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语“童话”最早出现在哪一年？

中国古代便有童话式的作品，这已是公认的事实。然而，“童话”这一名称却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现有的研究一致认为辛亥革命前，孙毓修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童话》丛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物上使用了“童话”一词。那么，《童话》丛书最初出版是哪年哪月呢？我查阅了国内一些研究者的文字，发现主要有以下说法：

①1909年2月。（盛巽昌：《关于“童话”的来源》，载《儿童文学研究》第21辑。）

②1909年3月。（洪汛涛：《童话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6页。）

③1909年10月。（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页。）

与上述说法不同，日本的已故中国文学学者新村彻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小史（3）》（载《野草》第29号，1982年）中，明确指出，《童话》丛书的最初出版日期为1908年11月。现将新村彻的有关论述摘录如下：

可以说，真正意识到儿童，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读物是从1908年开始出现的，那就是孙毓修编、译、校，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童话》丛书。

《童话》丛书的第一篇是《无猫国》（1908年11月）。

第一集共89篇（89册，86种），可确证的出版日期为1908年11月至1919年12月（第88篇的出版日期），第二集共9篇（9册，8种），可确证的出版日期为1910年1月（第2篇的日期）至1918年7月（第8篇的日期）。如果把见到的再版版本加在内，其最终出版日期是在1923年9月即《童话》丛书经历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持续出版了15年。

在上述国内研究者之间以及他们与日本学者新村彻的说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在国内研究者的文章中，没有明白表露出是否以亲眼目睹了原始出版物为根据（但是，在盛巽昌、张锡昌主编的《中国现代名家童话选》中，明确标明《无猫国》和《大拇指》均选自1909年3月版）。只有新村彻的文章明确道出是在亲眼目睹了樽本照雄所收藏的《童话》丛书（不全）后得出的上述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新村彻没有见到《童话》丛书的第一本《无猫国》（1908年11月），但是他见到了与《无猫国》同时出版的丛书的第二本《三问答》。新村彻还说，接下来的三本《大拇指》《绝岛漂流》《小王子》是于1909年1月和2月出版的。

在同文中，新村彻还提到：孙毓修为《童话》丛书写的《〈童话〉序》一文曾于1908年12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卷第12期上。如果新村彻说法属实，那么孙毓修的《〈童话〉序》也许就不止在杂志上发表过一次。因为据王泉根选评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提供的资料，《〈童话〉序》还曾发表在1909年2月刊行的《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上。

《〈童话〉序》发表的两次时间也显示出《童话》丛书有可能是在1908年11月开始出版时（当然也不排除孙毓修在丛书出版之前把序文寄出发表的可能性）。至于盛巽昌、张锡昌主编的《中国现代名家童话选》所收的1909年3月出版的《无猫国》和《大拇指》则有可能是再版版本。据新村彻同文可知，《童话》丛书曾有再版，其中的《大拇指》从1909年1月到1922年9月共刊行了十四版之多。

目前来看，新村彻的1908年11月的说法，根据比较确凿。如果以此为准，那么中国的出版物上第一次使用“童话”一语就是1908年11月。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者认为《童话》丛书出版截止于1916年的说法，也被新村彻的上述文章所推翻。

二、“童话”词源来自何处？

最早指出“童话”一词来源的是周作人。他在1922年与赵景深通信讨论童话时曾说：“童话这个名称，据我知道，是从日本来的。中国唐朝的《诺皋记》里虽然记录着很好的童话，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十八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才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及《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称可说已完全确定了。”

日语中的“童话”，读音为“どぅゎ”，发音与汉语的“童话”相近，书写为“童话”，与当时孙毓修使用的繁体字“童话”完全相同。故中日两国，不论谁传给谁，在书写（印刷）上照搬即可。虽然，汉语中有“神话”“说话”“平话”“笑话”等文体上的用语，从汉语的组词结构来看，也有可能自生表示文体的“童话”一词，但相比较而言，日语造出“童话”词汇的可能性更大。比如，日语中除了也有“神话”“说话”“笑话”等表示文体的语汇以外，汉语称为“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作品，日语则称为“昔话”或“民话”，对其进行改写则叫作“再话”，汉语的“寓言”，日语则称作“寓话”。可见“话”在日语中组成一种文体的造词功能和造词频率都高于汉语。尽管古汉语中，“话”也是“故事”之意，但日语中的“话”至今仍作为表示“故事”之意的词，经常而广泛地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这说明了“话”在日语中的活力。

后来的许多人也都持着“童话”来自日本语语汇的看法。比如新村彻上述文章中就说：“‘童话’一语为日本语语汇。在日本，从文献上可以确证有其词汇是1810年前后起，而在书名中冠以‘童话’一词的单行本，出版于近代明治时期的1873年。”另如，1981年台湾出版的《中华儿童百科全书》中也说：“日本人翻译《安徒生小仙子故事集》，用的就是‘童话’这个名词，译成《安徒生童话集》。‘童话’的意思是‘儿童故事’。这个名词，也传到我们中国来。”贺宜也持“童话”来自日本的看法，但他认为“是‘五四’以后才从日本引进的”（贺宜《漫谈童话》）。这在时间上已经站不住脚。

近年，有研究者对“童话”一词来自日语语汇的说法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其方法是以证明日本在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之前，并没有使用过“童话”这一语汇为根据。

盛巽昌说：“我们没有见到山东京博（应为山东京传——朱自强注）等的‘童话’，但从他们的传记里清楚，这两位十九世纪日本的文人，都与儿童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等却很有造诣；此后，誉称日本‘儿童文学之父’的岩谷小波，为日本孩子做出很大贡献，他主编了不少少年儿童书刊，可是在他的著作里，没有见到‘童话’的字眼，‘童话’往往却被‘物语’代替了。‘童话’两字究竟是日本传入中国（当然不是‘五四’运动之后），或者是中国传入日本，甚至是英雄所见，不谋而同，至今还是个谜。”（盛巽昌：《关于“童话”的来源》，载《儿童文学研究》第21辑。）

洪汛涛的《童话学》在引出周作人的上述观点后加以否定说：“我们至今未能找到那本《骨董集》。但有的文字中说，《骨董集》问世于1814年，但其中并无‘童话’此词，而只是‘昔话’（むかしばなし）。‘昔话’是从前的故事，不能说是‘童话’。”“有的文章中说，《燕石杂志》问世于1810年，其中也没有‘童话’此词，而只有‘童物语’（わらべものがたり）。‘童物语’也就是‘儿童的故事’，并不是‘童话’。”

洪汛涛在同书中还以日本学者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把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定为1890、1891年为根据，认定：“山东京传和曲亭马琴的作品是在这以前早许多的时间里，更不大可能用上‘童话’这个词。”洪汛涛还根据《儿童文学引论》的文字说：“日本在过去把那种幻想故事，是称作‘御伽’的，到大正时代才开始叫‘童话’。”“大正元年才是1912年；那比周作人说的年代要晚得多了。”“如果上笙一郎在《儿童文学引论》中的说法确凿的话，那周作人的说法就被否定。日本出现‘童话’这个词，最早也是1912年。……孙毓修编撰《童话》，出版期为1909年3月，……较之日本的大正元年，也早了好几年。当然，光有这些材料，也不能断定说‘童话’这个名称是由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但是可以说日本的‘童话’这个名称，有由中国传过去的可能性。”

周作人的“童话”来自日本说，与洪汛涛的“童话”有由中国传过去的可能性说，两者谁是谁非呢？根据我目前对日本儿童文学史的了解和所查证的资料，基本可以说“童话”来自日本语语汇，而洪汛涛所说的“童话”“由中国传过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其理由如后文所示。

三、日语“童话”的出现早于汉语“童话”近一百年

虽然洪汛涛在上述文章中推翻了周作人的说法，但是却没有有力的证据，有的结论甚至是由对别人观点的误解而得来的。

对周作人讲到的《骨董集》《燕石杂志》《玄同放言》，洪汛涛以“有的文章中说”为根据，否定其中出现过“童话”一词。但是，洪汛涛没有标出“有的文字”的作者和出处，使我无从查考其可信性。引用他人观点而不标示出处，是为研究尤其是考证文章之大忌。洪汛涛以上笙一郎指出的“日本的儿童文学是1890、1891年才有的”为由，认为“山东京传和曲亭马琴的作品是在这以前早许多的时间里，更不大可能用上‘童话’这个词”；他还根据上笙一郎指出的日本儿童文学由明治时代的“御伽噺”演进为大正时期的“童话”这一历史发展过程，认定：“日本出现‘童话’这个词，最早也是1912年。”上笙一郎的说法是确凿的，但洪汛涛由此而做出的两个推论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其出示的论据与要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因果关系。

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以岩谷小波的童话（在那个时代被普遍称为“御伽噺”）《小狗阿黄》（在《儿童文学引论》中译本中被译者误译为《黄金号》）的出版作为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诞生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日本就没有儿童文学。上笙一郎就把近代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作“史前的儿童文学”。如果了解到了这一点也就不会断定《小狗阿黄》之前“不大可能”存在“童话”——儿童的故事。

在明治时期日本文学界的确把岩谷小波式的幻想故事称为“御伽噺”而不叫作“童话”，但这是从文体上进行的区分，也不意味着日本在这时或者更早绝对没有广义上的表示儿童的故事的另一个词——“童话”。

那么，日本语中究竟是何时有“童话”一词，“童话”又是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才在意义上演变为今天日本语中的“童话”的呢？

根据我所见到的资料，能够证明的是“童话”的最早出现，是在泷泽马琴（泷泽马琴别号曲亭主人，故亦称曲亭马琴）的《燕石杂志》（1810年）、《玄同放言》（1820年）和山东京传的《骨董集》（1814—1815）中。

日本儿童文学学会编著的《儿童文学事典》（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88年4月8日第1版第1次印刷）中的“童话”一条这样写道：“童话一般是指以儿童为读者对象，具有文学性的读物，大多是指面向低学年的短篇作品。在这一用语之前，明治中期，岩谷小波把面向幼年儿童的读物称为‘御伽’。（中略）‘御伽’直到进入大正时期，为‘童话’所取代之前，一直被广泛使用。不过‘童话’这一语汇已经被江户时代的作家、学者使用过。山东京传把‘童话’训练为‘むかしばなし’，用音读的‘童话考’作为‘童话’研究著作的书名。泷泽马琴在《燕石杂志》中把‘童话’读为‘わらべものがたり’。黑泽翁满写过《童话长编》一书。”《儿童文学事典》所收的“山东京传”和“泷泽马琴”两词条也明确指出，《骨董集》和《燕石杂志》使用了“童话”一语。

周作人与赵景深在1922年对童话进行讨论的通信文章，曾在1935年被伊藤树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的《儿童艺术研究》杂志第3、4期上。伊藤树夫在译文后，给周作人提到的《骨董集》《燕石杂志》《玄同放言》做注释如下：《骨董集》——“文化初年开始写作，文化十二年十二月上编四卷出版发行。京传在晚年，以十余年的光阴，对这一编著倾尽全力。这是关于江户时代的文艺习俗的随笔集，是研究的极好资料。虽然在《骨董集》的版权页上，预告‘最近将出版’《劝惩记》《山东漫录》《杂志考》《童话考》四卷，但最终未能上梓。”

《燕石杂志》——“文化五、六年著，文化七年刊行。考证式随笔录。”

《玄同放言》——“文政三年刊行。考证式随笔集。当世评价其模仿《骨董集》，但终未能超过《骨董集》。共计84篇，全六卷，卷六杂部中可以见到童话考余。”伊藤树夫在注释中所加的重点号，无疑是用来证明周作人之言属实。

四、日语“童话”在日本出版物中的百年轨迹

为了找到1810年对我们开始使用“童话”的1908年间“童话”一词在日本出版史上的轨迹，我查阅了三种年表，结果发现仅书（篇）名中出现“童话”一词的就有如下出版物。

1874年，《西洋童话》，今井史山纂辑，浪华书肆清规堂出版。

1899年，《关于童话》，松本孝次郎著，载于《儿童研究》杂志第7期。

1900年，①《日本童话的渊源》，芳贺矢一著，载于《教育》杂志第6期；②《童话问题》，乙竹岩造著，载于《教育》杂志第7期。

1901年，《童话的缺欠》，铃木治太郎著，载于《儿童研究》杂志第12期。

1907年，《日本的童话》，高野斑山著，连载于《教育学术界》杂志1907年第12期，1908年第1、2期。

1908年，《童话的研究》，高岛平三郎著，连载于《小学校》杂志第2、3期。（以上见上引《儿童文学事典·年表》）

1857年，《童话长编》（童话考），黑泽翁满著，律居社中梓。

1874年，《西洋童话》，今井史山译，浪华、清规堂出版。（以上见《儿童文学辞典·年表》东京堂出版，1970年3月5日初版印刷。）

1901年2月，《童话的缺欠》，铃木治太郎著，载于《儿童研究》杂志。

1902年8月，《童话在幼儿园》，松本孝次郎著，载《儿童研究》杂志。

1903年8月，《月亮池》，海外童话，冽水译，连载于《读卖新闻》2日至16日。（以上见鸟越信著《日本儿童文学史年表·1》，明治书院，1975年9月10日初版发行）

鸟越信年表中的翻译作品《月亮池》一项，虽然作品题目中没有出现“童话”一词，但在原作者处，不是标示人名，而是笼统标示“海外童话”，因此，也可作为出版物中出现“童话”语汇的例证。

年表，是文献学、书志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其重要的编纂原则之一，正如鸟越信在《日本儿童文学史年表》的凡例中所说：“以尽可能占有原始出版物为宗旨，表记上遵从原始出版物的记载，追求严密性。”

可以说，上述年表中的资料，基本上经过了编者对原始出版物的实证，是具有可信性的。当然，上述年表也并没有反映出全部有关资料，而且由于它们只是对单行本和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作品）的题名给以记载，对其内容却并不做具体反映，所以，除此之外“童话”一词肯定还多次出现于其他出版物中。

比如，木村小舟的《少年文学史》（1942-1943年）明治编下卷中，就提供了一个叫开发社的出版社于1899年开始出版发行题名为《修身童话》的幼儿读物这一信息。木村小舟认为，明治以后，有意识地将“童话”作为儿童的文学的名称来用，是在出版《修身童话》的1899年。这似乎与上述《儿童文学事典》中所说的明治时期，普遍把面向幼年儿童的读物称作“御伽噺”一事有些矛盾。但是，木村小舟说：“同样是民间故事或者传说之类，从文学的角度把握时，称其为御伽，从教育的立场把握时，则不叫御伽而称其为童话。这样一种看法，如果以今天的认识来看，恐怕会产生很大异议，但在当时，却大体是这样进行区别的。”（见《日本儿童文学概论》，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78年11月1日第1版第4次印刷，第103-104页）

再如，前述年表资料中曾两次出现的发表童话研究文章的松本孝次郎，于1902年出版了《实际的儿童学》一书，其中便收有《关于童话的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包括整本书）是作者在“帝国教育会”所做讲演的记录，能得以出版，可以想象其在当时影响是很大很广泛的。该文的主旨在于探究“童话”在教育上的价值，以儿童心理学为基点，考察将童话给予儿童的方式、方法。

从前述年表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富于意味的信息，其一，进入明治四十年代，“童话”一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出版物中；其二，有关“童话”的文章，均出自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学家之手笔，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儿童研究或教育文献的杂志上。

明治三十年代，是日本儿童研究的兴盛时期。儿童研究的浪潮促进了明治四十年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发生和发展。儿童心理学家们在日本儿童文学研究的初萌期，发挥了启蒙作用。仔细阅读几种年表，的确如木村小舟所言，岩谷小波这样的文学家对儿童文学读物使用“御伽噺”这一名称（间或也用“少年文学”），而松本孝次郎、高岛平三郎这样从事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研究的学者则使用“童话”这一名称。

以上对日语“童话”在出版物中出现的轨迹的考察，已经能够证明至中国出现“童话”一词的1908年，日语的“童话”一词已是年代久远，根深蒂固了。

五、日本对诞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

考证“童话”一词是由中国传到日本，抑或是从日本传到中国，文献学上的实证是最为重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大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也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说到底，在中国，“童话”一词的出现是结结实实地与儿童文学的出现连在了一起。它绝不是孤立的语言影响。

世界各国文化上的影响，尽管质量有别，但总的来说是一种双向运动。不过，在具体功利目的下面对他国进行的文化选择，都会遵循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文化上的影响也会呈现单向运动的轨迹。

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时期，便接受了日本儿童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除了有日本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译介到中国，许多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比如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儒勒·凡尔纳著，原名为《两年间学校暑假》）转译自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鲁迅的《月界旅行》（儒勒·凡尔纳著）转译自日本井上勤的日译本。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以作为创始人的周作人为例，他所宣扬的进步的儿童观的底蕴里，明显有着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童话理论的基石——安特路朗·兰格的人类学观点，也是通过日本这一桥梁所取得的；另外，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方法也对他产生过影响。

在日本对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影响的大背景下，深谙中日两国文化并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学识严谨的周作人说出“那时中国模仿日本已经发刊童话了”（见《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375页）“童话这个名称，据我知道，是从日本来的”这样的话，是基本可信的。在当时儿童文学评论里还能找到不少照搬的日语语汇，比如“物语大师安徒生”中的“物语”，论文《童话与空想》中的“空想”（日文意为幻想）。

周作人等对“童话”“物语”“空想”等语汇来自日本语的实感，恐怕就像今天的精通日语，熟知日本文化的人见到“卡拉OK”“洋服屋”“新登场”便知道其语源来自日本语一样。

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期从日语拿来“童话”这一语汇，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作为儿童文学代名词的“童话”一词的源头来自日本，其实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期的这种受动的性格，对其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