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一个淘气孩子佩挂作为成人标志的饰物骨锥和骨玦,装出一副大人模样的天趣憨态。它以幽默、戏谑的笔触,生动刻绘了儿童天真烂漫、稚气可掬的生活情趣和心理,表现出大人对孩子的一种似嗔实喜、明责暗怜的天伦乐趣。
韵文类口头儿童文学在明清时期有较多的文字记载。明代杨慎(1488-1559)的《古今风谣》收录了不少童谣。吕坤(1536-1618)的《演小儿语》(1593年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儿歌专集,共收儿歌童谣46首,这是吕坤根据他在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地收集到的民间儿歌改编而成的,所谓“借小儿原语而演之”。清代又有郑旭旦的《天籁集》、悟痴生的《广天籁集》、范寅的《越谚》、意大利韦大利的《北京儿歌》、美国何德兰的《孺子歌图》等,它们搜集整理了数百首民间儿歌童谣,使我们得以管见古代儿歌的风貌。如郑旭旦的《天籁集》收江浙儿歌46首,其中多数出于杭州、绍兴一带。就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四类:或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如“大雪纷纷下,柴米都涨价,乌鸦满地飞,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或重在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如“一颗星,挂油瓶,油瓶漏,炒黑豆,黑豆香,卖生姜”;或为娱乐儿童游戏玩耍,如“摇呀摇,摇到外婆桥”“火焰虫,的的飞”;也有以自然山水景物与农事耕作为内容的儿歌,如“月光堂堂,照见汪洋,汪洋水,漫过菱塘,风吹莲子香”等。
古代散文类口头儿童文学品种多样,这有民间神话、童话、笑话、传说、寓言等,其中尤以民间童话最为丰富多彩,对历代儿童的影响也最大。民间童话是最古老的口头创作形式之一,具有丰富的想象与浪漫色彩,十分契合少年儿童喜欢幻想的心理特征;民间童话通常表现超自然的英雄故事,以及巫术手法、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灵物崇拜等观念,这又与与原始思维同构对应的儿童思维机制十分贴近。因此,民间童话一直是古代儿童喜闻乐见的主要口头文学形式。但是,这一重要文学现象长期未能得到学人的关注,直到1914年周作人发表《古童话释义》一文,这才引起文坛重视。周作人认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今略举数例,附以解说,俾知其本来意旨,与荒唐造作之言,固自有别。”他列举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支诺皋》中的《吴洞》、《》与晋代郭璞撰《玄中记》中的《女雀》三篇作品,证明我国早已有“成文之童话”,并提出发掘古代民间童话遗产“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周作人在1914年发掘的这些“古童话”,虽然还不是真正最古老的童话,但由于是一千多年前文人记载下来的中古时期的民间童话作品,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并已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注目。
诸如《吴洞》、《》、《女雀》之类的古童话,在古代志怪、笔记小说中曾有数量可观的记载,只要我们认真发掘,不难找出闪光的珠贝。据初步考察,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为多,如晋郭璞的《玄中记》、干宝的《搜神记》、旧题东晋陶潜撰的《搜神后记》、荀氏撰的《灵鬼志》、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晋末宋初无名氏的《齐谐记》、南朝祖冲之的《述异记》、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等,都有精彩的民间童话文本。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著名童话有《吴洞》、《李寄斩蛇》、《白水素女》。 《吴洞》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灰姑娘型童话,载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卷之一《支诺皋》(中华书局1981年出有新版)。故事描写南方吴洞孤女叶限的神奇经历。叶限是一位聪慧勤劳而又富于同情心的少女,但她备受后母虐待,被她救获的一条神鱼竟被后母凶残地诱杀。有一次叶限穿上向鱼骨祈祷而得的翠衣金鞋,悄悄出去参加洞人的节日集会,但被后母觉察,慌乱之中失落一只金鞋。这只金鞋后来传到毗邻海岛上的陀汗国王手上。国王命令一国女子试穿金鞋,借以寻找它的主人,最后终于找到了叶限,并与她成婚。孤女叶限这只得而忽失、失而复得的金鞋,正是世界各地“灰姑娘型”童话故事的关键情节,并以此区别于一般后母虐待孤女的故事的特殊标志。叶限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灰姑娘”形象,她比法国贝洛尔所采辑的《玻璃鞋》(灰姑娘故事)还要早1200多年,比意大利巴西尔的记载则要早七八百年1,这已为许多学者所认定。《李寄斩蛇》是晋干宝《搜神记》中的名篇。童话由三个主要情节“蛇妖为害、李寄应祭、穴口斩蛇”组成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并突出使用对比手法和细节描写,如将“头大如斗,目如二尺镜”的大蛇与十二三岁的弱小少女形成对照,将李寄引蛇出洞时的机智沉着与洞内被害九女的怯弱形成对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品以不到400字的短小篇幅,生动刻绘了一个智斩蛇妖、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她的聪颖、智慧、勇敢和善良的品质,令人难以忘怀。《白水素女》是著名童话《田螺姑娘》的原型,见《搜神后记》,其本事又见晋束皙的《发蒙记》。故事描写青年农民谢端在溪间得一白色大田螺,放在水缸养着。不料田螺壳内竟藏着天河仙女,每日为他“守舍炊烹”。当他窥破这个秘密后,天河仙女也就离他而去,留下的田螺壳,常贮米谷,使谢端娶妻立室,过上了小康生活。古代民间童话凝聚着历代劳动者的智慧与情感,经过千百年的口耳相传,已成为千锤百炼的精美艺术品,同时也感染、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正如鲁迅所说:“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2,“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3,也是古代不识字的儿童文学家。 我国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虽然丰富多彩,但还有另一面。首先,始终没有地位,始终被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上层文学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偶有形诸笔墨者,也被斥为引车卖浆者言,加以摒弃。至于“小狗叫,小猫跳”之类为儿童服务的“小玩意”更是不值一提,所以极少有人搜集整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发现过一部如同17世纪末法国的《鹅妈妈的故事》或19世纪初德国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那样的专为古代儿童采辑适合他们阅读的采风专集,同样也未曾发现有像贝洛尔或格林兄弟那样的热心民间口头儿童文学采风工作的古代作家。这是一个使人十分遗憾的事实。其次,即使有的口头创作被搜集辑录了,但那也不是为了儿童。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自言是为了“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因之,不少作品或讲神仙道术,或夸殊方异物,或谈巫鬼妖怪,皆以述奇志异为务,使被采辑的民间童话、传说,染上了神异、怪诞的色彩,袭用了迷信落后的形式,“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窒息了古代口头儿童文学的开发利用。直到五四时期,还有不少人对民间童话抱有偏见,认为“童话里多有荒唐乖谬的思想,恐于儿童有害”。再次,统治阶级还对口头儿童文学进行歪曲、窜改,最明显的莫过于古代童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童谣的实质被阴阳五行学说作了极其荒诞的歪曲,说什么它是由天上的“荧惑星”(即金星)降凡,“惑童儿歌谣嬉戏而成”,能预示人间的灾异祸福。故童谣长期以来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蛊惑人心、制造舆论的神学工具,以作为“顺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证明。古代民间的口头儿童文学,就是这样长期处于极不公正的地位,自生自灭,散佚既多,又复少人采辑,几将荡然。直到五四以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也包括口头儿童文学的工作,才在我国得到了真正的重视与发展。 我们再来看古代文人专为孩子们编写的书面儿童文学的情况。 古代书面儿童文学主要见于古典儿童读物。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联系指的是它们都是为儿童编写的,中心读者是儿童;其区别在于:儿童读物的范围比较宽泛,它包括所有适合孩子们阅读欣赏的启蒙识字读物、百科知识读物、游戏娱乐读物、美术图画读物与文学读物等。可见,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儿童读物中的一类,它的最大特点是:借助形象思维,通过语言塑造形象,用以感染、美育年幼一代。我国古典儿童读物按其内容与作用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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