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儿童文学植根于解放了的土地，体现出与同时期的大后方、沦陷区儿童文学明显不同的特色：注重描写新的人、新的世界、新的儿童精神，充满明朗向上的色调，同时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影响。曾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主任的诗人萧三，热情地为孩子们写过《抗战剧团团歌》、《儿童节》、《敌后催眠曲》等诗作，同时著文呼吁根据地的作家诗人们，应当学习苏联文坛重视儿童文学的精神，拿起笔来描写“作着不少英勇的动人的抗战建国事业”的“八路军的‘小鬼’”，描写根据地新的儿童生活和儿童世界：“希望作家、诗人们在下决心面向工农兵大众的时候，不忘掉这一年少的读者层。希望中国也有许多真正的儿童文学专家”101！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作家孙犁，在《谈儿童文艺的创作》102一文中，也提出过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边区的孩子们已经参加了战斗，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的、战斗的科学教育。今天用艺术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思想感情加速健康地成长，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之一”。这些意见正是根据地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与艺术追求。

儿童诗创作在根据地儿童文学中显得较为活跃，延安的刘御、田间、萧三、韩作黎、贺敬之、柯岗等都写过精彩诗章。刘御（1912-1988），原名杨春瑜，云南临沧人。早年在上海、北平求学，1937年秋到延安，长期在边区政府教育厅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编写与儿童读物创作。1939年边区教育厅石印出版了他的儿歌和儿童诗集《新歌谣》，这是延安出版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集。延安还出版过他的《边区儿童的故事》（1940）、《儿童歌谣》（1946）等。刘御的作品与延安诗人保持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善于借鉴陕北民歌和传统儿歌的艺术形式，句式整齐，押韵易诵，诗的语言充满生活气息的新鲜单纯和儿童情趣，突出表现了根据地儿童乐观向上的精神风采。如《礼拜六》：“一二三，/一二三，/一走走到王家滩。/王家滩有个王大娘，/她的儿子抗战在前方。/叫一声，王大娘，/今天又是礼拜六，/我们给你来帮忙。/要挑水，/挑得满瓮又满缸。/要推磨，/磨儿推得呼呼响。/要写信，/我们带着笔墨和纸张，/要听前方的好消息，/我们个个都会讲。”

刘御的其他诗作《这小鬼》、《两个小鬼》、《小脚苦》、《少先队队歌》，田间的《儿童节》、《菠菜》，韩作黎的《小朋友》，贺敬之的长篇儿童叙事诗《牛》，柯岗的《红高粱》等，都是延安儿童诗创作的重要收获。

与延安儿童诗深受陕北民歌等民间文化的影响不同，活跃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诗人作品，大多接受了五四以来新诗的影响，诗的形式自由奔放，诗的语言洗练灵动，追求意境的营造与抒写的力度。如邵子南的《中国儿童团》，高展恩的《游击队的小鬼》，陈辉的《妈妈的孩子》、《到柳沱去望望》，姚远的《小木枪》、《边区儿童团》，陈垅的《金星星》，孙犁的长篇叙事诗《儿童团长》，郭小川的《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卞之琳的《放哨的儿童》，田子的《孩子哨兵》，高光的《小侦察员》等。试看邵子南的《中国儿童团》：

这里

我们农村的小鬼

当夜深如海的时候

把标语贴到

临近的

敌人的据点去

——城是我们的！

下面署着：

——中国儿童团！

作品以洗练的笔触，勾勒了儿童团员深入敌营的战斗画面，充满自豪的激情，凸现出抗日少年蓬勃的英气与灵性。

根据地儿童诗流传最广的是阮章竞的《牧羊儿》（1940）和方明的《歌唱二小放牛郎》（1940）。前者以民歌体的回环复迭形式，很有韵味地抒发了牧童的艰难生存环境和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后者用质朴沉郁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为了人民大众的生命安全，机智地把日寇引到八路军埋伏圈而英勇献身的抗日小英雄形象，全诗感情强烈，撼人心弦。这两首诗被谱上曲子后，一直广为传诵，与同时期安娥在上海创作的《卖报歌》（1939）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儿童歌曲。

根据地民主自由的空气和重视儿童教育的氛围，造就了一批新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严文井即是其中最有实绩的作家之一。严文井（1915-2005），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30年代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即开始发表散文作品，1937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1938年到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5年冬去东北，从事《东北日报》的总编辑工作。严文井的儿童文学创作以童话寓言为主，在延安期间写了《四季的风》、《胆小的青蛙》、《红嘴鸦和小鹿》、《小松鼠》、《南南和胡子伯伯》、《风机》、《大雁和鸭子》等9篇童话，1941年以《南南和胡子伯伯》为书名，交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和当时许多童话创作的模式不同，严文井童话不直接切入当下社会问题，也不简单地配合政治，而是坚持从儿童的思维特征出发，从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出发，审美化地表现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评价和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在童话艺术方面，强调“运动中的美”，在动与静、虚与实、美与丑的对比描写中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性格。“风”与“病孩”是《四季的风》中两个不同的形象，一动一静，一实一虚。流动的风在春夏秋冬四季照顾与安慰病榻上的苦孩子，两条线索、四次相会营造出一种情挚意切的氛围，充分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爱。作家之所以这样描写，正是由于苦难中的现实太少“爱”了，孤儿的遭遇尤其如此。《南南和胡子伯伯》讲述了一个叫南南的孩子在梦中的经历。梦中的南南听一位胡子伯伯讲述如何进入“快乐谷”，如何在不断的呵欠声中愉快地磨完了麦子，环环相扣、不断展开的运动过程很好地满足了小读者“后来呢/后来呢？”的急于知道故事结局的心理。作家赞美了劳动，肯定了尊重人、帮助人、助人为乐的行为方式，想象的奇特与盎然的情趣，使作品充满活跃的童心美。《丁丁的一次奇怪的经历》是严文井在1948年写的作品，这篇童话在幻想的空间里展开一个寻找“勇气”、不断“探索”的故事，用童话人物的行动象征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即将获得光明未来的结局。严文井童话是继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贺宜之后出现的另一种童话创作模式，同样沉潜着五四以来童话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又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注重作品的审美化、象征性与哲理意蕴，强调在运动中表现美。这种特色来自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来自对儿童思维与儿童精神的熟悉把握，也来自对童话艺术的不断革新和求索。

根据地、解放区的儿童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儿童的斗争生活，格调高昂向上，在整个4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占有突出位置。诸如孙犁的《一天的工作》、秦兆阳的《小英雄黑旦子》、周而复的《小英雄》、萧平的《小路子》、胡海的《侯疙瘩和他的少先队》、柯蓝的《一只胳臂的孩子》、董均伦的《村童》、刘克的《太行山孩子们的故事》、韩作黎的《小胖子》、苏冬的《儿童团的故事》、吴蓟的《人民的儿子》、曹汗的《袁小鬼》等。尤其是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察员》、管桦的《雨来没有死》，把根据地、解放区的儿童小说创作推向了新高度。这些小说都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根据地少年儿童机智勇敢的战斗故事，但各有特色。华山的《鸡毛信》情节曲折，结构严密，充满悬念，具有传奇色彩。小说以14岁的牧羊娃、儿童团长海娃为八路军送信为线索，全部情节围绕着鸡毛信而展开：海娃赶着羊群，要在第二天傍晚前把信送到三十里外的八路军指挥部，不料半路上遇到了进山抢粮的鬼子兵；海娃急中生智把信拴在老绵羊的大尾巴后面，侥幸躲了过去；但一路上又发生鬼子杀羊饱腹—丢失鸡毛信—寻找鸡毛信—逃离敌人魔掌—又被敌人逮住等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整个故事环环推进，一波九折，险象丛生，吸引小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小说突出刻画了海娃大胆机智、沉着镇定、随机应变的性格特征，但同时也描写了他的幼稚、好玩与冒失。他是英雄，也是孩子，是一个不失孩子特征的英雄；正是严酷的战争环境，才使稚气未脱的孩子迅速成熟了起来。这样的儿童形象，真实可信，亲切自然，因而能赢得小读者的广泛喜爱和崇敬。

同样是塑造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形象，峻青的《小侦察员》和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则是另一种风格。这两篇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甚至说不上有多少情节，而是选取生活中的几个富于典型意义的横断面，精心刻绘人物的性格和成长。《小侦察员》突出描写了儿童团员小信子的“小”字。小信子刚满十岁，最爱去海滩捉螃蟹，最爱吃杏子，鬼子的“扫荡”毁灭了他的童年梦，仇恨使他决心要像“打死螃蟹那样打死个鬼子”。这个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光着腚的孩子”，跳蹦着满街跑，满屋钻，暗暗记住鬼子的枪支和岗哨，把情报送给八路军。特别是有一次当鬼子大队人马出去“清剿”时，竟突然奇怪地倒下了一大片，原来是小信子将从八路军那里带回的毒药撒在鬼子的面里。小光腚成了“皇军”肚子里的一颗炸弹，成了真正的小侦察员。《雨来没有死》一开头就铺叙了晋察冀还乡河芦苇遍地的景色，突出描写了雨来“像个小泥鳅”似的游泳本领。在不长的篇幅里，通过雨来夜校上课—淘气跳水—智救侦察员—潜入还乡河等几个片段，把一个机智勇敢、活泼可爱、“有志不在年高”的小雨来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难忘印象。根据地、解放区的儿童小说实践，不但丰富了现代儿童文学新的人物形象，而且也为儿童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