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民间口耳相传的适合儿童听赏要求的口头儿童文学，这有儿歌（童谣）、童话、传说、寓言、笑话等，其中尤以儿歌、童话为富；二是古代文人著作中某些适合儿童接受机制与审美情趣的作品，这包括专为儿童写的文学读物（如《日记故事》）、儿童自我选择的读物（如《西游记》）以及儿童自己创作的某些精彩之作（如《咏鹅》）。“文学性”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文学的发展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儿童文学也是如此。从古代儿童文学（包括口头与书面两大类）整体现象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古代口头儿童文学十分丰富，但被保存记录下来的不多；（2）古代书面儿童文学非常稀少，尽管我们扩大了儿童文学的“范围”，但成功之作毕竟不多。我国古代儿童文学从总体上来说是落后的，它长期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的与年幼一代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很不相适应的状态。与同时代的古典成人文学相比较——古代儿童文学比之文学样式完备、内容包罗万象、作家诗人济济、巨著名作成林的古典成人文学，它所取得的实绩实在是太小太小了，这是一个使人十分遗憾而又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而且以其与同时代的外国儿童文学相比，也有一定的距离。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滞后的三重原因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祖先崇拜、老者本位与父为子纲的民族文化心理造成了儿童观的错误及对儿童世界的蔑视。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自己特殊品格的文化，宗法制度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中国的宗法制度早在氏族社会即已初步形成，由于我们的先民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是由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因而氏族社会的解体完成得很不充分。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被大量地遗存下来，并经过后代统治阶级及其儒家的加工改造而获得很大发展。其中家族观念的不断加强使得早期华夏先民的祖先崇拜心理在社会组织形态上物化为祭祖敬宗的仪式，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则逐渐演变为具有文明形态与自觉要求的老者本位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父权家长制家庭和夫权制婚姻制度一直是中国宗法社会的基础。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恒久与固滞以及我们民族生存活动的地理环境的封闭自足性正是使得祖先崇拜、老者本位的观念得以扎根发展的适宜土壤，这种观念经由父权制家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遗传基因，深刻影响到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儒家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封建宗法制度在政治伦理方面的最高体现，它像无形的精神枷锁，牢牢地禁锢着人的思想，束缚着人的自由，压抑着人的个性。祖先崇拜、老者本位与父为子纲三方面拧成的合力，势必虐杀幼者的人格与天性，蔑视幼者的社会地位及对其身心特征的尊重与理解。当整个民族都浸淫在这种普泛的集体心态中，由成年人统治的这个社会在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念方面（即“儿童观”）就不可能会是正确的，儿童世界的被放逐乃是一种必然的定势。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5周作人说：“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从古以来儿童“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6。在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不被承认，儿童的身心特征与自然天性不受尊重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精神食粮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艺术也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其次，从中国的文学传统考察，“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说教是束缚古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学源于五经，“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基础理论，只不过道的性质因时而异罢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学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过独立的品格，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达到政治、道德、伦理、教化目的的实用主义工具。所谓要“事父事君”“有助王化”，“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首？”（《朱子语类》）深受儒家功名意识与入世精神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家，总是将自己的视野过多地凝聚于政治与伦理方面，形成了一种关心和热衷政治的习惯定势，有关治国之道、安邦之策、为君之方、牧民之术、道德人际、纲常伦理以及一旦失落后的清静无为、超世游仙、山水隐逸一直是文学表现与张扬的切身命题，而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对人类生成与发展的一些本体性与永恒性的命题作象征的表现和形而上的思考——却被相对忽视了。在这样的文学观念、文学传统制约下，放弃对最富于人类自由天性与最接近人类自然灵性的儿童精神世界的关注与展示，放弃对契合儿童精神需要的文学作品的创造，则是很自然的事。“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经书正是‘载道之文’——引者注），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7

再次，从中国的教育传统考察，封建教育的弊端也是窒息古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原因之一。对此，鲁迅、郑振铎等五四时代奋力拓展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代先驱曾作过十分深刻的揭示。鲁迅一再强调社会对于儿童“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8，批判封建教育将儿童弄得“低眉顺眼，唯唯诺诺”9，“满脸装出死相”10，这不但是对儿童精神的虐杀，也是对民族精神、民族未来的虐杀。郑振铎尖锐地指出，封建教育是“以养成顺民或忠臣孝子为目的，而以注入式的教育方法为一成不变的方法。对于儿童，旧式教育家视之无殊成人，取用的方法，也全是施之于成人的”，“他们根本蔑视有所谓儿童时代，有所谓适合于儿童时代的特殊教育”；根本无视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接受能力，而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太早熟的全盘的给了他们”11。其结果，使天真活泼的儿童训练得“少年老成”，成为“早熟半僵的果子”。这种全盘抹杀儿童心理，束缚儿童个性的弊端，严重地影响到与儿童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古典儿童读物，以致造成绝大多数读物的思想内容远离儿童情趣，很不适合儿童年龄的心理特征；加之又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气板着脸孔把“圣贤大道理”硬灌给儿童，故而生硬枯燥，充满教条，味同嚼蜡。同时，由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使古代儿童从接触书本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科举包袱，从小所接受的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的教育，都是为将来的科举作准备，儿童的活泼天性、想象世界、游戏精神被抹得一干二净。在这样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制度统辖下，自然谈不上对儿童精神领域、儿童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重视与创造了。凡此种种，使我国古典儿童读物的内容与形式受到了严重的窒息与局限，被束缚在壁垒森严的封建伦理与封建教育的樊篱中。作为古典儿童读物之一种的古代儿童文学，也就命途多舛，举步艰难了。

近代儿童文学景观

文学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儿童文学是随着儿童的被“发现”而产生的。从世界文学史的范围看，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只是在近代社会里才诞生的。这是因为，“根据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儿童教育的要求，根据儿童年龄特征的要求而专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它的产生，必然与人文主义的提出，启蒙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崛起，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开始，儿童教育科学、儿童心理科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关系”12。只有冲破了封建的宗法专制、禁欲主义等的樊篱，人的个性得到解放，“人”的存在才可能受到重视与承认，于是才有可能发现儿童，并进而发现与发展专门为儿童服务的儿童文学。正如日本儿童文学研究家上笙一郎所说：“儿童文学这种为儿童的文学，只能产生于有着承认儿童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资格并保障他们作人的诸项权利的儿童观的社会。根据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儿童观，并不存在于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各社会，而只有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才可能出现。”13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勃兴，近代中国文化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精神文明有了新的进步，妇女解放、个性解放初露端倪，儿童教育开始受到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儿童教育紧密相关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开始出现引人瞩目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十分令人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