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女性小说家群

20世纪5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真正开始独立发展的历程，一批女性作家在书写家庭故事的同时，也注重捕捉、刻画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同时作品中也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土地归属感。南·昌西、琼·菲普森、马维斯·索普·克拉克（MavisThorpeClark）、派翠克·瑞特森、埃莉诺·斯宾塞（EleanorSpence）、赫斯巴·布瑞斯米德（HesbaBrinsmead）、鲁思·帕克（RuthPark）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重要的女性小说家。

（1）南·昌西（1900—1970）

南·昌西出生在英国肯特郡的维斯特汉姆，1912年随家人移居塔斯梅尼亚群岛。昌西曾经把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描述为“黄金时代”。她享受着相对封闭的家庭劳作，喜爱夜灯下的故事会，惊诧于这里的动物植物以及附近的山贼洞。753

塔斯梅尼亚后来成为昌西小说创作的灵感之源。在1948年的《他们发现了一个山洞》（TheyFoundACave）以后，昌西创作了一系列以塔斯梅尼亚为背景的小说，这些小说仍然追随比拉邦的传统，着重体现荒原生活的简单性和自足性。然而，昌西的创作标志着澳大利亚儿童文学方向性的转变。754

20世纪50年代，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开始在文学中发展起来。755这种现实主义以日常生活和普通生命的历险为特征，而昌西是第一位对此作出回应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创作出版的小说主要有：《世界的尽头是家园》（World’sEndWasHome，1952）、《勇敢者的财富》（AFortunefortheBrave，1954）、《丛林中的老虎》（TigerintheBush，1957）、《魔鬼山》（Devil’sHill，1958）、《秘密的朋友》（TheSecretFriends，1962）、《花斑马驹》（TheSkewbaldPony，1965）、《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猎捕》（HuntedinTheirOwnLand，1967）；5部半自传体小说《半个世界之遥》（HalfaWorldAway，1962）、《喧腾的40》（TheRoar-ing40，1963）、《幽灵岛》（HighandHauntedIsland，1964）、《丽兹的灯》（Lizzie’sLights，1968）、《灯塔守护者的儿子》（TheLighthouseKeeper’sSon，1969）。昌西还创作了两本关于原住民的小说：《坦加拉》（Tangara，1961）和《迈斯尼纳的人民》（Mathinna’sPeople，1967）。这两部小说因其表现出来的对待土著问题的新观念而被认为是昌西最精细的作品。在昌西创作的这14部小说中，《丛林中的老虎》《魔鬼山》《坦加拉》都曾赢得澳大利亚童书协会的年度图书奖；《喧腾的40》《幽灵岛》《迈斯尼纳的人民》获得该奖的提名。昌西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提名的澳大利亚作家。

昌西的关于劳瑞尼一家的三部小说，以其所熟悉和热爱的塔斯梅尼亚为背景，建构了一幅现实主义的家庭探险模式，把对“这个遥远农庄的家庭的描述编织进了拓荒者的文化神话之中”。756

劳瑞尼一家首次出现在1957年的《丛林中的老虎》中，然后是《魔鬼山》和《喧腾的40》。劳瑞尼一家住在塔斯梅尼亚山谷里的一座原木建造的错层小房子里。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劳瑞尼家最小的孩子白之，这个男孩在三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并且也发展起对“地方”的依赖感。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家庭农庄和农庄周边的荒原。

《丛林中的老虎》被誉为是澳大利亚现代儿童文学的开端。757小说的开头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经典片段：“世界，正如白之·劳瑞尼所知道的，就只是一个家——一个隐藏在粗犷的塔斯梅尼亚山间的家，像卷心菜叶上的一滴露水。”这部小说以优美的文笔和复杂的叙事，显示了建构一种备受学术和评论界关注的儿童文学样式的可能性，这个传统很快就被后来的一群作家，如柯林·蒂尔、赫斯巴·布瑞斯米德、马维斯·索普·克拉克、埃莉诺·斯宾塞、鲁思·帕克、西蒙·弗兰士、约翰·马斯顿、盖瑞·克鲁等等继承发扬，他们把复杂和多义性带进了儿童小说当中。758

在《丛林中的老虎》中，男孩白之被描绘为一个自然的监护人，也是野生世界的保护者。塔斯梅尼亚山谷的“秘密”——一只幸存的袋狼，只有劳瑞尼一家和山谷中的一个隐士老亨利知道。老亨利拒绝与外部世界的事务有所联系，劳瑞尼家的大人也担心他们生活的相对封闭的山谷被外人所知。起初，白之并不能理解这一切，所以当两个科学家希望能捉到这只袋狼时，白之被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友好的态度所诱惑，但是当两个科学家打算拍摄袋狼的照片，并将之公布于众时，白之意识到如果有外来的入侵者，他们所在的山谷就不会再是一个野生动物的乐园，家园意识开始在白之心中生根，他连哄带骗赶走了这两个人。

白之的单纯、谦逊、友爱以及值得信任的品性在《魔鬼山》中有了对照者：他的表兄萨米、表妹保恩和舍派尔。相比于《丛林中的老虎》，《魔鬼山》的情节要松散得多。这几个孩子性格的刻画似乎才是昌西笔触聚焦的地方。一只走失的小牛引发了白之和他的表亲的探险之旅，他们为了搜寻这只小牛宿营在外，并且来到了遥远的岩石层——魔鬼山。一路上，萨米表现得心机很重，不断使小聪明，而且还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尽管到最后，在白之的影响下，有所收敛，但总的说来，是个不太可靠的家伙。保恩则是个胆小的姑娘，白之对她比自己的哥哥对她要有耐心得多。最后，保恩鼓起了勇气，自信心也增强了，并且还找到了走失的小牛，把它带回了农庄。《魔鬼山》因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在1988年还被改编成了一部电视剧。

《喧腾的40》是劳瑞尼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这本小说中，昌西仍然显示了其人物性格刻画的长处，不过故事中过多的巧合使得情节不太可靠。白之和爸爸以及爸爸的一位老朋友一起前往大卫港去寻找金子，他们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叫内德的流浪儿，他被遗弃在那儿已经好几年，后来才搞清楚原来内德是塔斯梅尼亚山谷中隐士亨利失散已久的侄子。他们把内德带回山谷，和他叔叔生活在一起，并且和白之一块进了学校。在学校，白之再次与自己心机很重的表兄萨米相遇，他期待萨米能帮助自己克服面对学校的种种不适，可萨米再一次令他失望了。白之沉浸在想家的悲伤情绪中难以自拔，直到他意识到内德更需要自己的关照，才渐渐走出阴霾。昌西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白之和内德在山谷和校园的奇遇与经历，特别是对内德境遇的叙述令人惋惜同情。

像布鲁斯的比拉邦一样，关于劳瑞尼一家的三本系列小说，呈现了一幅位于远离城市的山谷丛林的理想化拓荒者的家庭图景。这个乌托邦似的山村世界推崇的是坦诚直率的品性，遵守的是勤劳的道德准则。

《坦加拉》是一部历史幻想小说，是昌西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它是第一部探索塔斯梅尼亚地区原住民境遇的小说。在坦加拉，女孩莱克思发现了曾祖母瑞塔的一串贝壳项链，由此来到了瑞塔少女时代的世界，开始了一场瑞塔曾经经历过的历险经历。在这个“从前”的世界，莱克思遇见了一个塔斯梅尼亚土著女孩默瑞娜，她管莱克思叫“瑞塔”，两个女孩变成了好朋友。

在其中一个叙事情境中，默瑞娜轻轻跺一下脚，静静盯着莱克思的脸，轻声说道：“我总是知道你什么时候想见我，瑞塔，我总是知道。”她说话的语气令莱克思想哭。片刻的沉默之后，莱克思欢快地喊道：“我很快就回家，你会来和我一起玩吗？默瑞娜！”然而，比家更早到来的是一场可怕的梦魇：莱克思亲眼目睹了默瑞娜及其族人被残酷地大屠杀的场面。她后来才知道，自己遇到的默瑞娜和其他土著在很久以前，在曾祖母瑞塔的少女时代就已经全部死了，自己所经历的惨景就是少女时代的瑞塔所经历过的。

尽管这部小说是从白人女孩莱克思的视角进行叙事的，但昌西带着同情和理解对塔斯梅尼亚的土著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这种书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原住民的声音开始出现并加强，原住民开始坚持认为自己的历史应该在社会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许多作家对待原住民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759昌西就是其中之一。1967年她的《迈斯尼纳的人民》也写到塔斯梅尼亚的土著境遇。但这一次，昌西就采用了土著的叙述视角，探究了塔斯梅尼亚土著在与白人接触之前的生活，以及后来如何被白人带到别处，如何期待着返回家园，如何悲惨地死去。小说中许多对原住民的叙述并不准确，可是白人对塔斯梅尼亚土著的误解和错待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昌西塑造了一个好奇、勇敢、自尊的土著勇士形象，故事也充满激动人心的张力和冲突。

昌西的人物刻画带着清晰强烈的心理纬度，她对土著的同情理解态度以及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环境意识，为后来的其他作家，特别是一些女作家开辟了道路。

（2）琼·菲普森（1912—2003）

琼·菲普森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沃瑞威，父母都是英国人。童年时代，菲普森多次往返于澳大利亚、英国和印度之间。她曾就读于弗兰山姆学校，毕业后不久又作为图书馆员就职于该校，并且在校长的支持下，创办了弗兰山姆出版社。关于自己的写作动机，菲普森谈得很少，但是多年的旅行经验和1944年结婚后住在新南威尔士一个城乡交集的农场的生活刺激并培育了她创造性的想象力，也导致了一大批关于儿童之间探险与友谊的小说作品的诞生。从1951年开始写作，到1988年辍笔，菲普森共创作了29本小说，一本历史书籍，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她的小说也曾多次获奖，其中《祝骑手好运》和《家庭阴谋》曾获得澳大利亚童书协会年度图书奖，《它发生在一个夏日》和《边疆骑手》也曾获得该奖提名。

菲普森早期的小说大都是比较直白的乡村探险故事，其中饱含着一股独特的澳大利亚“风味”。如在《祝骑手好运》（GoodLucktotheRider，1953）、《家庭阴谋》（TheFamilyConspiracy，1962）及其续篇《巴克家的威胁》（ThreattotheBarkers，1963）、《塞克思和斯利弗》（SixandSilver，1954）、《它发生在一个夏日》（ItHappenedOneSummer，1957）、《边疆骑手》（TheBounda-ryRiders，1962）等小说中，菲普森描写了澳大利亚乡村家庭生活的快乐与压力，把故事中人物的探险设置在一幅幅强烈的现实图景中，荒原、洪水、丛林大火、干旱都被真实、细节化地呈现出来。当时的一位评论者在评价《祝骑手好运》时，就曾热情赞誉道：“这是一个温暖人性的故事，一个家庭故事，其背景设置真实得令人信服，它毫无偏差是澳大利亚式的。”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