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硏尊是我的浙江老乡，春晖中学现在还在，是百年名校，电影导演谢晋也是从春晖出来的。1949年以前，在中国中学教育史上，有句话叫作“北有南开、南有春晖”。春晖中学在20年代曾经聚集了一批现代文学文化名人，在这里当过教师的有夏硏尊、朱自清、丰子恺，曾经去讲过课的有叶圣陶、朱光潜等。春晖中学位于白马湖畔，这里曾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群，现代文学研究称之为“白马湖作家群”，他们的创作以散文为主。朱自清的一些散文名篇就是在这里写的，比如《匆匆》、《春》。夏硏尊也在这里创作了很多散文，而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翻译了《爱的教育》。春晖中学校园里至今还有现代文化名人李叔同的“晚清山房”——李叔同的住处。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老师，晚年时被丰子恺接过去，住在丰子恺等弟子们为他修建的“晚清山房”里面。数年前，我曾有机会到春晖中学参观，见到了春晖中学如此多的现代名人旧居遗迹。李叔同的“晚清山房”、夏硏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更难得的是，我们从中可以追寻到现代儿童文学的踪迹。我特意在夏硏尊翻译《爱的教育》的“平屋”摄影留念，你只有到了白马湖畔，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夏硏尊、朱自清、丰子恺他们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非常有传统文化韵味的那种风格。你只有到了那种环境，才能够真正地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要投入儿童文学。

五四时期的翻译是从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的目的出发的，只有通过直译才能领会、把握、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形式、风格。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呢？因为我们原来很少有自己的儿童文学资源可资利用。借鉴西方儿童文学，主要是吸收、借鉴西方儿童文学中的幻想文学、浪漫主义、游戏精神这一面。在建设中国民族本土儿童文学时，建设者们希望可以与西方的“这种”儿童文学相融合、接轨。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景，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中国儿童文学很快便被另一种思潮所吸引与裹挟，即现实主义思潮。在这方面叶圣陶的童话创作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叶圣陶自己说过，他创作童话，第一个原因是他在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感受到中国没有可供小学生阅读的作品；第二个原因，是他受到了西方儿童文学影响，看了安徒生、格林童话后产生了自己“试一试”的念头。因而他最初创作时模仿、学习西方幻想型的儿童文学的痕迹很重，写的是田园牧歌式的、儿童本位的、有着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比如他的童话处女作写《小白船》：从远远的天边驶来一条船，船是白色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船上坐着可爱的、纯洁的孩子——他们要去寻梦，要到远方去。叶圣陶描写的就是这种意境——诗意的、幻想的、浪漫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他早期的童话都充满着作家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田园牧歌式的弹唱。但是很快，他就被另一种文学思潮所吸引，那就是现实主义。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干将。他在创作童话的同时还在写小说，如《潘先生在难中》，都是以现实人生的不幸遭遇为主题，以社会底层的民众、中小学教师生活为对象进行描述。所以，他当时的创作状态是分裂的。创作小说时，他直面现实，不断揭露人世间的辛酸、痛苦；但当他创作童话时，又要建构一个梦幻的、田园牧歌式的王国。创作的分裂体现出他内心的分裂与痛苦、纠结。但是他很快就被“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想所规范，他的童话也很快就走向了现实主义。典型之作就是我们上面论述过的《稻草人》。当然，以后他试图寻找浪漫天国的童话不是没有，但是他的主要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转变，转向了现实。

中国儿童文学选择现实主义不是偶然的，不是兴之所至，而是一种时代与社会的必然选择——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从一起步就面对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面对的20世纪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中国，20世纪的天下是个战乱频仍的天下。

中华文明五千年，雄居天下之中，万国来朝，厘定天下，传承不衰。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外敌肆虐，“天朝”沦为乱邦，百姓频遭荼毒，遭遇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宰割。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大中华居然敌不过小日本。古老的中华仿佛走入漫漫长夜，不知何时重见光明。前人惊呼，这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0世纪一开局，中国就如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列强入侵，神州陆沉，风雨交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辛丑条约》（1901）。紧接着两个外来的强盗在东北开打“日俄战争”（1904）。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结束帝制，试图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秩序（1911）。但在多难的中国只是短暂一梦，先是袁世凯称帝（1913），紧接着张勋复辟，抬出故宫中的小皇帝（1917）。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体进入走马灯般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军阀混战，争雄称霸，生灵涂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科学民主（1919）。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联手北伐革命（1926-1928），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人心叵测，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1927）。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似乎有过短暂的平静，有所谓“黄金十年”的建设（1927-1937），但这十年同时也是“十年内战”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于山东、江西等地发动中原大战（1935）与围剿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国共内战等战事。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威胁与日俱增，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931），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2月13日，当中国的国都被日本占领，四十天南京大屠杀，30万无辜同胞的生命遇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安事变”（1936）突发，国共两党暂时放下仇恨，再度合作，一致抗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全民族八年抗战，中国伤亡3600万人（日军伤亡81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日本投降（1945），一洗耻辱。但国共重庆谈判（1945）签订的“双十协定”很快又被战火取代，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节节胜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23日解放南京。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于迎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伟大诞辰。

百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正是在这么一种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启蒙、救亡、革命、战争”是观察百年现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面对战乱、炮火、天灾、人祸不断的现状，儿童文学能像当年叶圣陶《小白船》希冀的田园牧歌吗？能够寻找到幻想的、诗性的、浪漫的天国吗？显然不现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在呼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此之时，文学自然而然要服务于民族、文化的大目标。中国儿童文学自然也不得不选择“直面现实”，告诉孩子们“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张天翼语）的现实主义道路。所以我们看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那是战争年代的文学，儿童文学最发达的文体、最有影响的文体都是直面现实、能够最快捷地反映现实问题的文体，比如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戏剧。离现实比较远的文体，比如童话，相对比较薄弱。30年代，有的作家甚至对安徒生童话产生质疑，写文章称安徒生童话是有害的，我们中国的孩子不需要它。显然这与当时面临“亡国灭种”的背景有关。而被看好的、受欢迎的则是那些直面现实的作品，小说如《鸡毛信》、《小英雄雨来》，童话如《大林与小林》。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形成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第三方面的原因：那是与民族危亡、革命启蒙、社会变革密切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