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当20世纪初西方现代儿童文学那一批原创作家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传统的古典童话可以借鉴。从德国的《格林童话》，再到安徒生童话，再到英国的卡洛尔童话等，都可从西方的古典童话中得到很多借鉴，有的甚至就是直接从古典童话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中得到启示与资源。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萌发的时候，的确是带有某种“先天不足”，我们缺乏古代的神话传统，缺乏古典的童话传统。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一开始只能从国外、从西方寻找儿童文学的资源。因而五四儿童文学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做了清理的工作。对《三字经》、《百家姓》这类传统的启蒙读物做了清理，试图建构适合现代儿童阅读的材料。第二，做了引进、翻译的工作，而且是大量的引进。这是当时儿童文学所做的主要工作。第三，做了发掘的工作。发掘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资源。比如茅盾发掘寓言，把它改编成儿童读物。第四，做了原创的工作，以叶圣陶为代表。

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在其开创、发生的阶段，曾经大面积地引进、借鉴外来的东西，其原因之一，与我国缺乏古神话、古童话的传统资源有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儿童文学的时代、社会现实语境

如上所述，从某种角度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是在一个缺乏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背景下进行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需要靠自己的打拼才能把它建构起来。

由于我们缺少神话与古典童话的传统，所以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者自然就把眼光向外，到外面寻找资源和借鉴。因此，五四时期前后，中国儿童文学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儿童文学。

这种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其集中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主要是一种幻想的、浪漫的、诗性的文学，以童话为主。从文学精神来说，这正是我们缺乏的、不足的部分。所以当时大量翻译的是以幻想型文学为主体的儿童文学。这种翻译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但是晚清时期与五四时期的翻译有着“质”的不同。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强调的是“救亡图存”的需要，是启蒙与新民的需要，是少年中国的需要。所以当时的翻译大量地把目标锁定在教育、爱国、科学这样几个层面，翻译的手法以意译为主。所谓“意译”，就是为我所取。因而这种翻译难免会对原著加以改造。晚清时期的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从成人的功利目的出发，并没有意识到要建构中国现代的儿童文学，没有意识到要从西方学习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本质性的、精神性的内涵。

到了五四，翻译就起了变化了，这就是从“意译”改为“直译”，即原封不动地把西方儿童文学翻译过来。为什么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呢？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从儿童出发、从建设我们民族自身的儿童文学出发来借鉴外来文学。采用“直译”的翻译就把西方儿童文学的题材内容、语言方法以及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都原封不动地翻译过来了。有了这种翻译，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的外来儿童文学。从西方儿童文学中借鉴儿童文学精神、儿童文学品质以及儿童文学特殊性的东西，从而为建构我们的儿童文学提供一种参照。茅盾在1936年写的《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及晚清时的翻译，他认为我们有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是从五四才开始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对建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两个作品的翻译非常典型地显现了这两个时期翻译的差异。

第一个就是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安徒生童话在五四以前就已经翻译过来了，其中有一部翻译童话影响较大，书名是《十之九》，这是用文言文翻译的。用文言文翻译在当时文言向白话转型过程中也是可取的，关键是译者要按照晚清时的背景翻译，即要“为我所取”，所以这一译本与安徒生童话原本之间自然会有一定的差距。译者总要在童话里面寻找一种微言大义，寻找一种教育性的作用，这就把安徒生童话的“儿童化”特色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杀掉了。到了五四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尽可能完整地把作品直译过来。周作人在批评晚清翻译的《十之九》时所做的分析很有意义。比如《打火匣》这篇童话，安徒生写得是非常儿童化的：“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形象鲜明，生动传神，而《十之九》的翻译则把这些生动的儿童化口语全部去掉了。

还有一个翻译作品，是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即意大利艾得蒙多·德·亚米契斯所著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的翻译。

《爱的教育》其实在20年代夏硏尊翻译之前就已经有人翻译了，译者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包天笑，当时译为《馨儿求学记》，但这个译本完全是“为我所取、为我所用”。更有意思的是，译本还带有某种改写的性质。包天笑为了适合中国的国情，在里面加入了某些中国文化背景的元素，比如清明节上坟，再如中国特色的糖果糕点。这显然不再是意大利的风情了。

20年代夏硏尊重新翻译时，将书名译为《爱的教育》——作品直译过来为《心》。因为整个作品讲的都是关于爱，师生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尤其是同学之间的爱等等，互相同情、理解、关心、宽容。夏硏尊当时是浙江上虞县春晖中学的一名教师，他在住处“平屋”里含着眼泪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翻译。《爱的教育》在二三十年代直至四十年代，曾风行大江南北，再版三十多次，成为当时中小学生必读的课外读物，可见其影响之大。《爱的教育》以后长期没有再版。直至“文革”结束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才再次将其出版。当时正是“文革”刚结束后的80年代初，很多年轻人把它买来，以为这是本关于谈恋爱的书。我曾经在火车上看到几个年轻人很认真地在看《爱的教育》，我有意问他们这本书讲的什么，他们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说，“可能讲的是谈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