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新生之光，终于在小说领域首先点燃起来，并一发而不可收，流布成奇云郁起的景观，并很快催化出象征手法、哲理反思、心理体验、悲剧意识以及散文化、荒谬感、意识流等创作现象。在这片活泼轩昂的领域，既有大胆触及时弊、针砭现实，帮助小读者认识和评价“初级阶段”社会世相的“问题小说”，如丁阿虎的《祭蛇》、王路遥的《破案记》、汪黔初的《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也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过去艰苦革命岁月的“战争小说”，如严阵的《荒漠奇踪》、陈模的《奇花》（长篇）与《失去祖国的孩子》、王一地的《少年爆破队》（长篇）、张映文的《扶我上战马的人》。既有通过儿童的视角，着力描绘两代人心灵碰撞和理解的“代沟小说”，如关夕芝的《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刘霆燕的《老人和黑帽子》、庄之明的《美》、刘心武的《我可不怕十三岁》；也有引导少男少女认识“心理性断乳”所带来的身心剧变，平衡青春期紧张、倾斜情结的“身边小说”，如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秦文君的《少女罗薇》、张成新的《啊，少男少女》、肖复兴的《中学生三部曲》（长篇）。既有礼赞少年朋友自立、自强的阳刚气质，勇敢走向人生之路的“小小男子汉小说”，如曹文轩的《弓》、陈丽的《遥遥黄河源》、蔡玉明的《脚下的路》；也有剖析失足少年的命运，拯救迷途羔羊的“工读生小说”，如刘厚明的《绿色钱包》、《黑箭》，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任大霖的《喀戎在挣扎》。既有追求小说手法的艺术创新，倾心于超前探索的“探索小说”，如班马的《鱼幻》、《迷失在深夏古镇中》，梅子涵的《双人茶座》、《蓝鸟》；也有注重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寓哲理、情理、伦理于一炉的“哲理小说”，如程玮的《白色的塔》、《孩子、老人和雕塑》。既有直面成人世界的精神创伤带给孩子世界不幸痛苦、令人警悟的“悲剧小说”，如常新港的《独船》、刘汉一的《毛茸茸的胡须》；也有表现人与动物的关系，借助艺术化的动物形象艺术地体现人的本质的动物小说，如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乌热尔图的《老人和鹿》、刘先平的《呦呦鹿鸣》、朱新望的《小狐狸花背》、李晓海的《热合买提家的狗》，等等等等。

中国的儿童文学小说创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般的热闹，这般的精彩，这般主题多元与艺术手法多样的景观。奇葩纷呈的小说创作直接铸就了新时期儿童文学“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局面，其艺术实绩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80-1985）”评委们一致认为：小说创作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成绩最为显著的门类，“其中一些作品足以与我国目前成人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媲美”，以往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单一的教育性传统与偏狭保守的局面终于被彻底打破，“它体现了作家对我们民族精神新的理解与追求”，体现了儿童文学新的美学理想与艺术性格。（1987年11月21日《文艺报》）

新时期的童话创作突破了“三段式”“兔子必须吃素”之类的封闭性故事程式与逻辑规范，以其迥异于传统的主题、情节、结构、形象乃至语言，显示出新的美学意识。新潮童话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动态的艺术空间中不断寻觅自我，充实个性，营造新的幻想艺术与审美意向。代表新潮童话创作的风格迥异的两大流派——“热闹派”与“抒情派”风靡了千万小读者。属于前者的有郑渊洁、彭懿、周锐、朱奎、金逸铭等的童话，以其天马行空、“走火入魔”式的无羁人、物组合和时、空安排，建构起一种情节离奇、形象夸张、节奏跳跃、变化多端的艺术模式。《皮皮鲁外传》、《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阿嗡大夫》、《约克先生全传》、《长河一少年》等都写得洒脱自如、汪洋恣肆，它们既符合少年儿童的接受心理与释放欲念，也适应现代节奏、现代色彩、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情感表达的总体氛围。属于后者的以冰波作品为典范的“抒情派”童话，则注重刻绘人物形象的心理、梦幻与情结，传达一种艺术氛围，描写一种情绪体验，感受一种审美愉悦，以表达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与对孩子世界的温馨关爱。冰波的《窗下的树皮小屋》、《秋千，秋千……》、《小青虫的梦》等，简直可以与安徒生的《小意达的花儿》相媲美。

新时期还有另一种风格的童话创作：将幻想艺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结合起来，使童话成为“琥珀”那般的积淀历史文化信息的艺术载体。例如，宗璞的《总鳍鱼的故事》，胡世晨的《导蜜鸟和人的故事》，班马的《它们》。新的探索还体现在对童话形象单一性格的反拨，着力塑造圆形的立体化的艺术形象，如洪汛涛《狼毫笔的来历》中那只想做好事而不被人理解的悲剧性的黄鼠狼，彭万洲《一只不愿掉尾巴的狗》所刻绘的那只大胆越轨、敢于冲破传统樊篱的喜剧性的狗。新时期的童话创作，中壮年作家依旧是中坚与翘楚，北有孙幼军，南有张秋生。孙幼军的《小狗的小房子》、《怪老头儿》，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以及吴梦起的《老鼠看下棋》，赵燕翼的《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等，曾荣获中国作协第一、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新潮童话以其张扬游戏精神的审美目的和某种超越童年经验的写作立场，结束了童年作为一种隐喻教训或图释概念的形象化教育工具的时代，使千万小读者像小鹿斑比一样，步入一个华特狄斯奈营造的卡通世界，开开心心地享受属于童年时代的梦幻和梦幻般的童话。

从成人中心走向儿童本位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二：摆脱了“成人中心论”的羁縻，确认儿童文学必须以切合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思维特征为基准的主体性原则，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一种文学样式的悲哀莫过于艺术个性的泯灭。一种文学样式的幸运莫过于本体意识的自觉。

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这是一个强烈地意识到接受对象的规定性与接受对象对文学自身特殊需求的概念。按理说来，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无须申明更不用证明的问题。可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提也不能提为儿童服务，而只能与整个当代成人文学一起跟着“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大写成人社会的斗争生活与政治运动，纳入配合成人需要、成人意志的政治轨道。虽然从未有人颁布过儿童文学要“为成人服务”的艺术纲领，但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化语境，早已将它捆绑在以成人意志为走向、以成人运动为中心的功利性、实用性上了。为成人政治服务的“儿童文学观”，使儿童文学创作不断为了一致的政治目标而朝成人文学相同的艺术范式靠拢，无论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还是艺术构思、语言运用等方面，整个创作变得越来越近似，而与儿童世界则越来越远。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审视了自己被扭曲的形象，清醒地扬弃了既成的“成人中心主义”及由此带来的苦果，在不断寻找自我的进程中，再造形象，使曾经失落的儿童本体观念得到复归，把颠倒了的服务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这种复归直接体现在对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层把握与多维表现上，体现在对少年儿童的人格独立性、自主性、自尊心、自信心的尊重与理解上。“走向少儿”已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思想与审美意识嬗变的最重要的特征，下面，试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一下少年小说系列形象的嬗变过程，这对我们理解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向少儿”的本体意识是有认识意义的。

第一系列：“扭曲型”。其特征是使人们看到斗争哲学与“初级阶段”某些腐败现象的市侩哲学留给下一代的心理创伤，以及医治这种创伤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属于这类形象的，有不自觉地当了“帮凶”、伤害同龄人人格尊严的露姐（黄蓓佳《阿兔》），有受庸俗的“关系学”影响心灵变丑而自以为乖巧的金莹莹（刘岩《被扭曲了的树秧》），有以紧俏商品作为交换代价，替同学的妈妈搞到大套间的“神通广大”的关小龙（王路遥《破案记》），有以父母官职高低调整组合小伙伴关系的“精通世故”的干部子女（汪黔初《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等等。

第二系列：“迷途型”。这一系列的小说提出的命题是：请求社会、学校、家庭理解、信任与关怀正处于转化、迷失或孤独状态中的孩子，而不应冷落、歧视，更不应伤害他们。这实际上是在呼唤孩子世界同样地需要人情、人性、人道精神，谴责蔑视少儿人格的某种社会偏见。中年作家刘厚明的《绿色钱包》、邱勋的《三色圆珠笔》、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长篇）、罗辰生的《白脖儿》，最先提出这一问题，在儿童文学领域高扬了人性的旗帜。青年作家常新港的《独船》，通过一个船家独子“独立的心灵世界”遭到父亲蔑视而造成悲剧的故事向社会大声呼吁：请理解我们的下一代，多给他们一些维系人类群体自身的爱吧！安徒生说过：“爱和同情——这是每个人心里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感情。”处于幼者、弱者、被动者地位的少年儿童，较之成人，更需要人类群体的爱；作为感化、纯化、美化孩子心灵的儿童文学，较之成人文学，更需要高扬温暖的人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