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从抗战现实中取材,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抗日战争,这是战时儿童剧创作的基本特色。熊佛西、许幸之、吴祖光、石凌鹤、董林肯、吴新稼、塞克、丁克等一大批剧作家,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优秀剧作。为了适应战时演出环境与条件,儿童剧创作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既有适合街头、工矿、农村演出的短剧、活报剧、小歌剧,也有适合学校、剧场舞台演出的独幕剧、童话剧以至大型多幕剧。1938年,熊佛西创作的《儿童世界》在成都公演时,他为其发表文章说: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全面抗战”时期,儿童戏剧必须直面现实,发挥其组织儿童、动员儿童,“教他们仇日,教他们抗日”的战斗作用,“儿童今日的表演,不是一个寻常的戏剧表演,而是一个新的教育活动”,这是“中国儿童抗敌示威的一个大运动”97。许幸之在《论抗战中的儿童戏剧》一文中,强调剧作家“必须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与对新时代的坚定信心,必须喜欢和熟悉儿童;儿童戏剧的题材,“应当采取最积极的,最现实的,最有教育意味的,最能引起儿童关心和儿童兴趣的”,在神圣的抗日战争时期,这就是现实的战斗生活,以及那些“巾帼女儿们的为国捐献,民间志士们的为国殉身”,表现“尽忠报国的壮烈精神”的“最积极而具有历史性的题材”。
抗战时期,各地儿童剧团演出的剧作主要有《帮助咱们游击队》(吴新稼编剧)、《捉汉奸》(塞克)、《街头》(丁克)、《仁丹胡子》(塞克)、《古庙钟声》、《最后一课》(许幸之)以及《炮火下的孩子》、《敌人打退了》等。武汉失陷以后,“抗战进入第二期的时候,儿童戏剧有着飞快的进步,尤其是在艺术的水准上提高了很多,在创作方面,有归来的《两年来》(四幕)及《反攻》,《打日本》(佚名),舒强的《为了大家》,厦门儿童剧团的《我们是一群小瘪三》、《铁蹄下的孩子》(三幕),孩子剧团的《把孩子怎么办》,新安旅行团的《敌后孩子》、《谁拿的》、《支那孩子》(三幕)、《帮助大哥哥打游击》,还有许幸之的《小英雄》、《七夕》,吴祖光的《孩子军》,张季纯的《上海小同胞》,熊佛西的《儿童世界》98,等等。活跃在大后方的昆明儿童剧团、桂林儿童剧团,尤其是经过数千里艰苦跋涉,从上海、安徽来到重庆、桂林的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编创、演出了一系列儿童剧新作,在大后方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1941年,孩子剧团在重庆演出的六幕儿童剧《乐团进行曲》(石凌鹤编导)和根据张天翼童话《秃秃大王》改编的大型多幕童话讽刺剧《猴儿大王》(石凌鹤编导),由于直接反映少年儿童的抗日救亡活动,表达向往建设新中国的心情,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因而一时轰动山城;《乐园进行曲》持续演出一个多月,场场爆满,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新华日报》及重庆其他报刊多次发表评论,称赞孩子剧团的演出是破天荒的创举。新安旅行团在总结抗战儿童剧运动的专文99中,充分肯定了广大儿童戏剧工作者与各地儿童剧团的成绩,认为“抗战促进了儿童戏剧”“儿童戏剧帮助了抗战也很大,在抗战中成群的儿童们组织起来了,他们利用戏剧宣传民众”“影响了成千万的百姓,参加到抗战阵营中来”。但同时也指出儿童剧创作存在的“成人化”与“千篇一律,差不多都是汉奸,聪明的小孩,和最后的胜利”等公式化的倾向。抗战儿童剧运动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写下了闪光而凝重的篇章。由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最广泛、最直接地投入到作品的编创与传播中来,通过自己的表演和语言直接与小观众进行精神对话,一起完成作品的最终创作,这对普及儿童文学,提高儿童戏剧的艺术品位,无疑都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实践与促进。
“孤岛”上海的儿童文学
与大后方儿童文学遥相呼应的沦陷区儿童文学,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长。特别在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在被称为“孤岛”的外国租界,从1937年11月上海四周沦陷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以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坚持抗日爱国宣传和儿童文学活动,先后形成了少年出版社与《少年读物》两个主要阵地。少年出版社系由苏苏主编的《儿童读物》发展而成,成立于1939年,尽管条件极端艰难,但还是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儿童文学工作者,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办止,在两年多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了25种儿童文学集子。贺宜的童话《凯旋门》、《木头人》,苏苏的童话《新木偶奇遇记》、小说《小癞痢》,笑苹的图画故事《小牛》、童话《牛皮阿狼》,包蕾的剧作《祖国的女儿》、《雪夜梦》,乐观的儿童集《晨钟之歌》,戈章的《少年歌集》,以及少年习作选《永不忘记的一天》,苏苏编辑的《少年文艺丛刊》等,都经少年出版社出版,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小学教师进修会”在中小学校散发,有的还通过各种渠道发行外地。苏苏在《少年出版社缘起》(1938)中宣布的“为着维护我们祖国的幼芽”“写一些切实的儿童读物”,告诉炮火中的孩子们“血淋淋的现实”的出版方针,正是该社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少年读物》的主编是曾写过《囚绿记》、《海星》等以风格清丽著称的散文作家陆蠡(1908-1942)。这是一份大32开本的半月刊,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创办于1938年9月。巴金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过《做一个战士》、《别广州》、《“重进罗马”的精神》、《最后的消息》等散文,对国难深重的少年朋友,寄予殷殷期望,热诚要求他们做一名“追逐时代洪流”的战士。靳以仿照当年冰心写的《寄小读者》那样情意绵绵的文笔,从大后方重庆寄来《寄小朋友们》、《短简:寄弟弟》等一篇篇散文,抒写着他对沦陷区故土故乡的眷念,鼓励少年朋友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少年读物》还发表了萧乾的《贵阳书简》、李健吾的《北平》、芦焚的《河》、《春之歌》等散文,这些作品或忆旧或怀乡,但都以高亢的情调,表达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作为《少年读物》主编的陆蠡也以“圣泉”为笔名,在该刊发表过《檐榴》、《尘》等科学文艺作品。1942年,《少年读物》被日本侵略者查封,陆蠡被捕后惨死狱中,为抗战儿童文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孤岛”儿童文学工作者面对恶劣的文学外部环境,克服重重困难,曾开展过儿童戏剧的编演活动。如囡囡剧社演出过龚炯的《少年笔耕》、《懒小姐》、《儿童节》,曾惠的《家庭教育》、《猩猩王》,骆印的《校长先生》,宋越的《消化不良》等剧作。此外中国模范儿童剧团、忠艺剧团儿童组、女子剧团等也演出过一些儿童戏剧。但总的说来,“孤岛”时期的儿童剧创作演出情况比较复杂,大多反映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问题,而不能像大后方儿童剧那样直接呼唤抗日打击敌人。处于敌、特、顽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孤岛”儿童文学只能采用间接、曲折的形式,巧妙地展现抗战儿童文学,因而虚虚实实、折光反映现实的童话文学成了“孤岛”以及整个沦陷区儿童文学的首选文体。苏苏、贺宜、仇重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现代童话作家。 苏苏(1910-1984),原名杜也牧,又名钟望阳。江苏吴县人。从1933年在《无名文艺》上发表童话《雪人》开始,一直坚持童话、儿童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了《小捣蛋》、《小癞痢》(1938)、《安利》(1939)、《新木偶奇遇记》、《巧巧》(1940)、《小学徒》、《汉奸的儿子》(1941)以及《小难童》、《小奸细》、《小报童》等十多部中长篇童话、小说,成为“孤岛”时期最有成绩的儿童文学作家。苏苏的作品紧扣一个“小”字,里面的人物很多是他的儿时或是小伙伴的影子,生活气息浓郁,跳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1938年发表的小说《小癞痢》,被誉为该年度“孤岛”最佳儿童文学作品,多次重印,均销售一空。小癞痢是出生在江西农村的一位贫苦儿童,日寇的轰炸夺去了他的母亲,逃难途中又和父亲失散,成了四处流浪的孤儿。最后他找到了抗日游击队,战争的锻炼不但使他成长为出色的小侦察兵,而且经过苦学文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战斗中,小癞痢还意外地找到了也加入游击队的父亲,父子一起并肩站在为祖国而战的最前线。小癞痢是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苦难儿童的一个典型,他从一个不懂事的流浪儿迅速成为抗日小英雄,这是民族救亡的正义战争锻炼和教育了他。作品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儿童的精神风采,揭示出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密切联系。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是真实而可信的,作品的口语化特色较好地展现了战时生活图景,引领小读者一道去观察和审思整个民族生存的境况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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