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战争胜利后十年的俄罗斯少儿文学

由于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付出了重大的血海代价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故而战后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威望迅速提高，它在全世界范围内证明了自己是—个强国。对于俄罗斯来说，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了。政治、精神、友谊、教育、文化都经受住了战争考验的俄罗斯满怀信心、激情焕发地医治着战争的创伤。

俄罗斯儿童文学面临着在培养新一代人中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问题。这新一代人必须是“朝气蓬勃、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不畏艰险、决心克服任何困难的人”（苏共中央决议）。1950年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1952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和教育科学院联袂召开了一次由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研究人员、教育部和儿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教育学院的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作家等参加的学术工作会议，1952年由共青团中央、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俄罗斯联邦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儿童文学工作会议，1954年召开的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都讨论了儿童文学问题。这些会议对于克服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中存在的下列混乱思想和错误倾向是殊为重要的：

（1）儿童文学萧条了，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家视而不见；

（2）反对向儿童文学提出教育要求，似乎一提教育要求就要降低文学产品的艺术质量；

（3）危害极大的是儿童文学中的“无冲突论”，这种论调认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矛盾，冲突只能发生在好和更好之间；

（4）危害不亚于“无冲突论”的是“理想人物论”，即关于正面人物的一套“理论”，持这种“理论”者力图证明儿童文学必须塑造理想的儿童形象，因为作品正面主人公的不良行为会不利于培育少年儿童新一代。这种论调导致人们盲目乐观、歌舞升平，导致作家们去粉饰现实。有些作家上这种理论的当，不去表现能鼓舞人们同各种弊端做斗争的严峻现实，而去写些用玫瑰色调描绘“亮丽”生活的儿童文学读物。（据雅·切尔妮娅芙斯卡和加·莱古歇芙斯卡编纂的1987年版高校用儿童文学教材）

克服了“无冲突论”“理想人物论”，儿童文学涌现了一大批新作家，他们是：柯诺诺夫、尼·诺索夫、穆萨托夫、卡丽玛、奥谢叶娃、卡尔纳乌霍娃、索特尼克、陀罗霍夫、孔恰洛芙斯卡、库兹涅佐娃、普里列查叶娃、阿列克辛、杜博夫、李克斯坦诺夫、维格陀罗娃、斯拉德科夫、莫什科夫斯基、柯尔舒诺夫、季克、波戈廷、德拉贡斯基、雅科甫列夫、巴鲁兹金、雷巴科夫等。他们都在这个时期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儿童文学也像整个俄罗斯文学一样，卫国战争题材成了这一时期最热门的因而也就成了最主要的题材。作品多半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写成的。其中，伊琳娜的《第四高度》（《古丽娅的道路》），两位英雄的母亲柯斯莫杰敏斯卡的《卓娅和舒拉》被当作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最理想的文学读物推介，其积极影响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苏联国界，同类优秀作品还有柯罗利科夫的《游击队员戈利科夫》等。战时流行的“战争与儿童”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持续发展，李克斯坦诺夫的《小家伙》，穆萨托夫的《北斗星村》等是丰硕成果的代表。

写战后艰难生活的，有一部杜博夫的小说杰作《孤儿》（1955）。

在现实生活题材中，一部分是描写战后经济恢复的，如伏隆柯娃的《大城村》，一部分是描写学校生活的，如维格陀罗娃的《我的班》，普里列查叶娃的《同学们和你在一起》。少先队员和各年级学生成了许多作品的主人公，这些作品中最出色的是阿列克辛的《三十一天》、尼·诺索夫的《快乐的小家庭》、索特尼克的《讲讲我们的事情》和《见所未见的鸟》。

历史题材、名人传记故事的一些作品因人物写得比较丰满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如柯诺诺夫的《开进卡希诺站的火车》《忠诚的心》，尼·波波夫的《安德列的青春时代》，什托尔姆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功绩》，阿尔塔耶夫的《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穆萨托夫的《拉季歇夫的一生》等。

这一时期，跟随着世界的潮流，作家们开始重视和平题材，如维尔希宁的《逆流而上》，还有一批以外国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亲近大自然的作家中，成就显著的有比安基、兹维廖夫、索科洛夫-米凯托夫。科普文学则首推伊林、陀罗霍夫、佩尔米亚克、马尔的作品。历险题材的作品猛增，如卡维林的《船长和大尉》、杜博夫的《河上灯火》、雷巴科夫的《短剑》和《青铜鸟》、阿甫杰延科的《在蒂萨河上》《多雨的春天》拥有广泛的读者。

童诗创作充溢着新的才情，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巴尔托等诗坛将领们自不待说，孔恰洛芙斯卡的长诗《我们的古都莫斯科》（1947—1953）所展示的历史画卷使俄罗斯人心潮澎湃、激奋不已。

这一时期里，有如下作家的作品获得了国家评定的文学奖金：马尔夏克的《童诗》、巴尔托的《给孩子们的诗》、卡塔耶夫的《团的儿子》、卡西里和波利亚诺夫斯基的《小儿子的街》、李克斯坦诺夫的《小家伙》、穆萨托夫的《北斗星村》、卡维林的《船长和大尉》、华西连科的《小星星》、尼·诺索夫的《维加·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米哈尔科夫的《我要回家》、杜博夫的《孤儿》（1967年出版其续篇《艰难的尝试》后于1970年获奖）。

产生于战后十年的三部有生命力的小说

（一）卡维林：《船长和大尉》

维·亚·卡维林（1902—1989）出生于音乐之家，192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次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文史系。1938—1944年间写成的《船长和大尉》是他经过一番艰苦的艺术探索之后所创造的一个艺术高峰，1946年获国家奖金，先后重印过几十版，足见历险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是多么受少年读者的欢迎。

《船长和大尉》的主人公萨尼亚·格里戈利耶夫，开始是个多病的哑孩子，他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有顽强的意志去克服生活道路上的困难，而他终于体现了他座右铭“斗争，追求，探索，永不屈服”的精神，排除万难，实现了做一个飞行员的心愿。萨尼亚从一个淹死的邮递员的邮包里找到一封致探险队长上尉塔塔林诺夫的信，出于好奇，他马上出发去找塔塔林诺夫。而后又为了与塔塔林诺夫女儿卡佳的友谊去找探险队。最后才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苏维埃人民的伟大和光荣而去找探险队，并且真的找到了探险队的行踪。故事在萨尼亚与卡佳间的友谊和爱情情节中展开。时间从革命前一直写到苏维埃时期，地点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到国内战争前线，再到遥远的北方。场景广阔而迷人，开阖之间显示了一个大作家的气度。小说启发少年思考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活着为什么。它教育孩子不应该畏惧危险，面对危险应该去战而胜之，应该勇往直前。所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被少年们引为学习的榜样。

这部长篇小说是卡维林的代表作，由于作家把现实主义原则同复杂曲折的惊险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结构精巧，人物个性鲜明，善于表现崇高的精神境界，读来颇具魅力。卡维林用同样的笔墨于1949—1956年写了一部三部头长篇小说《一本打开的书》。卡维林是受当时政治和文学潮流影响较少的作家，这也是他的作品比较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原因。

（二）杜博夫：《河上灯火》《孤儿》

1.《河上灯火》

尼·伊·杜博夫（1910—1983）在继承和发展俄罗斯经典文学与苏维埃文学传统基础上崛起于战后的一位才华卓越的作家，他擅长于揭示当时俄罗斯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情操境界和精神追求。他曾长期在轮船修造厂工作，还做过售票员，当过教师，当过记者。到近40岁才开始为少年儿童写作品。1951年出版的小说《天涯海角》受到各年龄层次的人喜爱，获得全苏儿童文学征文二等奖。1952年又以中篇小说《河上灯火》获得好评。

《河上灯火》写基辅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学生柯斯加夏天到在第聂伯河上管理浮标的舅舅叶菲姆那里去度假。柯斯加就想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瞧不起舅舅的工作。“柯斯加心想，那里不会有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就不过能够痛痛快快的游游水钓钓鱼罢了。”一天夜里，忽然狂风骤起，大雨滂沱，浮标上的灯火都被雨打灭了。柯斯加帮助舅舅划船去点灯。舅舅顶着狂风，在暴雨中用受伤的手高擎红灯，引导轮船安全绕过礁石，使一船人幸免于难！这一个难忘的夜晚使他充分感受到叶菲姆舅舅航标工作的意义，也第一次体现了他自己的存在对于别人的价值——为自己活着是不会有真快活的，“只有为别人需要、对别人有用的劳动，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有了这份感受，也就懂得了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感到充实和美丽。

2.《孤儿》

杜博夫问世于1955年的《孤儿》是战后俄罗斯儿童文学的重要现象。《孤儿》写男孩廖什卡·戈尔巴乔夫和母亲相依为命，可母亲在战后艰难的时期里病死了。收养他的叔叔是个小店主，以狡诈欺骗、干无赖勾当为能事，见风使舵，不择手段，十足是个鄙俗无耻的小人。廖什卡为了摆脱这种污浊的生活而逃离了叔叔，从此生活的波涛抛掷着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幸而进了保育院后，院长柳德米拉·谢尔盖叶芙娜有一颗慈母之心。院长第一次面对这个被邪恶和侮辱损伤和毒化了心灵的孩子，面对“像公牛一样瞅着她”的廖什卡，她忍不住哭了。“廖什卡不解地看着柳德米拉·谢尔盖叶芙娜。保育院院长应当骂他，凶他，罚他，可这个女人却哭了，完完全全像他的妈妈。”廖什卡终于在心地善良的苏维埃人的关爱下成长为一个具有社会道德的堂堂正正的人，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勇敢的人，从社会感受到温暖和幸福的人。

杜博夫的《孤儿》之所以能长久地打动读者的心，首先是因为他敢于并且忠实于严酷的生活真实，敢于揭示在培养下一代问题上尖锐的社会冲突。在社会上有“叔叔”这样散发着市侩恶臭的小人，在保育院里有把孤儿看作社会包袱的赘疣的保育员，但社会上更有柳德米拉·谢尔盖叶芙娜这样尊重孤儿的人格、相信他们能够具备应有品质的人。他坚信“人——这是最最贵重的珍宝”。杜博夫被认为是特别具有善良天性的人。“善意渗透在杜博夫作品形象的细胞中，善意照亮了他作品的每个场景，使他的幽默散发出暖意。”（拉扎列夫《祝贺杜博夫70寿辰》）1960年，杜博夫出版了《孤儿》的续篇《孤零零一个人是痛苦的》，其后还出版了《逃亡者》（1965）、《海滨一男孩》（1967）、《幸福女神福尔朵娜的车轮》（1978）、《亲朋好友》（1980）等成功之作，都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把孩子放在成人中间来写的，成人和孩子总是被不可分离地统一在同一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每天都在产生着有待用善情纾解的矛盾。这个“两极世界”使杜博夫展现孩子和成人的处世态度、人生哲学成为可能。

1955年后的俄罗斯儿童文学

这一时期里，虽然斯大林已离世，但苏共仍对儿童文学作决议：要求儿童文学按照党所规定的爱国主义、精神道德、美学理想去教育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把青少年培养成具有独立生活和劳动本领、建设新社会本领的人。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家代表大会和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会议中讨论的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发展都有很大影响。这些会议都在肯定儿童文学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取得不小成绩的前提下，对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虽然不像成人文学那么严重但确也明显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提出批评。许多作家都指出了形式主义的种种有害现象和艺术危机在各种文体创作中的表现，描绘了今后儿童文学发展的构想。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改革计划一个接一个相继出台。教育界和文学界向学生推介了一批艺术上真实的、思想上积极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和有利于审美教育的作品。

儿童文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着它在文学中即使“受灾”也是“轻灾区”，再加上经过儿童文学指导思想上认真的反思并采取调整文艺政策的切实步骤，创新意识加强了，这在俄罗斯儿童文学中的积极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艺术水准提高了，题材范围扩大了，作品印数增加了，儿童文学发展加快了。俄罗所儿童文学在前些时期所形成的良好传统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作家们的创作中真切的平民意识大大加深了。作家们对主人公的表现愈来愈“向内转”，着力揭示主人公心理活动，在展现主人公的内宇宙上下功夫。

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在自己作品中出色地成功地表现平民风格的作家们，此时更显示了他们的艺术自信，从而表现得更精湛、更有灵气。其中最有功力的是普里列查叶娃、杜博夫、梅德韦杰夫、波戈廷、热列兹尼科夫、米哈尔科夫、巴尔托、勃拉盖妮娜，以及其他一些善于进行心理刻画的高手。人物心理刻画之深入，甚至使批评理论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儿童心理小说”。六七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自觉担负文学使命时，让小说、诗歌、剧本的创作都力图在儿童心灵深处发生积极影响，以期成长着的一代具有责任心、有公民意识、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怀。

为了从智慧和心灵上争取年轻的一代，创作家和评论家们为作品能在青少年灵魂深处发生道德和审美影响力而进行尖锐的斗争。

历史题材的作品对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毋庸置疑有自己的特殊作用。历史题材作品浓缩着几百年的历史经验，展现了俄罗斯的历史，塑造了俄罗斯反入侵者的将帅和士兵、农民起义领袖、十二月革命党人、职业革命家、第一代共青团员的形象。譬如这样的一些作品：阿列克赛耶夫的《威严的骑士》《光荣鸟》《苏沃洛夫和士兵的故事》《勇士的姓》，雷巴科夫的《短剑》和《青铜鸟》等，都是这一类文学的名著。

这一时期里，描写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为扑灭希特勒法西斯的气焰而建树的不朽功勋的儿童文学作品着重表现的是人的精神道义力量和意志，诸如雅科甫列夫的《炮兵连坚守在那里》，阿列克赛耶夫的《人民战争在进行》，奥奇肯的《我叫依凡。我们叫费陀洛夫》，包郭莫洛夫的《依凡》，特维尔斯基《土耳其进行曲》，波戈廷的《活下去，士兵》，巴鲁兹金的《重现往事》，阿列克辛的《后方就是后方》等。

国际题材即以国际友谊为内容的作品对于孩子们的培养日渐显得重要。其名作有卡丽玛的《维也纳的白嘴鸦》《艾土阿利广场上的小书亭》，巴拉诺娃的《紧紧地手挽手》，勃拉盖妮娜的《亮亮地燃吧！》，玛什肯的《蓝蓝的大海白白的船》，卡西里的《祝你万事如意，殿下！》，柯里涅茨的《维尔涅尔的敬礼》，托克玛科娃的《遥远的尼日利亚》，它们表现了人类对全球和平的共同向往，表达了人类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政治制度、不分宗教信仰都一律平等的思想。

相当一部分著名作家和诗人反映了俄罗斯孩子的生活，描绘了幸福童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和事情。这些作品是《费嘉和达尼尔卡》，伏隆柯娃的中篇小说集《太阳朗照的日子》《雪在前进》《小金钥匙》《女同学结伴上学》《金星指挥员》，德拉贡斯基的《吉尼斯故事》，雅科甫列夫的《好汉华西亚》，阿列克辛的《信号兵和号兵》，托克玛科娃的童话《罗斯带克和盖莎》和《阿丽娅，克利亚克西奇和字母“a”》，符·吉舍廖娃的《小姑娘和爱鸟年》，巴尔托的《冬天到林子里去采花》，亚历山大罗娃的《一颗小星里出来五个人》，拉东希科夫的《盛夏》等。

许多当代儿童文学作家把观察的目光投向那些隐秘的、潜在的但确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它们已经对学生良好个性的形成构成了障碍。这些不良现象已经产生了学校教学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学校与家长、学校与学生关系中的形式主义。这里应该提到三位敏于表现现实生活、从令人忧虑的现象中汲取题材、塑造形象的作家：梅德韦杰夫、热列兹尼科夫、克拉皮温。他们分别用自己的童话和小说推出了三个活生生的形象：巴兰肯（《巴兰肯，活出个人样儿来》）、莲娜（《稻草人》即《丑八怪》）、谢辽查（《罗斯车站的骑士们》《谢辽查的星球一小时》）。在梅德韦杰夫、热列兹尼科夫、克拉皮温三位作家笔下都出现了精神高尚、境界美好的人物，性格冲突的产生和解决都是由于他们坚持崇高的道德准则。然而作家们都避开了喋喋不休的训诫，在读者心灵深处激起猛烈的思想波澜，希望孩子们能学会敏锐的观察，具有原则性，保持诚实的品格，从而丰富其智慧、陶冶其心灵。

一些描写音乐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学生中间激起对音乐的关注和兴趣。这些书中的优秀之作是阿勃拉米扬的中篇《谁走了调？》《倔鼓》，阿列克辛的《我的哥哥吹黑管》，李哈诺夫的小说《音乐》，扎霍吉尔的诗《小提琴手》，阿肯姆的诗《音乐爱好者》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把音乐题材和道德问题紧紧联系起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到了70—80年代，儿童愈来愈成为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和巩固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进入80年代，俄罗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和外国儿童文学作家间的理解更充分、合作更巩固，扩大了各国间的儿童文学联系交流，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中也有苏联理事（诗人托克玛科娃任理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理事待定）。各国孩子间的相互了解，对儿童的精神成长大有裨益。以李哈诺夫为主席的苏联儿童文艺家协会为促进儿童相互了解而组织过几次座谈会，并举办国际儿童书籍绘画展。

别林斯基指出过：内容，是蕴蓄在有血有肉、有灵有神的生动形象中的思想。如果以这样的要求来审视当今的俄罗斯儿童文学，那么俄罗斯儿童文学要求发展，其艰难的课题还在内容。俄罗斯人的观念已经发生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所有的俄罗斯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来说，都是新课题。新的时代正需要新的盖达尔——他能在表现变化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做出对俄罗斯广大儿童负责的文学回答。这样的时候，批评家们的水平和责任感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他们要站在前列，为未来的俄罗斯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