和寓言谱曲。此外，1868年，她还将萨拉·史密斯的《杰西卡的第一次祈祷》在英文版出版仅仅一年之后翻译成了瑞典文。由于主日学校对普及儿童读物的介入，瑞典的儿童期刊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文学和文化杂志在数量上增长了，重要性也增强了许多，真诚的人们从思想上担负起了部分教育功能。特别是一些宗教性的杂志也冠以诸如《儿童杂志》（1858年创办）、《主日学校的铃声》（1873年创办）之类的名称。

然而，最有趣的还是那些与文化有关的常常显示出某种很强的编辑个性的儿童期刊，其中就有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杂志、极受儿童读者欢迎的“阿丹叔叔”的《里尼亚》（《Linnea》）。1861年，一位医学博士卡尔·恩顿·威特堡（1804—1889），在从事了长时间的写作和图书的社会发行工作之后，开始编辑一种名为《里尼亚》的儿童杂志。一直到1871年为止，他始终以“阿丹叔叔”为笔名，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此外，他还为新近出版的儿童书籍写评论。《里尼亚》是一份出色的博闻广识的期刊，它从自然科学到幻灯片，记述所有能引起儿童兴趣的事物。用瑞典语写作的芬兰记者兼作家Z.托佩柳斯曾是该刊的撰稿人之一。《里尼亚》在1861年创刊至1899年停刊期间，曾受到芬兰的瑞典语杂志《埃奥斯》（《Eos》，1854—1866）的强烈影响，而后者的著名撰稿人也是Z.托佩柳斯。《里尼亚》的最后一任发行人兼编辑是一位名叫斯蒂娜·昆特的初级学校教师，她意图使这份刊物向较高年龄读者对象发展，但没有成功，而当时的另一份流行刊物《年轻朋友》（1893—1911）在这部分读者中显然更具影响力。

斯蒂娜·昆特曾在她1892年创办的儿童杂志《小学生报》的发行上获得极大的成功，她公开宣称要以“一本永远没有结尾的书”的形式将好作品提供给穷孩子，因为即使是在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开办50年之后，那些贫穷的儿童仍几乎没有机会满足自己阅读的欲望。虽然其他教师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并且为小学儿童出版了圣诞节杂志、童话故事、文学经典作品，但是《小学生报》的发行量在教师们的积极支持下仍然迅速增长。此外，斯蒂娜·昆特还进一步出版了一批圣诞节儿童读物。斯蒂娜·昆特的成功除了表明她具有出色的商业头脑之外，还启发了人们：这种与学校的联合无疑能帮助杂志在儿童文学良莠不齐的时期中生存下去。在瑞典，包括在北欧的其他国家，这种以人道主义观念为主导的并且有效的学校和图书馆系统，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在19世纪，到了20世纪，这种良好的传统还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对瑞典儿童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因素还有：芬兰出身但基本上是瑞典人的Z.托佩柳斯，这位著名的诗人兼新闻记者于1865年发表了用瑞典语创作的童话集《儿童读物》，这些充满浪漫气息的童话和故事，包含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乡土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其中还活跃着北欧神话中所特有的森林之王、海神、霜精、山之王、妖精等等，令瑞典的儿童们感到十分亲切，也给予后来的瑞典儿童文学作家们不小的影响；而且，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天才的童话经典，对于丹麦以外的其他北欧国家（包括瑞典）的儿童读物作家们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此外，影响还来自这一时期欧洲文坛上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精神，受其影响，瑞典的儿童文学也开始朝着感情色彩浓郁、富有幻想的方向发展。这期间，瑞典出版了一系列民间故事和惊险小说。

1870年，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对瑞典早期的儿童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翻译者是瑞典的女翻译家爱米丽·南侬（1812—1905），她给这本书写的前言表明了她对于英国儿童文学的状况以及儿童对于幻想的需要均有着深刻的了解。直到19世纪末，瑞典的多数儿童书籍仍为翻译书籍。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儿童书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从而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记载表明，在18、19世纪，瑞典的封建采地里就有儿童剧的产生。瑞典儿童剧院的传统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强，特别是历史悠久、充满活力的斯德哥尔摩儿童剧院，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一个创作中心。儿童剧的兴盛实际上是与创作的努力分不开的，因此它对于瑞典儿童文学的繁荣发达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初的瑞典儿童文学作品，无论写实的还是幻想的都很缺乏，近20世纪才有作家出现为瑞典的儿童文学建立名誉。1871年，诗人维克多·里德堡（1828—1895）发表了他的《小毛鸭历险记》，这本书从民间传说和北欧神话中吸取了不少灵感，故事中包含了社会批评的因素，以及北欧文学中常见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圣诞小精灵的形象。这部书为瑞典儿童文学走向繁荣铺平了道路，它出版以后被翻译成了包括英语在内的好几种语言。19世纪后期，安徒生的两位追随者——女作家海伦娜·尼布伦（1843—1926）和安娜·瓦伦堡（1858—1933）——使瑞典的童话创作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并受到读者的欢迎，她们的作品都被译成了英语等数种文字。譬如安娜·瓦伦堡，自1897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小不点儿童话》之后，她一共出版了二十多部童话。几乎是在同时，海伦娜·尼布伦于1897年和1898年也发表了她的两卷本故事集《强盗的传说》和其他作品，她的书出版后也被重印。另外，为瑞典儿童文学做出贡献的同代人还有女作家艾尔萨·贝斯柯（1874—1953）。1897年，艾尔萨·贝斯柯也发表了她的第一部作品，在她长长的写作生涯中，共发表了八部童话集，但这些童话有一种比较突出的说教的调子。

1899年系列儿童读物《儿童图书馆故事集》开始出版，而且一直到1954年仍在以同一版式继续出版，这在瑞典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无疑，它具有许多灵感启示来源，其中之一是丹麦出版的一系列廉价儿童书籍，另一个是在英国由威廉姆·汤玛斯·斯蒂德（1849—1912）编辑出版的廉价版本的《小人书》。从一开始，《儿童图书馆故事集》的编辑就制定了一个使瑞典作家与插图画家合作的契约政策，包括国际儿童文学领域广泛的经典作品，一大批为成人写作的作家也有作品在这套书中出版，其中有许多都是被授权的圣诞节出版物。譬如，塞尔玛·拉格洛孚就特别为《儿童图书馆故事集》系列写了两个故事。

瑞典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伟大的里程碑是在进入20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首先是观念的变革。1900年，瑞典著名女评论家爱伦·凯（EllenKey）的两卷本《儿童的世纪》的出版，为瑞典教育界和儿童读物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爱伦·凯简要地叙述了儿童被“发现”以后真正存在的历史，提出“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这一著名论断，并且还针对此前的瑞典学校课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直截了当地将之描述为“由没有文学天分的教师来胡乱拼凑的东西”。在爱伦·凯的直接影响下，不久，一部瑞典儿童文学史上的真正杰作诞生了，这就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孚（1858—1940）的两卷本《尼尔斯·豪尔耶松历险记》和《尼尔斯·豪尔耶松历险记续集》（1906—1907）。这部长篇作品的缘起是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由瑞典小学教师协会课本编写委员会委托编写以提供给瑞典儿童介绍本国地理与历史的读物，是作为一本学校里用的地理读物而写的。这个课本编写委员会是由一批对旧式教科书不满的教师们发起成立的，其宗旨是：“在教材及参考书中，要宣扬作为祖国公民的喜悦和自豪感，要在孩子们的心田里铭刻下故乡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对于国土的美好印象。”458因而，尽管负有教育学上的任务，可拉格洛孚仍将《尼尔斯·豪尔耶松历险记》写成了一部地道的幻想性作品。由于作家采用了童话的创作方法，这部作品问世之初曾引起瑞典教师界的激烈批评，因为它将事实与虚构混合在了一起，这使那些固守传统教材格式的保守人士大为不满。但是无论如何，塞尔玛·拉格洛孚将瑞典的自然景色和动物生活令人难忘地形象化了，正如吉卜林为印度所做的，拉格洛孚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这本书不仅为拉格洛孚，而且为瑞典赢得了世界声誉。

与此同时，另一位女作家劳拉·菲丁霍芙（LauraFitinghoff，1848—1908）在1907年发表的小说《冰雪荒原的孩子》，也使瑞典儿童文学中现实性的创作获得了某种突破。这是一个有关著名的19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历史故事，是瑞典最杰出的儿童小说之一，现已属于经典性的作品之列。作品描写了在19世纪60年代的瑞典最北部，由于父母在饥荒中饿死而撇下七个孤儿，七兄妹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与命运抗争，逃出人贩子的魔爪，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中流浪，依靠一头母山羊的乳汁勉强幸存下来的故事。这是一部生动而扣人心弦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在20世纪后半期被拍成了电影。作者曾在小说的前言中对当时的儿童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她认为，那些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仅仅是为在校儿童创作出版的。她极力呼唤和倡导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批评，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代瑞典作家才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了菲丁霍芙奠定的创作思路。譬如，考克·简娜·奥特道尔（1879—1965）的创作就是以社会同情和平等为特色的，1901年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题为《阳光》的儿童诗集。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她的作品既包括童话，也有表现学校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

1911年，瑞典第一家儿童图书馆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与此同时，由社会各进步力量发起的、提倡健康有益的文学作品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在这期间以描写乡村儿童和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生活及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大量涌现，如《好事成双》就是一部有关快乐暑假的儿童故事。另外，埃米·坡姆（1859—1926）奉献了一个系列作品，共五部，都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本书《格蕾塔和莞达在布罗比农场》出版于1892年，其中的女主角始终贯穿这五部曲。埃米·坡姆是瑞典创作此类长篇作品的一流作家之一，不久他就有了不少后继者。安娜·玛丽亚·露丝（1862—1938）同时为儿童和成人写作并且在她高产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这种双重性。她的第一本书，一本名为《小艾尔娜斯的故事》的儿童诗歌散文集，出版于1894年，而她的真正获得声誉是由1912年出版的小学生读物开始的。《忧伤》出版于1912年，《在欧尼摩农庄》也出版于1912年，《欧尼摩农庄的村民们》出版于1917年。瑞典的一代又一代人逐渐认识了她的这些描绘幸福农家生活的田园短诗，这些书的魅力一部分在于作者技巧纯熟的细节描述以及其中包括的改编的童话、故事、诗和韵文，另一部分则在于由布力塔·埃尔斯托姆（1873—1945）和英格堡·尤登（1877—1960）所作的插图。

尽管在瑞典，教训主义（教人要勤勉、顺从及平和等）一直流行到大约20世纪20年代，然而1890—1915年间仍可称为是瑞典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拉格洛孚的《尼尔斯·豪尔耶松历险记》，而且出现了一大批幼儿图画读物的创作者，其中的核心人物是艾尔萨·贝斯柯（ElsaBeskow，1874—1953），她把安徒生和托佩柳斯时代的浪漫主义带到了现代。最初贝斯柯受到英国著名图画书作家凯特·格林纳威以及维尔达·克莱因等人画风的影响，但不久她就开始创立了自己特有的瑞典式风格。贝斯柯从给图书插图起家，逐渐地开始创作故事，她创作的图画书题材内容相当广泛，从神话传说到日常生活都包括在内，她的图画和文字作品，在1897—1952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并使瑞典的图画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艾尔萨·贝斯柯去世以后，瑞典于1958年设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旨在鼓励儿童图画书创作的“艾尔萨·贝斯柯金匾奖”，它与英国的“格林纳威奖”及美国的“凯迪克奖”并列，成为当今世界三大儿童图画书奖之一。

在这个前现代的时期，还有许多优秀的成人文学作者把他们的才华贡献给了瑞典的儿童文学，其中小说家辛格弗里德·西瓦兹的航海故事《马拉湖的强盗》（1911）就是一部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优秀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儿童读物出版的淡季，即使是在中立的、未被占领的瑞典也一样。但是由于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这毕竟使之免遭法西斯战火的侵害，因此二战后它能够最早复兴教育，而教育的复兴又带来了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特别是战后涌现出一代新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给瑞典的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带来了自己的新形象。

1945年是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转折点，改变了未来福利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已经开始出现，战争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儿童出版的国际性扩展与交流，战争年代的隔阂已被打破。在瑞典，为儿童和青少年出版的图书则迅速增加，尽管瑞典本国的少儿书籍生产已经十分可观，但从其他语言（主要是英语）翻译过来的作品仍占了50%以上。且不说那些生活水平、文化水准较高，书籍生产发展较快的欧洲国家的高度发达的翻译集团，一些小的国家也较早意识到即使在文化领域，自我孤立是多么危险。这种状况也对瑞典本国作家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战后以来，许多瑞典的儿童书籍作家和图画书制作人已经获得了国际声誉，他们的很多作品都被译成其他语言。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儿童书籍已经成为瑞典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且常常是其最有趣的出口产品。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每102部从瑞典文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文学作品中就有6部是少儿书籍。与此同时，报纸、杂志、电台、电影和电视也为儿童文学敞开了大门，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不断完善，各种评选及授奖活动广泛开展，这些都有利地促进了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1945年以来，瑞典儿童文学进入了又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拥有一支由极富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组成的队伍。其中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有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她在童话、小说、剧本、诗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并先后获得了包括瑞典“高级文学标准作家”国家奖（1957年）、第二届国际安徒生奖（1958年）、德国青年书籍比赛特别奖（1966年）、瑞典文学院金质大奖章（1971年）、威尔士艺术委员会国际作家奖等在内的各种国内、国际的儿童文学奖，她的《长袜子皮皮》《淘气包艾米尔》《大侦探小卡莱》等作品，展现了儿童们被压抑的狂野幻想与愿望，对儿童追求自由、充满创造活力的精神世界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这些作品已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国。还有玛丽亚·格莱普，她是一位十分擅长深入研究儿童内心生活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她的《约瑟芬与胡戈》三部曲、《艾尔维斯》三部曲等可能已成为这方面的经典性作品。贡奈尔·林德，她的《烟囱小巷》（1959）、《白石头》（1964）等小说出色地描绘了儿童在现实的古板、贫困生活之外，充满想象与创造、富足与温情的精神世界。汉斯·埃里克·海尔堡的小说《贝恩的幸运帽》，安娜丽莎·伍洛芙发表的有关派拉和弗里德里卡的系列读物等，均表现出作者对孤独和被误解的儿童心理的深切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受英美文学的影响，现实主义作品开始在瑞典崭露头角，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除前面提到的玛丽亚·格莱普、贡纳尔·林德以外，还有一些作家擅长于表现青春期的少年人在走向成熟时的各种困惑，例如做过新闻记者的贡纳尔·贝克曼，她的作品常常能够抓住瑞典少年儿童教育中的某些热点问题，例如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的以少女米娅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就通过主人公的未婚先孕深入探讨了青春期生理与人格成熟的关系。另外，海尔堡、麦特森等人的作品中，还涉及了少年儿童面对爱情、死亡、失意时特殊的心理体验。此外，描写两性关系、家庭冲突和吸毒等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个时期的少年文学创作特点较突出，语言自由开放，注重写实。

哈里·柯曼和玛莎·山伍尔·伯格斯通在他们的作品中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因勤劳而成功的生活经历，这在瑞典作家中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柯曼也是一位历史小说家。多产的麦迪斯·安塔斯塔特和克林·安卡斯代德一样，写出了美丽的带有幻想色彩的家庭题材的故事，后者的《医生的孩子》（1963）描写的是“马和马车”时代一个小镇的静谧动人的生活情景。在儿童图画书的编创和制作方面，山伯格兄弟、芙格尔和纳西则发扬了比斯柯的传统。幻想作品方面，林格伦特、安诺斯塔特、霍姆伯格和海尔森等人都有出色的成绩。儿童诗在当代瑞典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艺术品种，这方面有一位优秀的诗人是布尼特.C.霍尔德斯特。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瑞典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逐渐开始走下坡路，童话和科幻故事却有了新的发展。儿童文学不再以传播知识为重点，而是强调娱乐性和幽默感，努德奎斯特的《煎饼糕》则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与20世纪70年代儿童文学的灰暗色彩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品色彩明朗、充满欢乐。目前，瑞典每年出版的儿童书籍数量在北欧国家中仅次于丹麦。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的儿童文学以其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特别是在面对现代社会中的少年儿童的现实主义方面，显现出独立和崭新的形象，在世界儿童文学中占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