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弗兰士的《机灵鬼》（Cannily，1981）中的主人公特雷弗总是“新人”，他和他的父母过着一种流动的、暂时性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家就是一辆旅行拖车，而学校则是陌生教室里一张陌生的课桌。他也总是能想出办法来应付一个又一个的新环境，但是渐渐地，特雷弗开始不喜欢这样的漂泊生活，他渴望能在海边有一个稳定的家。当特雷弗和父母来到一个保守的小镇，到一个热衷于橄榄球运动的乡村学校读书时，他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为了获得认可，特雷弗谎称自己以前参加过橄榄球赛，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运动天赋。学校的老师福勒先生与其说喜欢教学生打球，不如说更揪心于比赛的输赢，所以当特雷弗的谎言被戳穿后，他受到了福勒先生一连串的责骂和欺辱，唯有男孩马丁冒着触犯福勒先生以及被球队嘲笑的危险，对特雷弗表示了友好。与早期男孩校园小说中把运动当作校园精神不同，《机灵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运动狂”的质疑。

洛威尔·塔林（LowellTarling）的《泰勒的麻烦》（Taylor’sTroubles，1982）则展示了校园生活的另一面。这是一部幽默有趣的小说，据作者自己介绍，小说其实是对自己1962年在中学第一年生活的叙述。685小说讲述初一男孩汤米·泰勒总是期待成为好学生，可是班里发生的每一桩不幸的事都有他的份。小说充满了幽默滑稽的情节，把一个麻烦不断的男生的担忧、希冀和惶惑描写得活灵活现。

20世纪中叶，在澳洲乡村出现过只有一位教师的小学校，这种学校与乡民生活的社区有着紧密的关系。罗杰·卡尔（RogerVaughanCarr）的《裂溪的孩子》（TheSplitCreekKids，1988）就显示了这种亲密性。小说中的男孩尼珀逃学出走，结果整个小镇都知晓，尼珀受到众人的批评。小说展现了童年的乐趣和纯真，也昭示了不少即使今天的孩子也在面临的挑战，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爽的怀旧气息。

校园环境的多样性是20世纪末校园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686寄宿学校、多元文化的国际学校、原住民学校等都成为小说家展开校园叙事的场所。不过，这一时期校园生活不再是小说叙述的核心，而往往只是作为小说家探究当代青少年面临的自我、家庭、情感等等问题的环境背景。弗兰克·威尔莫梯（FrankWillmott）对文化背景日渐多元的澳洲校园投去一瞥。他的小说《破碎》（BreakingUp）把背景设置在贫困旧城区的一所多元文化的中学里，学生大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后裔。小说的主人公，15岁的少年马克·韦勒的朋友克莱尔就是意大利后裔。在他的家分崩离析的一年里，马克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着自己的学校、朋友、女孩们还有家里发生的事情，他感到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令自己困惑，他的父母、他学校的朋友们也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危机。小说细致地描述了马克学校所在的旧城区，为一个在痛苦的家庭中苦苦挣扎试图弄明白生活意义的少年提供了意蕴深刻的背景，性、暴力、儿童虐待、种族主义等等问题均有所触及，只是小说家并没有（显然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687

这一时期，约翰·马斯顿（JohnMarsden）的校园小说特别值得关注。他的第一部作品《那么多要告诉你》（SoMuchtoTellYou，1987）曾获得1988年度澳洲图书奖，已经被翻译成至少9种语言，也曾被改编成电影，是马斯顿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小说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4岁的女孩默瑞娜在父母的一场争执中，被愤怒的父亲扔向母亲的一小瓶显影酸不小心击中，母亲没事，默瑞娜却被严重烧伤，脸上留下了难看的伤疤，心里也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默瑞娜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出于对母亲的怨恨，也困惑于父亲的痛苦和愤怒，默瑞娜拒绝再跟任何人说话。母亲不能忍受她的沉默，也不喜欢家中有个不说话的孩子，默瑞娜被送到沃瑞顿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在理解和支持她的老师林戴尔先生和朋友凯茜的帮助下，默瑞娜开始通过日记讲述校园生活和想法，在其中表达了很多对父母、特别是对父亲的感觉，她心理的创伤渐渐地在愈合。最后，默瑞娜鼓起勇气再次面对父亲，并重新找回了说话的能力，正如小说标题所示的那样，默瑞娜发现自己“有那么多要告诉他”。

马斯顿是一位小学老师，在这部校园小说中，他令人信服并满怀悲悯地表现了一位身体和心灵均受到伤害的女孩的情感世界，日记的语气和表达适时变化，默瑞娜的记忆是逐渐显现的，符合一个承受精神创伤的孩子的真实情况，一开始她只是记载校园的日常生活，只在自己逐渐熟悉了这所新学校，逐渐加深了对老师和朋友的依赖之后，她才允许自己在日记中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写作也不再是最初的流水账。

默瑞娜对父母的情感——对背叛和抛弃自己的母亲、对在混乱中伤害了自己的父亲——也经历着不同时刻的变化，直到她最后清楚了自己的内心需求，想要重新与他们相聚。这是一个关于创伤和疗救的现实主义故事，任何需要从这样那样痛苦中获得某种抚慰的孩子或许都能从中受益。小说实际上超出了早期校园小说的“容量”，儿童虐待、青春期、压抑、家庭关系、父女关系、母女关系、孤独、精神创伤等等主题都有所关注和探询。

1989年马斯顿的另一部校园小说《伟大的盖腾比》（TheGreatGatenby）中的寄宿学校是一所男女合校。小说以幽默滑稽的叙述语气探究了男孩厄利·盖腾比和女生梅勒妮·图泽的恋爱关系以及他们在校园里的越轨行为。这是两个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学生，他们藏在学校艺术教室的天花板上抽烟、教唆一个男生裸身在女生宿舍前奔跑等等。小说坦率且不带任何道德评判地揭示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性意识和性行为，其中有一个片断，叙述者就以快乐诙谐的口吻讲述了盖腾比和梅勒妮对彼此身体的探索。

在同年的另一本校园小说《幸活五年》（StayingAliveinYear5）中，马斯顿对师生关系进行了探究，不过这是一本幻想色彩的校园小说，讲述一位会魔法的新老师改造学生的故事，叙述诙谐妙趣。在现实的语境中探究师生关系、家庭关系、学生之间关系的是朱迪丝·克拉克（JudithClark）的《阿尔·卡普赛拉的英雄生活》（TheHeroicLifeofAlCapsella，1989）和《阿尔·卡普赛拉和看门狗》（AlCapsellaandWatchdogs，1990）以及戴维·麦西罗比（DavidMcRobbie）的《韦恩王朝》（TheWayneDynasty，1989）。

克拉克的阿尔系列是对14岁的男孩阿尔竭力想要变得“正常”的幽默叙述。《阿尔·卡普赛拉的英雄生活》描述了一个有点“脱线”的家庭，父亲决不割草坪的草，母亲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专门写浪漫小说的作家，而阿尔是即将进入青春期的中学生。卡普赛拉家庭的成员为彼此的小缺点懊恼不已，阿尔面对自己“与众不同”的父母，更是常常感到尴尬和有压力。小说以阿尔的视角口吻叙述：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从没有这样思索过我自己或是别人，从没想过他们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奇怪……不去多想，让我更快乐。可自从上了中学，‘正常’就变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全都悄悄担心我们可能有点不正常，我们身上可能有些让别的孩子指责和嘲笑的怪异之处。”688

阿尔深深纠结于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正常”，可是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的母亲总是使他的希望落空：卡普赛拉太太夜里写作，白天则穿着从廉价商店里淘来的邋遢外套四处游逛，她也不喜欢阿尔朋友们的母亲。卡普赛拉太太不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跟邻居们整洁、规矩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阿尔感到自己的“正常化”真的是艰难无比。直到阿尔后来陪伴自己的母亲去拜访了一板一眼、保守正经，再“正常”不过的外公外婆，他才开始学会欣赏母亲的“不拘一格”。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中，校园几乎退居幕后，小说关注的是人物内在的思虑，情节之间也没有太紧密的联系，叙述是由许多片断组成的。而《阿尔·卡普赛拉和看门狗》则聚焦于阿尔和他的同学、朋友们之间的关系，青春期的焦虑、考试的压力、长大成人将要承担的责任等等构成了阿尔成长的外部环境。

20世纪末的校园小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原住民校园叙事的出现。玛格丽特·沙普（MargaretSharpe）的《托伊格孩子》（TheTraegerKids，1983）就提供了一幅坐落在爱丽斯斯布润斯的托伊格公园里的土著小学的校园生活画卷。小说以土著女孩派翠克在布里斯班的探险经历为情节结构，讲述派翠克参观了桉树下的一所驻地学校，在那儿结识了朋友，并且学会了阿瑞塔族和巴家朗族语言的拼写和发音。标示民族身份的语言的发现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主题。

从整体上来看，澳大利亚的校园小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校园小说的发源地英国的影响，英国公共学校、爱好运动的观念、年级长以及校舍制度都在澳大利亚校园小说中得以展现，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的设置也多借鉴英国校园小说的模式，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也对校园小说的发展产生清晰可见的影响，比如小说中增添了神秘、探险甚至侦探的元素。

20世纪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的校园小说则受美国校园小说的影响，更注重展示现代校园自由的氛围。叙事的重点在于对作为学生的儿童及青少年在校园、家庭及更宽广的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探究。不过与一些美国校园小说把校园描绘成乏味枯燥、剥夺童年纯真的地方不同，689校园在澳大利亚校园小说中，自始至终都被看成是一个健康、良性运转的教育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